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革命轉入低潮。但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並沒有被敵人嚇倒，他們高舉起武裝革命的旗幟，繼續向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展開了英勇鬥爭。時，在陝西境內就爆發了著名的清澗起義、渭華起義和三原、旬邑、禮泉、淳化等地區的農民起義。為了保存革命力量，以革命的武裝對抗反革命的屠殺，1927年10月11日晚，唐澎、李象九、謝子長、白明善等組織發動了清澗起義。由於敵我力量十分懸殊，又沒有堅實可靠的群眾基礎和鞏固的根據地，到年底這支隊伍只剩下29人。兵暴在敵人的殘酷鎮壓下失敗了。但其意義非常重大。這是我黨領導的西北革命歷史上第一次武裝起義。
1928年，渭華起義也失敗了。謝子長、劉志丹等在井崗山革命根據地的啟發下，認真總結了以往失敗的教訓，決心走農村包圍城市以取得最後勝利這條道路。他們根據陝西省委指示，到陝北和陝甘邊一帶，開始了創建革命武裝和革命根據地的活動，在斗爭中逐步形成並完善了適合當時陝北革命鬥爭特點的正確的戰略和策略理論。
瓦窯堡同樣被白色恐怖籠罩著。各種反動勢力奉行蔣介石“寧肯錯殺一千絕不放走一個共產黨員”、“不消滅掉共產黨，死不瞑目”的指令，瘋狂地進行反撲。革命者和群眾殘遭殺害。危急時刻，革命隊伍內部也發生了分化。在瓦窯堡黨支部裡，孫紹山、營子碩、井助農、薛應則等叛變了革命。他們出賣靈魂，認賊作父，與人民為敵。馮景翼、李國章、張國仁等人消極脫黨。黨組織的安全受到極大威協，隨時都有被叛徒出賣甚至被摧毀的可能。但是，有更多的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都更加堅定。 1929年我由共青團轉為中共黨員，我為自己能在特殊困難的情況下成為堅強的共產主義者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