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同志指出：“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是與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不能脫離的，沒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發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沒有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也就不能執行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新中華報》1939年5月10日）這一論述，精闢而又透徹地闡明了二者的關係。
抗大自創辦之日起就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教導，繼承和發揚我軍艱苦樸素的優良傳統。廣大教職學員把培養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作為學習的重要一課，作為檢驗每一個同志理論聯繫實際、改造世界觀成果的重要標準。抗大第一期第一科的學員都是紅軍團以上的高級幹部。他們從瓦窯堡轉移到保安縣城時沒有校舍，就自己動手清除牛屎馬糞、垃圾雜草，壘牆填坑，把老百姓作為牛欄馬厩的破石窯打掃、清理乾淨，用石頭壘起擋風牆，編條草簾作門窗，改造成簡陋的校舍和課堂，為以後各期學員樹立了艱苦創業的榜樣。第三期開學以後，各地知識青年還是一批批接踵而來。為了解決校舍擁擠的因難，校首長號召全校教職學員自力更生開挖窯洞，建築新校舍。十月二十二日，從校首長到全體教職學員，一千多人總動員，扛著镢頭、圓鍬，浩浩蕩盪地開上鳳凰山工地，同心協力開挖窯洞，經過半個月的突擊勞動，就沿山坡挖成了一百七十五個新式窯洞，超額二十五個完成了任務。窯洞建築得很好，有土炕、寫字台，侗口安有門窗，窗戶木櫺糊上白紙，四壁用白灰粉刷，光線充足，冬暖夏涼，還便於防空襲。窯洞建成後，大家又動手修築了一條三千多公尺長的盤出“抗大公路”，使上山下坡更加方便。當時，我們站在山下往上看，順著山坡地勢一層層一排排的窯洞，整整齊齊，猶如一幢幢樓房拔地而起，高接雲端；蜿蜒起伏的“抗大公路”宛若玉帶，纏繞其間；晚上，點點燈火閃爍在鳳凰山間，與夜空繁星交相輝映，好似銀河落人間，把古老的延安城裝點得更加絢麗多姿、生氣盎然。
毛澤東同志對抗大挖窯洞作校舍的創舉非常讚賞，在抗大師生開始挖窯洞時就寫信鼓勵大家：“聽說你們建築校舍的熱忱很高，開始表現了成績，這是很好的。這將給我們一個證明：在共產黨與紅軍面前，一切普通所謂困難是不存在的，最嚴重的困難也能克服，紅軍在世界上是無敵的。”十一月十四日下午，抗大召開了盛大的新校舍落成典禮，總結了經驗，並給予一百多名在勞動中表現突出的同志以獎勵，我也受到了物質獎勵。毛澤東同志親自參加這次落成典禮並講了話，他指出：“在這次偉大的事業中獲得成功的原因，把它總括起來說，就是能夠克服困難與聯繫群眾。”同時鼓勵大家說：“你們現在已經有克服困難與聯繫群眾的精神，只要在這個基礎上，經你們的天才把它繼續發揚與發揮起來，驅逐日本出中國是完全可能的。”（抗大政治部編《我們的偉大事業》第21期）事實證明，抗大師生自己動手挖窯洞，不僅解決了缺少校舍的燃眉之急，而且對全體教職學員尤其對知識青年是一次艱苦奮鬥、克服困難的傳統教育和實際的勞動鍛煉，影響十分深遠。
由於日軍的頻繁“掃蕩”和國民黨頑固派的經濟封鎖，造成我抗日根據地嚴重的經濟困難，物質生活十分艱苦。但抗大師生都以紅軍長征的精神激勵自己，以苦為樂，以苦為榮。他們當中有不少知識青年是自願放棄城市的舒適環境，脫離優裕的家庭生活，到烽火遍地、山窮地瘠的根據地來的。他們脫掉皮鞋穿草鞋，換下西裝著戎著，和大家一樣吃小米、高粱、黑豆；在反“掃蕩”最困難時，甚至還靠野菜、野果、榆樹皮果腹充飢，仍然心甘情願。總校和我們第二分校以及第六、第七等分校在敵後辦學時，為了解決糧食困難，都曾開展過背糧運動，從駐地翻山越嶺走幾十公里甚至二百公里的崎嶇山道，通過敵人的封鎖線到游擊區去背糧。出發時，每人身上要背上背包、武器，還要帶三四天的口糧在途中吃。到了目的地，大家用褲子當糧袋，把兩條褲腳扎上，裝滿糧食，再把褲腰捆緊，放在雙肩背回來。年輕力壯的同志一次可背三四十公斤，體弱的同志只能背二三十公斤。有時在背糧途中與敵人遭遇，還要進行戰鬥，有的同志為掩護背糧隊伍而英勇獻身；有的同志帶病堅持背糧而長眠於背糧途中。背糧如此艱難，但抗大教職學員不分男女老少、職務高低都踴躍參加，一路之上互相競賽，互相幫助。有時遇上大雨、風雪，山路泥濘，一個個跌跌撞撞，有的連人帶糧滾下山坡，到家都成了泥猴，還是樂呵呵的，好像凱旋的戰士。
從一九三九年到抗戰勝利，抗大總校和一些有條件的分校，每年都要進行生產，把生產勞動列入教學計劃之中，使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起來。一九三九年春天，總校開展開荒突擊運動，全校教職學員五千多人齊動員，向荒山禿嶺進軍，展開了熱火朝天的勞動競賽。在這支開荒大軍中特別讓人欽佩的是女生隊的同志。她們的體力雖然趕不上男生隊，但都有一股倔強的脾氣，樣樣不肯落後，每天傍晚收工時，她們的進度雖比男生隊慢，可是第二天，她們天不亮就提前上了山，把拉下的進度補上，有時還超過男生隊。所以，大家都豎起大拇指稱讚她們不愧是“巾幗英雄”。當時李富春同志在《新中華報》上曾經撰文盛讚這種革命精神。他寫道：“現在從事勞動的勞動者，在一月以前，或者是從未拿鋤的文弱書生，或者是剛剛離開了大都市富裕的家庭與舒適的學校而來延安的男女青年學生，或者歷來是只知'筆耕'的文藝人才，他們都下決心自覺的改變了他們的習慣、生活與意識，拿起鋤頭，爬上山頭，不怕風塵僕僕，不怕皮破血流，不畏疾病侵襲，興趣豪邁、歌聲揚揚地努力開荒，用鋤頭，用血汗，開闢了自己的新的人生！使勞動與學習，與工作，與戰鬥，從自己的實踐中聯繫起來，使每人自己體會了、實踐了'勞動神聖'的光榮！”這段生動的描寫，確實是當年我們開荒突擊運動的真實寫照。
一九四零年，我們第二分校響應黨中央和晉察冀軍區的號召，開展群眾性的生產運動，種菜一千五百多畝，養豬三百頭、羊六百隻，還植樹一萬五千三百九十五棵，改善了生活，減少了人民的負擔。抗大總校於一九四四年春響應黨中央“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開墾七千四百三十一畝生荒地，同時，利用駐地周圍房前屋後的邊角地塊，種瓜種菜，飼養豬、牛、羊、雞等家畜家禽，僅養豬就達一千一百七十四頭，平均約五人一頭豬，基本上做到菜、肉自給。此外，學校還開辦酒精廠、畜牧場、豆腐坊、鐵木工廠、縫衣廠、印刷廠，組織開挖小煤井，並進行紡紗織布，捻毛線，打毛衣，織手套、毛襪，造粉筆、肥皂，編筐子，打草鞋等手工業生產，據統計，全校在十個月勞動中共創造財富四憶七千六百多萬元（邊幣），真正做到“豐衣足食”。抗大師生一面學習，一面勞動，不僅克服了困難，贏得了勝利，而且在斗爭中磨煉了革命意志，培養起艱苦樸素的好作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