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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勞武結合大生產

李志民回憶錄 李志民 6130 2018-03-16
敵人的封鎖特別是一九四三年的秋季大“掃蕩”,給邊區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帶來極大困難,但也促進了邊區軍民下決心自力更生,發展生產,去克服困難。當時,為了克服面臨的困難,地委、分區黨委堅決響應毛主席“組織起來”和“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一手抓對敵鬥爭,一手抓生產,勞武結合,邊打仗邊生產,以戰鬥的勝利保衛生產,提高搞好生產的信心;以增加生產,改善生活,提高軍民的鬥志,互相促進。在開展圍困、逼退敵堡壘鬥爭的同時,也不誤農時地抓搶耕搶種搶收,既取得鬥爭的勝利,又獲得豐收,保證了軍需民食,振奮軍心民心。 我們地委、分區通過整風運動,結合鬥爭實際,特別強調改變領導作風,要求各級領導深入部隊、群眾,把群眾組織起來,實行面對面的領導,抓好各項工作的落實。春耕大動員後,地委、分區曾組織過幾次檢查,秋收前,又聯合組織檢查團,到各地全面檢查戰備、生產工作,針對某些縣、區的干部、群眾認為我軍連續取得巨大勝利,逼退許多敵人堡壘,敵人不敢再來“掃蕩”的輕敵麻痺思想和放鬆戰備的情況,普遍進行教育,落實反“掃蕩”反搶麥鬥爭的戰備措施;同時檢查落實秋收秋種計劃,促進革命競賽運動的開展,收到很好的效果。

十一月間,專區政府還專門召開水利建設會議,規劃淖倫河沿岸開渠改善灌溉條件,將部分旱地改為水澆地,提高作物產量,同時動員群眾利用冬閑時間興修水利,以利來年的春耕生產。過去,上級佈置一項任務,往往黨內開會,黨外開會,抗聯、青救會、婦救會、兒童團等群眾組織層層開會傳達,幾乎天天有會,甚至一天幾會,一人幾會,所以群眾中流傳有“國民黨稅多,八路會多”之說。為了改變這種形式主義,浪費領導精力,浪費群眾時間的作風,地委、分區特地發出《改善召開群眾大會的指示》,要求減少會議,必要開的會議要在會前作好充分的準備,誰講話,講什麼都要預先商定好,講話力求簡短明了,避免重複;要求講話要講得比較詳細、具體、生動,使大家聽得清,誰聽不懂的,還可以問,可以討論;少講空話,多講群眾關心的事,使群眾真正有所收穫;還要求開會應盡量吸收群眾中的英雄、模範多講話,減少機關代表講話,同時,要充分利用會前的時間進行小型的宣傳和文化娛樂活動,把會議開得有生氣,吸引群眾參加。各地貫徹這個指示後,開會的風氣有很大轉變,對宣傳發動群眾起了很好的作用。搞好通訊報導工作也是宣傳發動群眾、開展革命競賽活動的重要手段。四月初,我親自主持召開分區直屬隊通訊員大會,四月十一日,又召開分區宣教工作會議,傳達佈置通訊報導工作,同時,分區出版了《生產戰線》小報,及時報導各部隊生產情況。經過這幾次會議一抓,分區的通訊報導工作很快開展起來,通過《晉察冀日報》、《子弟兵報》及分區的《生產戰線》小報及時報導各部隊和民兵、群眾戰況戰績和生產情況,宣揚典型單位和英模事蹟,對各項工作都有促進。

毛主席在《組織起來》一文中強調指出:“只要我們全體英勇善戰的八路軍新四軍,人人個個不但會打仗,會作群眾工作,又會生產,我們就不怕任何困難,就會是孟夫子說過的:'無敵於天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83頁)我們分區在開展大生產運動中,曾經歷過一個逐漸認識的過程。四月中旬以前,因為動員工作不夠深入,尚有部分同志對大生產的意義認識不足,對在戰爭環境中搞好農業生產缺乏信心,個別同志還有些抵觸情緒,比如,有的說:“為什麼叫當兵的也生產?”“又打仗,又生產,結果什麼也鬧不好!”有的說:“生什麼產?鬼子來了還不是一掃光!”“今天開荒,明天轉移了,收成給誰要?”由於認識不足,參加勞動就不積極,有的部隊找耕地時只找好地,不要壞地;有的則偏重於搞運銷和跑運輸,不願花力氣開荒搞農業,結果在運銷中發生了不少問題,個別的還犯了貪污、腐化的錯誤。

我們發現了上述問題後,四月中旬,從上到下開展廣泛的動員教育工作,使廣大干部戰士認識“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和“發展生產,保障供給”的重大意義,樹立“以農業為主”的思想,從四月中旬至六月初,先後開展了兩個農業突擊週,第一個突擊周是以七分之四的力量,用了一萬一千多個工,幫助群眾生產,第二個突擊周則以部隊開荒為主,提出全分區“為突破萬畝耕地而奮鬥”的口號。當時我們已有的耕地僅三千一百六十二畝,要突破萬畝關任務比較艱鉅。我們分區領導同志於四月二十四日帶領機關於部和直屬隊上山開荒,司令員鄭維山、參謀長易耀彩和我等五位分區領導同志組織一個生產小組,每天從早飯後一直於到吃過晚飯才下山,接連於了五天,每個人手上都打起血泡;易耀彩的血泡最多,兩手起了八個泡。開荒頭三天,我們領導同志開荒七畝半,我和鄭維山兩人還種下七十五棵南瓜,九十棵麻和五十株豆角,而且都施了肥。領導機關帶了頭,各部隊立即行動起來,很快突破了萬畝大關,全分區部隊的耕地從三千一百六十二畝增加到一萬三千七百一十七畝,其中開荒地九千九百四十六畝,超過原計劃三千餘畝;再加上運輸、運銷以及副業、手工業的收入,較好地完成了兩個月的糧、菜自給和全年改善伙食的補充經費等任務。部隊發展生產,生活普遍得到改善,一般伙食單位油鹽充足,鮮菜經常有,不但吃得飽而且吃得好,還經常能吃上大米、白面和肉。

生產經營按勞動量進行分紅,使戰士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有積蓄,一般都有了毛巾、肥皂、牙刷、牙粉等日用品,抽煙的還有煙吸,並且都當上了生產、消費合作社的股東,個人分紅多的一年分到五百元以上,最少也在十元左右。生活的改善,部隊病號減少了,病號下降到只佔總人數的百分之二點三,比上一年減少百分之一點二。部隊開展大生產運動,官兵並肩勞動,同甘共苦,進一步密切了官兵關係;部隊生產部分自給,減輕群眾負擔,而且還幫助群眾生產,又進一步密切了軍政、軍民關係,可謂一舉數得。 一九四三年敵人的秋季“大掃蕩”,燒殺搶掠,對我們分區破壞十分嚴重,群眾的糧食和種於被搶,耕畜和農具被搶,房屋被燒,青壯年勞力被殺被擄,給群眾的生產、生活造成極大困難。一九四四年春,我們地委、專署首先進行救災,賑濟受害群眾,發放貸糧讓群眾度過春荒,並在春耕前發放購置牲畜貸款,補充牲口,開展運輸。在群眾生活基本安定下來之後,即遵照毛主席“組織起來”的指示,大力發展撥工組、變工隊的勞動組織,有條件的鄉村還試點創辦消費、生產合作社,開展大生產運動。

春耕開始時,群眾顧慮敵人再來“掃蕩”搶掠,害怕自己“辛辛苦苦忙一年,鬼子一來全搶光”,生產熱情不高。隨著宣傳動員工作的深入,特別是圍困、逼退敵堡壘鬥爭的節節勝利,生產積極性逐步提高。平山縣為了增產,動員群眾大量壓綠肥,據六個區不完全統計,一個多月時間就割草近九百六十萬斤,僅趙家莊一個村即達四十八萬斤,再加上糞肥,保證了水田每畝施肥一百八十擔,旱地六十至一百擔。該縣剛種下麥子不久,即遭到三十多年未遇的蝗蟲災害。縣委、縣政府立即發動群眾滅蝗,經過七八天突擊,動員人力二萬五千多工,捕捉飛蝗一萬五千四百斤,迅速撲滅蝗災,沒有造成嚴重損失,也沒有蔓延到鄰近各縣。井陘縣南梁有個村莊位於敵人封鎖牆外,而大部分耕地卻在封鎖牆內,敵人用機槍封鎖住封鎖牆,只留一道門讓群眾進出,崗哨檢查很嚴。過去群眾因種地進出封鎖牆麻煩而且危險,許多地都拋了荒。開展大生產運動後,該村青救會主任楊善大帶領五個青年首先組織撥工組,想辦法克服困難,先創造經驗。楊善太撥工組六個人,六頭牲口,創坡時,敵人不開門,他們就在封鎖牆外創,開門時才到牆內創;有時敵人好幾天不開門,農活季節又不能耽誤,撥工組便在黎明前帶著農具和乾糧爬過封鎖牆創坡,黃昏後再爬牆回村,帶動了全村都爬過封鎖牆去創坡。麥收時,敵人故意不開門,楊善太撥工組就利用月夜越牆收割,一夜割完七畝麥,第二天,全村群眾也跟著搶收,沒幾天工夫,全部收割完畢並將糧食堅壁起來。

這個村還有一部分耕地在敵人堡壘下面,敵人不讓種莊稼,楊善大撥工組就在月夜偷偷去種,一人站崗,五人耕作;地裡營生多,夜間做不完,他們又想了個妙法,白天六個人身上都披著草編的偽裝衣,蹲下來耕作,敵人看不見。六月間,民兵配合我分區子弟兵圍困堡壘上的敵人,楊善太撥工組派出三名青年民兵參加游擊小隊圍困敵人,剩下三個人與村幹部合編了一個十一人的混合撥工組,堅持去鋤苗。後來發現敵人不敢開槍,就越鋤越靠前,把全村群眾都帶動起來,將堡壘前的地全鋤完。這時,堡壘上的敵人被我們圍困不敢亂動,可是賈莊的特務隊仍常來給堡壘上的敵人送水送糧,還乘機抓人、搶東西,楊善太撥工組的青年立即變成爆炸組,把地雷埋在村頭的三叉路口上,一連炸死六七個日本鬼子,炸得鬼子不敢上大道上來。從春天開始,楊善大撥工組創坡、送糞、播種、鋤苗、拔草、收麥都是撥工,從未間斷,他們六個人種了五十九畝平地,二十九畝半坡地,還開生荒地十二畝,平均每畝地上糞二十多馱。前幾年每畝地才打二三鬥糧,一九四四年平均畝產達六鬥五升。此外,他們還利用農閒跑運輸,先後賺了一千八百元。從楊善太撥工組的生產情況,即可見群眾的勞動熱情及千方百計種好地的勇敢鬥爭精神。

我和地委、專署的領導同志為了總結和推廣大生產運動的經驗,抓了井陘縣井溝村勞動英雄印吉子和該村撥工互助這個典型,取得了一定成效。井溝是井陘城北十六里的一個行政村,全村包括四個自然村、十二個莊子,散居在一條寬五里、長十五里的山溝裡,有居民一百三十六戶、六百二十人;全村有耕地一千六百六十三畝,其中旱地一千三百五十一畝,坡地三百一十二畝,平均每人二畝七分地。由於人多地少、土地貧脊,加之日、偽軍的摧殘,有百分六十以上的人家常年缺糧;一九四三年敵人“大掃蕩”時又遭受大禍,全村被燒毀房屋三百零三間,農具損失一千一百多件,糧食、菜蔬也被敵人搶掠、糟踏許多,群眾生活十分困難。 一九四四年開春,該村抗聯主任印吉子領導群眾互濟互助,度過春荒。他看到四戶群眾已斷了炊,雖然自己也吃不飽,仍帶頭捐出三升玉米救濟這四戶特困戶。在他帶動下,全村共捐出二石穀子、一石五斗細糠,一千斤羅蔔、十斤羅蔔乾和三十元錢救濟了這四戶特困戶。同時,他把木匠、鐵匠組織到撥工組來,修蓋好四十多間房子,使各家都有住處,並打出二百九十九件農具,使所有勞力都有镢、鍬、鐮等農具使用。接著,印吉子把全村勞動力都組織起來,分成了四個撥工隊、三十六個撥工組,二百六十四人(佔全村勞動力百分之六十七,佔總人口百分之四十二),全村按不同季節實行男女老少大撥工,人力、畜力一起參加撥工,調動了全村的勞動積極性。全村共種地二千零六十畝,比一九四三年開荒、擴種三百多畝,收成糧食一千二百零九石,比上一年多打糧食二百八十二石,許多農戶比上一年多打一倍的糧食。由於生產的發展,群眾生活有了較大的提高,往年全村有七十多戶挨餓,要依靠政府救濟,大生產運動後,絕大多數有吃有穿,只有三戶因償還借糧,第二年春荒時糧食不夠,印吉子就組織這三家參加冬季生產,編筐子掙錢,困難也解決了。撥工互助大生產給全村帶來好光景,秋收後,十月二十二日,全村進一步組織了綜合性大合作社,把全村四個撥工隊、兩個消費合作社和鐵匠、木匠組共五百多人都組織起來,擁有羊一百二十九隻,紡車二十四架,織布機一台,木匠組、鐵匠爐、鍋匠爐各一個,資金十九萬一千八百餘元。這種綜合性合作社像是我們建國初期初級合作社的雛形。這樣組織起來,使撥工互助常年化經常化。印吉子的工作成績很大,當選為縣勞動英雄、模範工作者,並被選出席十二月召開的邊區第二屆群英大會。

我們在開展以農業為主的大生產運動中,也重視發展農村副業和運輸、運銷業,以增加農民的收入,改善群眾的生活。井陘縣政府就撥出過五十萬元無息副業貸款,給群眾作為發展餵豬、養羊、紡紗織布、荊條編筐和運輸的資金。平山縣原有紡織土布的生產基礎,由於敵人的破壞,交通運輸受阻,原料缺乏,銷售困難,紡織業逐漸萎縮。大生產運動後,縣供銷合作社便發放貸款恢復紡織業,很快便使一萬八千餘架紡車、三千餘台織布機運轉起來,一個冬閑季節就織出土布一萬正。隨著紡織業的恢復,運輸業也有了較大的發展。一九四三年二月,平山縣白石莊遭到敵人的“掃蕩”摧殘,全村只剩下五頭牲口,耕地的畜力已很困難,更無力搞運輸。在大生產運動開始時,政府貸款讓他們添置九頭牲口,由村幹部李正安帶頭組織運輸隊,僅九個月時間,全村牲口就增加到五十六頭,淨得運輸費三十五萬元。同時,運輸隊組織撥工,比過去多種麥子二百八十二畝,更由於牲口的增加,肥料充足了,撥工組精耕細作,全村秋季獲得豐收,比一九四三年增產糧食一百一十大石,不僅補償了敵寇破壞造成的損失,而且群眾生活有了較大的改善。

四分區東南部平原地區的燃料,歷來依靠井陘煤炭供給,抗戰爆發後,由於日、偽軍搶占井陘煤礦,不能大量輸入,煤價昂貴,群眾燃料只好靠莊稼秸稈和砍伐樹木,甚至有的因無薪柴而採燒正在田間生長的高粱、玉米青葉,致使平原地區的秸稈大部不能用於漚糞,肥料奇缺,產量也因之銳減。部隊和機關、學校的燃料也成大問題。相反,在本區平定縣則煤產豐富,當地群眾以下小煤窯採煤運炭為生的入很多,但這幾年來在敵人封鎖下,運輸困難,煤炭銷路遲滯,工人大批失業。我們地委、專署根據這種情況,決定設立煤炭轉運公司,運銷煤炭,從而解決了平原地區的燃料及平定失業工人的生活問題。經過半年多的運銷,還帶動了沿線三百里長各村運輸業的發展,增加群眾收入,而且平原地區壓綠肥的數量大大增加,又提高了糧食產量,此舉可謂造福群眾,皆大歡喜。

民兵和以民兵為基礎的游擊隊是一支不脫離生產的群眾性武裝組織,是子弟兵的有力助手。他們人多,分佈面廣,平時從事生產,戰時協同部隊作戰,勞武結合。但一九四三年反“掃蕩”鬥爭中,由於缺乏經驗,民兵儲備糧食少,群眾既要保證子弟兵的供應,又要供應民兵、游擊隊的戰糧,負擔過重,往往供應不上,有的民兵、游擊隊因缺少戰糧,經常挨餓。接受這個教訓,我們地委、分區認真貫徹軍區關於通過大生產解決民兵戰時用糧問題的指示,動員民兵勞武結合、自力更生解決戰糧問題。易縣龍華民兵提出:“一手鐮刀一手槍,要把田地當戰場,自己種的自己吃,不讓鬼子逞兇狂!” 阜平民兵提出:“一手農具一手槍,戰鬥英雄要變為勞動英雄,游擊小隊變為撥工隊”;有的還提出:“現在多勞動,戰時不挨餓”的口號,展開了戰鬥和生產的競賽,各地民兵、游擊小隊在戰鬥行動比較頻繁的情況下,仍擠出時間進行集體勞動,生產自己的戰糧。他們生產的辦法很多,有的開荒、修灘地,有的向群眾租地、包工,有的打柴、搞運輸。阜平、平山等縣成績較大,從上報的統計數看,阜平民兵開荒二千零二十六畝,修灘地一百零七畝,種旱地六十四畝,收糧食一千零七十二石,山藥一萬五千斤,此外,打柴六萬五千一百多斤,得款二萬六千六百多元,搞運輸和包工得款一萬三千四百多元。平山民兵開荒二千二百四十七畝,收糧一萬二千七百多斤,搞運輸和包工得款八萬七千四百多元,基本上解決了戰糧問題。 《晉察冀日報》為此發表了消息,並配發了“短評”,肯定解決民兵戰糧“阜平、平山作得最好”,同時強調指出:“民兵戰糧問題是民兵建設中一個重大問題,如果得到適當解決,不僅是直接鞏固了民兵的戰鬥力,並且減輕了人民負擔,使人民對民兵更加擁護,群眾武裝的勝利保障也更為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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