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3月4日（農曆甲寅二月初八），我出生於安定縣（今陝北子長縣）瓦窯堡家中。根據家譜，我們這一輩排在“宗”字上，爹給我起名叫李宗貴。那時，我已有了兩個哥哥和三個姐姐，二哥和三姐不得已過繼給了別人。
爹自己認幾個字，深感識字的好處，所以，日子過得再苦也要讓兒子唸書。大哥李宗元老實厚道，但不是塊唸書的材料，進私塾讀了4年，連自己的名字都寫不整齊。爹說我從小就聰明懂事，他和娘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寄託在我身上。
1921年，我七歲那年，被送進私塾，念了一年。我永遠忘不了我的啟蒙老師趙鼎銘先生，他除了主要教我們識字外，還講一些前清政府如何腐敗，如何造成中國的貧窮落後等天下大事。我人生的第一課就和國家民族的命運相關聯了。
1922年，我轉入瓦窯堡米梁山貧民小學讀書。家中省吃儉用，拚命為我湊夠每年4000文錢的學費，供我讀完了初小三年。
至今難忘的侯錫康先生，給我們講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學校每天早上朝會時，全體學生背誦“總理遺囑”，讓我們在小小年紀，就受到民主革命的熏陶。新思想觀念是很容易進入像我這樣自小就吃苦的孩子的心田。我十分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除了發奮苦讀，還盡力幫助母親去賣豆腐、賣油，設法分擔一些家庭生活的重擔。
1925年，我以品學兼優的名次進入瓦窯堡第二高等小學。這所進步學校，為我打下了我革命人生觀的堅實基礎，在這兒，我邁出了為國為民的第一步。
1925年“五卅”運動後，國共合作形勢較好，黨領導的反帝鬥爭洶湧澎湃，工農革命運動有了更深入的發展。
有著光榮革命傳統的陝北，其革命鬥爭形勢也發生了很大變化。由李子洲等創建的中共綏德特別支部，積極培養大批共青團員和共產黨員，為革命準備了新生力量。為在綏德縣省立第四師範、米脂三民二中、榆林六中、延安四中、瓦窯堡第二高小等學校發展革命力量，黨組織派進一些就讀於北大等學校的黨、團員學生到這些學校任教。當時教員中的黨員有馮景翼、李國章、張國仁、孫紹山、桑非吾（化名）、營子碩等。桑非吾、張國仁教我們社會常識和自然科學。他們公開講述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近代史；講袁世凱賣國，講軍閥混戰，講帝國主義侵略等等，從中分析中國為什麼落後，如何才能解救中國。進而講孫中山的“世界大同”，講他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講蘇聯革命，蘇聯人民平等自由。還講共產黨的綱領等等。他們受瓦窯堡地方黨組織委派，挑選進步學生，秘密發展其成為共青團員。每逢暑假，再派這些團員召集一些經過考察的學生，以“進修標點符號用法”等為由，進一步灌輸革命思想。
我在第二高小是優等生，全班五、六十名學生，我常考第一名。當時我看了許多書，如古代名著《水滸》、、等；還有進步老師介紹的《少年漂泊》、《鴉綠江上》以及郭沫若的著作等。在學業上大有進步，同時在思想上也受到熱烈的革命氣氛的強烈感染。
我姨的兒子楊延齡，是延安四中學生，放假回來常住我家，他已是共青團員。特別是共產黨員史唯然，他當時被綏德黨組織派到瓦窯堡駐軍中發展黨團員，對我形成革命理想影響很大，我決心走他們的道路。
經過一段時間考察，黨組織認為我出身貧苦，對舊社會有著天然的仇恨；學習好，且助人為樂；正直豪爽，好打抱不平；勤勞樸實，能吃苦耐勞並容易接受進步觀念，是一名可以造就的有志少年。
1927年的春天，黨組織正式吸收我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我的介紹人是同班同學王思溫和李登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