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的學員來自五湖四海，由於階級出身、社會經歷、政治水平、文化程度各不相同，因而每個人的思想基礎和覺悟程度也有很大差別。作為“革命熔爐”的抗大，它的首要任務就在於教育人、改造人，轉變學生的思想，提高他們的軍政素質。為此，毛澤東同志在提出抗大的教育方針時，特別強調青年應該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同時，他還針對知識青年和工農幹部的不同特點，提出了“工農幹部知識化，知識分子工農化”的口號，並向知識青年提出了與工農結合、進行思想改造的任務。所有這些，都指明了抗大教育工作的方向。
要轉變學生的思想，最根本的是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他們的頭腦，樹立遠大的革命理想。抗大每一期的教育內容雖然根據當時的中心任務和學員成分的不同而有所變化，但基本的政治教育內容有哲學、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中國革命問題等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課程以及形勢、任務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教育則是不變的。通過教育，有些工農出身的同志過去認為自己受窮受苦是命苦，學習後懂得什麼是階級，什麼是剝削，人窮不是命注定，而是剝削制度造成的，只有推翻整個剝削制度，才能徹底解放。許多知識青年本來抱著尋找抗日救國道路的渴望投奔抗大的，當他們認識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共產主義一定要實現的真理後，明確自己擔承著“人類解放，救國的責任”，初步樹立起共產主義世界觀，便從一個民主主義者逐漸轉變為共產主義者。
抗大的政治教育為什麼那樣卓有成效？重要的一條就是發揚“理論聯繫實際”的優良學風。 《抗大學習法》明確指出：“我們的學習目的與資產階級相反，我們不把學習看做'鍍金'、'鍍銀'，裝裝門面的事，而是為了提高每個革命青年的政治覺悟與理論水平，使每個革命者能更好地獻身於民族解放與階級解放的偉大事業。”由於學習目的明確，大家自覺地聯繫思想，聯繫實際，改造世界觀，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觀察、分析形勢，處理問題，一九三七年十月上旬，抗大召開了第一次黨代表大會，貫徹“延安會議”和“洛川會議”精神，並聯繫抗大的實際情況，進一步深入批判張國燾逃跑主義、分裂主義的錯誤，肅清其流毒和影響。黨中央對此十分重視，會議後期，毛澤東同志和中央政治局的一些領導同志也親自參加了會議。因為當時我是抗大政治部組織科長兼任校部黨總支部書記，所以羅瑞卿同志要我主持了一次批判張國煮的會議。那一天，張國燾在大會上作了檢討，他一開口就囁嚅地說：“同志們啊，我犯了錯誤，犯了大錯誤了”接著，檢討了他不願北上、對抗中央的一些言行。他檢討後，來抗大學習的第一、二、四方面軍的黨員代表相繼發言，批判了張國燾的錯誤。
在反對張國燾錯誤的鬥爭中，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始終是把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同張國燾嚴格區分開來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張國燾錯誤的決定》中對於“四方面軍的干部的艱苦奮鬥，不怕犧牲，不畏險阻，英勇苦戰，獻身於蘇維埃事業的忠誠，表示深切的敬意。”這一實事求是的評價，使原第四方面軍的干部深受感動。他們一致贊同中央關於“四方面軍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張國燾個人的干部”這個觀點，堅決響應中央提出的“四方面軍以及整個紅軍的全體同志在開展反張國燾路線的鬥爭中像一個人一樣，團結在中央的周圍，來完成黨當前的偉大任務”的號召，以大量的事實揭露、批判張國燾右傾逃跑和分裂黨、分裂紅軍的罪行，與張國燾劃清界限，展開面對面的鬥爭。從而維護了全黨全軍的團結，進一步增進了原第一、二、四方面軍幹部之間的相互了解與信任，為此後各方面軍的干部團結戰鬥打下良好的基礎。這次代表大會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直接領導與關懷下，開得很成功，是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但是，張國燾本人對黨中央和廣大指戰員對他所犯錯誤的批判，始終採取兩面派的態度，執迷不悟，堅持錯誤，最後，竟於一九三八年清明節時，藉口到黃帝陵掃墓，隻身逃往西安，投入國民黨特務集團，叛變了革命。抗大的教職學員通過開展對張國燾錯誤的批判，進一步提高了政治覺悟，分清了是非，更緊密地團結在黨中央周圍，在政治上思想上同黨中央保持一致。
一九三九年春天，王明到抗大第五期作關於中國抗日戰爭形勢的報告，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可都是空話連篇。當他勁頭十足地宣稱：“根據世界和中國歷次戰爭的規律，抗日戰爭不會超過四年”的時候，話音剛落，台下馬上議論紛紛。有的說，抗日戰爭是“持久戰”，為什麼不會超過四年？有的說，這是“速勝論”思想，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說來也很湊巧，正在這時，寶塔山、清涼山和風凰山的三個山頭上突然響起急促的高射機槍聲，王明以為敵機臨空，也顧不得“教授”的尊嚴，跳下桌子就往山邊防空洞的方向跑，主持會議的同志喊也喊不住他。事後他才知道，這是一次防空演習，因為辦事人員疏忽，通知了抗大，忘了通知他，才鬧了這場笑話。這些事情，反映了抗大師生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實事求是地分析形勢，真正理解黨中央關於持久戰的戰略思想，這樣，就不容易被王明等人的主觀主義瞎說所迷惑，也就能夠堅定地同黨中央保持一致。
理論聯繫實際重要的是聯繫革命鬥爭實際，把革命理想與現實鬥爭緊密結合起來，在斗爭中學習，在斗爭中提高。當時，抗大總校和各分校除了英勇地對日、偽軍進行反“掃蕩”、反“蠶食”鬥爭外，還經常遇到國民黨頑固派挑起的磨擦事件。要對國民黨頑固派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反磨擦鬥爭，不僅要有堅定的政治立場，還要掌握黨的政策和運用靈活的鬥爭策略，每一場鬥爭對抗大的教職學員都是一次很好的考驗和鍛煉。
一九三九年一月，設在瓦窯堡的國民黨安定縣政府，在縣長、“磨擦專家”田傑生陰謀策劃下，非法抓捕、綁劫我駐瓦窯堡的安定縣抗日民主政府的縣長和幾名工作人員，挑起嚴重的磨擦事件。當時駐瓦窯堡的抗大第一大隊在蘇振華、胡耀邦、王赤軍等同志的領導下，堅持黨的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方針和又聯合又鬥爭的原則，與田傑生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他們與邊區警備隊聯合行動，做好反擊戰鬥的準備，並舉行示威遊行，通過報紙公開揭露田傑生的罪行；同時，以八路軍後方留守處主任兼河防司令肖勁光的名義通電國民黨當局，提出強烈抗議，終於迫使田傑生釋放了我方人員，取得鬥爭的勝利。不久，第三大隊與第一大隊換防，田傑生又乘機從榆林調來一個騎兵團，企圖製造更大的磨擦。三大隊領導幹部為了弄清情況，應田傑生之邀，派大隊保衛幹部龔培生（施行）以參加瓦窯堡各界“歡迎”騎兵團進城為名，偵察其實力，以便作好對策。龔培生是一九三七年八月才到抗大學習的學員，畢業後分配做保衛工作，因反磨擦與保衛工作有關，大隊幹部不嫌他年輕資歷淺，大膽使用他，派他出面周旋。當時他才二十歲，處事還缺乏經驗，但組織的信任，領導的具體指示，使他增添了勇氣和力量。他以抗大代表的身份，與田傑生及各地士紳一起出城“迎接”國民黨騎兵團，大大方方，不卑不亢，對答自如，頗有點氣派，使田傑生及騎兵團長都不敢小看他，以禮相待。他既完成統戰和偵察雙重任務，又增長了見識。三大隊掌握情況後，經請示上級，中央軍委也針鋒相對，調來三五九旅一個騎兵團到瓦窯堡周圍支援三大隊，牽制國民黨騎兵團，使田傑生不敢輕舉妄動。抗大的教職學員就是這樣通過一場場鬥爭，增長了膽識和才幹。
世界觀的轉變是根本的轉變。抗大的知識青年學員經過學習和參加實際鬥爭與勞動鍛煉，在政治上日漸成熟，都紛紛向黨組織遞交入黨申請書。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十分關心這一大批革命青年的政治進步。一九三八年夏天，第四期開學不久，毛澤東同志到抗大作報告，休息時間把我找去，了解發展黨員的情況。我向他匯報，不少學員提出了申請，一批“一二九運動”的積極分子已經吸收入黨。毛澤東同志很高興，指示說：這批革命青年千里迢迢來到延安不容易啊！從西安到延安走了八百里，這就是一個考驗，政治上不堅定是走不到的。你們要好好教育培養他們，盡快發展他們入黨。 “大膽發展而又不讓一個壞分子侵入”是我們黨的發展方針。現在交給你們一個任務，每一期到畢業時發展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入黨，能辦到嗎？我思考片刻，考慮到革命青年的成份還比較純潔，而且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也比較多，就欣然接受這一光榮任務。
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指示，抗大政治部和各級幹部都把發展黨員的工作作為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宣傳科加強了馬列主義和黨的知識的教育，為發展黨員打好思想基礎；組織科和各黨支部則抓緊對發展對象的培養、考察，並配合保衛科做好政治審查工作。當時每一期只有半年左右時間，工作是夠緊張的。我們都是白天分頭到隊里個別談話，了解情況，夜晚加班看入黨申請書。有的發展對象政治情況比較複雜，寫入黨申請書，交代個人歷史和社會關係，一寫就一大本；向他提出幾個問題，他再補充交代，又寫一大本，我們都要耐心地看，經常熬到深夜，把眼睛也熬紅了。但總是把問題及時弄清楚，作出結論，符合條件的，便及時發展入黨。發展工作最慎重的問題是政治審查。由於國民黨拼命與我們爭奪青年，採取拉夫式的集體加入國民黨、三青團的辦法，不僅國民黨軍校、部隊和公務人員要集體入黨、入團，連中、小學教員和大、中學生也有採取集體登記入黨、人團的。所以國民黨員、三青團員的數量相當大。被迫集體參加過國民黨、三青團的革命青年為此十分苦惱。第四期第一大隊第四隊有一位姓柳的青年特地寫信請問毛澤東同志：“我曾經參加過國民黨，現在請求參加共產黨行不行？”毛澤東同志親自給他回信說：只要你把參加國民黨的問題交代清楚，本人又符合入黨條件，同樣可以入黨。他接到毛澤東同志的回信，喜出望外，鬱結在胸中的愁悶消散了，緊鎖的雙眉也舒展了，從此學習和工作更加積極，終於實現了渴望已久的入黨願望。
毛澤東同志一貫教導我們要“實事求是”，“對於具體情況作具體的分析”，在政審工作中特別需要這種唯物主義的態度。有一位同志，抗戰初期在大行山國民黨頑固派張蔭梧部隊里當過兩三個月政治部主任，後來他看到國民黨軍隊黑暗腐敗，根本不能抗日，便投奔了抗大。像這樣的人能不能信任？能不能吸收入黨？當時是有爭論的。經過政治機關的調查和分析，認為抗戰初期張蔭梧部隊也打起“抗日”的旗號，看到八路軍有政治部，他們也建立個政治部，搞點抗日宣傳。可是國民黨搞抗日宣傳工作不行，只好吸收一部分進步學生到政治部去裝裝門面。這個同志就在這種形勢下當了張蔭梧部隊的政治部主任的。但是，張蔭梧想利用這些進步學生而又不放心，就想用軍統特務去控制政治部，把他也拉下水；他不買軍統特務的賬，自然不受信任，只好自動跑掉。我們的政治機關經過調查了解和客觀分析之後，相信他本人的交代，沒有參加過特務組織，就大膽地吸收他入黨，而且在工作中放手使用他，發揮他的才能。後來，這位同志在黨的長期教育培養下，成為一個頗有才幹的高級幹部。像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前面講過的國民黨中央憲兵學校學員周湘帆，中央軍校中尉教官黃烈，還有東北軍、西北軍的一些軍官都先後在抗大入了黨。甚至還有個別參加過國民黨特務組織，受過國民黨軍政部特務專業訓練過的特工人員，他們到抗大後受到教育，接受了馬列主義，拋棄舊的世界觀，向黨徹底交代問題，經過一段時間的鍛煉考驗後，也被吸收入黨，後來成為我們黨和軍隊的中高級幹部。現在，我們再回顧四五十年前這段歷史，就更感到當年黨中央、毛澤東同志對待知識分子大膽信任、大膽使用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如果當年不搞五湖四海，而搞“孤家寡人”的關門主義，把從國民黨統治區來的知識青年，或是在政治歷史上沾點“灰塵”的青年統統拒之門外，我們就組織不起來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鞏固不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要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正因為抗大堅決執行了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方針、政策，培養他們樹立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入黨，所以，黨的發展工作取得較大的成績。每期畢業時黨員總數都佔學員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當時各黨支部很重視對新黨員進行黨性教育，每一期吸收新黨員，都要舉行隆重的入黨宣誓儀式，請上級黨組織的領導同志主持監誓。當時學校的許多領導同志都親自做發展黨員的工作，找發展對象談話，並主持新黨員的入黨宣誓儀式。直至現在，許多抗大畢業的黨員雖年過花甲，仍然牢記當年的入黨誓詞，決心一生忠誠共產主義事業。
樹立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是為一個共產主義者奠定一生革命業績的基礎。我們可喜地看到，幾十年來，當年抗大的教職學員，無論是在戰火紛飛的戰場，還是在與階級敵人殊死搏鬥的隱蔽戰線；無論是在勝利的的鑼鼓和禮炮聲中，還是在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橫行的動亂歲月裡，任憑風雲變幻，絕大多數同志都經住了考驗，不愧是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