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1月中旬，我跟隨馬明方同志到營口縣官屯公社官屯大隊，搞了四個月的社教運動。在這一段相處的日子裡，明方同志給我最深的印像是，他在路線上旗幟鮮明，表現出高度的原則性；在工作上，高標準嚴要求，堅持到群眾中去；在作風上，艱苦樸素，平易近人，是遵守紀律的模範。現在，雖然已經過去13年了，但明方同志的高大形象，在人們腦海裡卻記憶猶新。下面回憶幾個片斷，以寄託對明方同志的深切悼念。
“讓社員都變成工作隊不好嗎？”
在四個月的“四清”工作中，我們聽到明方同志講得最多的是群眾路線和黨領導的群眾運動。進點前，確定兩名工作人員跟他去蹲點，有人擔心人太少會影響工作，勸他多要幾個人帶去。明方同志拒絕了這個建議。他說：去那麼多人幹什麼？按毛主席的“十條”辦，靠那裡的群眾，走群眾路線。進點後，明方同志又決定，要跟他去的兩名工作人員統一編入社教工作隊。當時，我們不太理解，心想，僅有的兩個人還要統一編隊，怎樣去完成他交給的調查題目呢？我和當地駐軍的一名戰士編在一個小組，插到一個生產隊去。這個隊比較複雜，工作起來感到很吃力。有一次匯報工作，我們向明方同志提出了人太少，東北局機關來了兩人還被分到兩處，無法完成預定的調查題目。名方同志為了啟發教育我們，便同我麼一起學習“內因和外因的關係”運用毛主席的哲學思想，讓我們明確群眾與工作隊的關係，明確搞好“四清”靠發動群眾，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才是變化的根據。可是當我們講完了生產對的複雜情況後，還是強調工作隊重要，還要求增加幾個工作隊員。這時，明方同志頗有風趣地說：“工作隊既然重要，讓社員都變成工作隊不好嗎，貧下中農掌握了毛澤東思想，掌握了黨的政策，那不就是工作隊了嗎？而且是永遠不走的工作隊。”我們按照明方同志的指示辦了，把主要精力用在宣傳毛澤東思想，宣傳黨的政策上，引導群眾用毛澤東思想和黨的政策去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工作很快打開了局面。明方同志也同我們一起深入群眾，親自調查，找人談話，教育幹部，在短時間內總結出一批經驗，有力地指導了面上的社教運動。
“我相信大多數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
在社教運動中，部分基層幹部一度有些怨氣，產生了消極情緒。明方同志對我們說：我相信大多數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要調動他們革命和生產的積極性。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明方同志一連十幾天與乾部們促膝談心。開始基層幹部聽說明方同志是一位高級幹部，和這麼高的干部談心不知話從何處說起。有的覺得很拘束，只是客氣一番；有的甚至找個理由躲開。可是明方同志深入到群眾中，主動親近他們，接近他們。人們下地干活，他跟著下地，人們起圈積肥，他跟進畜棚，晚上群眾學習，他也參加，幹部回家，他就去串門。幾天以後，群眾和乾部見了他，誰也不拘束了。他向人們講土地革命的故事，講抗日戰爭的故事，講合作化、機械化，講社會主義方向，講黨的干群關係，講“四清”運動的政策。他講的東西，與乾部群眾的思想活動對號，人們都願意聽。人們喜歡這位老幹部沒有架子，對人，誰有了什麼思想問題，他都能給解開心裡的疙瘩，所以人們也就願意把自己心裡的話講給他聽。有的人跟他談自己為什麼想當個“太平黨員”、“舒心社員”；有的人跟他談對“上樓”的抵觸情緒；有的人跟他敘說自己為什麼和一些人鬧彆扭；有的還說了老婆為什麼要扯後腿、兒子為什麼不出工等等。
通過一段艱苦的工作，明方同志取得了乾部的怨氣來自何方的大量第一手資料，分析了基層幹部的情況，對這些幹部做出了恰當的評價。他在給宋任窮同志的一封信中寫道：“好的和比較好的干部，佔幹部的絕大多數”，“他們為群眾辦了許多好事，受到群眾的敬愛”，“對他們的成績要給以足夠的估計，對他們的錯誤缺點要給以嚴肅認真的批評教育，這樣才能夠達到提高認識、改正錯誤、團結起來、做好工作的目的。”由於明方同志相信幹部的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一分為二地認識幹部，使乾部的精神面貌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記得當時有一個生產隊長，多佔了工分不認錯，反而對工作隊的批評不滿，曾揚言要把工作隊留下“改造”兩年。明方同志講了對乾部隊伍的基本估計和認識以後，經過教育，這個隊長主動做了檢討，退回了多佔的工分，並要求群眾監督他改正錯誤。還有一個群眾公認的好乾部，也從嚴要求自己，主動按照一分為二的觀點，自己找了五條差距。由於相信和依靠了乾部的大多數，認真執行了毛主席的干部路線，大多數幹部認識變了，想法變了，行動也變了。原來認為是“挨整”的干部，消除了怨氣；原來想撂挑子的干部，表示群眾叫幹什麼就乾什麼；原來工作消極的干部，也積極起來。 “四清”運動的形勢很快發生了變化。
“為什麼不可以平列聯名向書記處寫信！”
明方同志在官屯作了大量的具體工作，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資料，結合面上運動的需要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作了許多對當時運動有指導意義的講話。我們把這些材料，代擬一封信，報給宋任窮同志、顧卓新同志並東北局書記處。當這封信的草稿送請明方同志審閱時，明方同志在信的落款處籤上了自己的名字，同時把我們兩個跟隨他的一般工作人員的名字也並列寫上，成了三個人的聯名信。我們兩個人不肯這樣做，提出的理由是：明方同志作為東北局第三書記下來蹲點，給東北局第一書記和書記處寫的信，我們作為一般工作人員，不可與明方同志平列聯名。明方同志嚴肅地回答：“你們向我提供了事實和材料，才有可能形成這些看法，我們在工作中的共同見解，為什麼不能聯名寫信給任窮同志和書記處呢！我們之間職務不同是革命工作的分工不同，但同誌之間沒有高低之分，我們都是普通黨員，平列聯名向書記處寫信有什麼不可以！”一封談《怎樣正確認識和對待好的、比較好的干部》的信件，就是這樣聯名發出了。
“什麼事也不要特殊！”
明方同志在官屯大隊搞“四清”時，營口縣委考慮到他有慢性胃潰瘍，對他的生活做了一點照顧，多安排些細糧和植物油，伙食標準比工作隊員高百分之二三十，縣委還指定一個炊事員給他單獨做飯。而明方同志進點後的第二頓飯，就到食堂去同群眾一起排隊買飯了。當他發現自己的菜是現炒的，而且比別人的油多，便問警衛秘書為什麼要搞特殊，並一一查問都有什麼特殊安排，讓警衛秘書細查清楚。情況清楚後，明方同志把公社書記找來，一面對縣委的關心表示感謝，一面指示立即撤走專門廚師，取消小灶，今後什麼事也不要特殊。在明方同志帶動下，工作隊人人遵守紀律，誰也不搞特殊。
明方同志在官屯的生活情況傳到了東北局機關，同時也傳到了家裡。他愛人擔心他把身體搞壞，誤了工作，託人給他帶去些花生米。明方同志接到花生米以後，便召集附近住的工作隊員開座談會，會間把花生米全部分給大家吃了。當晚又寫信告訴家裡，今後再不准寄吃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