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初期，我在陝北農村調查，聽到農民在歡慶自己翻身解放的幸福時，自豪地告訴我：“咱陝北有三個'青天'，就是劉志丹、謝子長、馬明方。”
陝北人民長期受地主、劣紳、軍閥的幾重壓榨，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吃的錢錢飯，幹的牛馬活”，受盡了殘酷剝削，飽嚐了窮困飢餓的滋味。在到處有冤無處伸，有苦無處訴的歲月，突然一聲春雷，共產黨領導人民鬧革命，打土豪，分田地，農民起來求解放；接著，人們看到劉志丹、謝子長、馬明方領導的游擊隊，風起雲湧，由小到大，由少到多，星火燎原，很快在陝北十幾個縣中燃燒；又接著人們看到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先後創立，敵人土崩瓦解，西北高原上豎起了“陝甘邊”、“陝北”兩塊根據地大旗；最後解放了六座縣城，使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人民當家作主，揚眉吐氣，興高采烈地高歌：“人民英雄劉志丹”，“人民領袖謝子長”、“人民清官馬青天”。
抗戰前夕，謝子長、劉志丹先後不幸犧牲。抗戰開始，馬明方在被派往蘇聯醫病的返歸途中，也不幸被國民黨反動派扣押獄中。但人民仍對他們念念不忘，流傳著他們英勇鬥爭的事蹟。
明方同志在大革命失敗後即從事黨的地下工作。他搞過兵運，當過黨的區委書記、縣委書記、陝北特委書記、陝北省委書記。在敵人嚴酷的白色恐怖中，他化裝成小販、小學教員、管賬先生，奔波於西安、太原、延安、綏德等廣闊的原野上，經常出沒在敵人的眼皮底下，組織農民進行抗稅、抗捐、抗租、抗糧，勝利地領導了數千農民攻克綏德縣城的“打蛋廠”等著名鬥爭。敵人對他恨之入骨，多次懸賞緝拿他，發誓要消滅陝北共黨。他曾兩次被捕，但每次都緊緊依靠群眾，勇敢機智地逃離虎口，粉碎了敵人的陰謀，保存和發展了黨的組織。特別是陝北省蘇維埃政府成立，他被選為主席，更加關心群眾疾苦，經常深入群眾家中，同甘共苦，安排生產，急群眾之所急，想他們之所想，千方百計為群眾排憂解難，公正處理糾紛，農民親切地稱他“老馬”、“馬大爺”、“馬清官”。
1946年，明方同志經過四年多的鐵窗生活，在中央營救下從新疆監獄回到了延安。我當時在西北局組織部工作，他被安排在同一層窯洞裡。由於長期的獄中生活，在表情上顯得有些滯呆，見人多是微笑不多說話，但眼睛發著光亮。由於他愛在窯洞前散步，我們的接觸多了，談話多了，我發現他外表有點冷漠，但內心世界卻十分熱烈。他對邊區人民的生產、生活有強烈興趣，對乾部異常關懷。每當談起某一干部時，他總是激情滿懷，喜形於色，津津樂道地講出他的優點和長處。他幾次對我說，對乾部要堅持全面觀點，不光要看他的現在，也看過去，更要為他的將來著想；要以誠相待，給幹部交心；要循循善誘，幫助他們提高；要關心他們的疾苦，排憂解難，更重要的要培養他們。他說：一個地方的工作好壞，不但要看工作成績，還應看培養出多少干部。他這些觀點，今天還有重要意義。
陝北黨組織的重大功績之一，是為黨培養了大批德才兼備的干部，為全國解放提供了骨幹力量。這批幹部在各條戰線上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是陝北人民對全國革命的貢獻。這種貢獻與明方同志的辛勞分不開。我後來接觸崔田夫、崔田民、張達志、賀晉年、高朗亭、霍維德、白棟材、黃羅斌、強曉初、高登榜、謝懷德、李萬春、馬萬里等一大批領導幹部，每當談到明方同誌時，他們都是那樣對他滿懷敬慕之情，一再稱讚他對黨對人民忠誠老實，公道正派，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平易近人，從善如流的高尚品德，特別是他對同志循循善誘，誨人不倦的精神，許多幹部迄今念念不忘，懷念他不僅是好領導，而且是好老師。
自衛戰爭開始前，中央和西北局為了迎擊敵人進攻，決定放手發動群眾進行土改。中央派康生、胡喬木率中央機關200多名幹部，馬明方、馬文瑞、常黎夫則帶領由我們西北局一些人員組成隴東工作隊。當時一方面敵情嚴重，同時人們的思想也比較混亂。有一種錯誤思想，要在肉體上消滅地主，打擊中農。認為中農是中間派，“中間派最反動”，甚至提出“血染中農”、“逼他們上樑山”。支持、贊同這種觀點的主要是康生，堅決反對的是胡喬木和馬明方。喬木同志從理論上進行了反駁，明方同志則以實際體會指出：“對地主要沒收和分配他們的土地，同時要給以出路，使其自食其力。”“中農在農村居絕對多數，是我們可靠的朋友，萬不能侵犯他們的利益。”正是由於他們堅決抵制了這種“左”的思想，使邊區土改較健康順利完成。以後中央先在米脂楊家溝開了“十二月會議”，後在河北西柏坡開了土地會議，我們看到了中央文件，更加認清了“左”的思想的危害，也不禁深深讚賞明方同志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
敵人佔領延安後，為了誘敵深入，我大軍向北轉移，敵人誤以為我軍要東渡黃河，便星夜兼程向吳堡、佳縣一線進犯。明方同誌時任西北局副書記，主管機關和後勤。他判斷敵軍可能於次日中午進抵黃河岸邊，但西北局的家屬、物資尚在佳縣雙湖峪。當天下午，他即命我帶一通訊員兼程去傳達命令，以最快速度把人馬物資送過黃河。我們急奔一夜，終於在天亮前到達後方指揮部，用一切辦法完成渡河使命。當我們把家屬、物資安置在河東村莊時，敵人先頭部隊果然進占了河西的山頭；儘管敵軍瘋狂掃射，我們的人馬已安然無恙，敵人只好望河興嘆。我們在慶幸自己的幸運時，不禁衷心稱讚明方同志的預見。但是當時邊區銀行的領導同志卻警惕性不高，直到敵人抵達岸邊才組織過河，當敵人從山頭上猛烈射擊時，他們驚慌失措，把大量黃金、白銀棄入黃河中，使人民財產受到不應有的損失，銀行主要領導也受到了處分。這更使我們敬佩明方同志的務實和果敢風格。
1954年，黨內發生了高饒事件，明方同誌時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和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央為了解決高崗、饒漱石的問題，分別成立了兩個小組。明方同志被指定為高崗小組實際負責人，我當時在中辦工作，被派去當聯絡員。高崗問題比較棘手和復雜，但他召集各方人士開了20多天會議，統一了認識，做出了結論。由於高崗在西北幹部中有一定影響，會後中央派明方同志去西北各省傳達，我也隨同前往。在幾十天的日子裡，我也受到了一次極為深刻的教育。特別使我難忘的是開頭，人們對高崗問題有不大符實的看法。一些人把問題提得很高，要按叛徒、內奸對待；另一種卻認為只是作風問題。明方同志則實事求是地提出：（一）高崗問題的實質是個人主義惡性膨脹，驕傲自滿，最後向黨鬧獨立，破壞了黨的團結。 （二）高崗問題的危害是資產階級對黨腐蝕的結果。是資產階級進攻的表現，我們要擊退資產階級進攻，防微杜漸。 （三）高崗問題是高崗本人的事，不株連也不應株連別人。高崗曾對革命有過貢獻，骨灰還可存八寶山公墓。明方同志的意見不但澄清了人們的混亂思想，解除了顧慮，而且把大家引導到努力發展生產、搞好經濟建設上來。這是他對黨對人民負責的表現，也是他實事求是作風的具體體現。
明方同志在新疆獄中的戰鬥生活，本來是他一生中的一篇壯歌。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卻被誣為向敵“投降”的“叛徒集團”頭號人物而被管押，吃盡了苦頭。事實是，明方同志在新疆的四年監禁中，先是隱名埋姓，後為監獄中黨組織的負責人之一，敵人千方百計的迫使他們投降叛變，使用各種慘無人道的嚴刑拷打，灌辣水，站炭渣，坐黑牢，刺指頭，上老虎凳，但他對黨、對毛主席的堅強信念從未發生動搖。敵人用挑撥離間、軟硬兼施手段，都被他們一一揭穿，而且不失時機地組織了幾次絕食鬥爭，爭取改善了獄中生活。明方同誌曾嚴肅地給我說：在敵人的酷刑和威脅面前，不能絲毫動搖，只要你堅定不移地挺住特別是頂住了第一次酷刑，敵人對你無可奈何，以後你也就更堅強了。這是他的監獄鬥爭的寶貴經驗，也是他在新疆獄中鬥爭的具體體現。
但是，在“四人幫”橫行的“文革”中，卻以“叛徒”罪名把他管押八年之久，使他受盡了折磨。儘管他一再報告了在新疆獄中的實情，但無濟於事。最後，他被折磨得精神失常，甚至爬行走路，但仍堅信黨和中央，常在夢囈中喊：“毛主席呀！毛主席呀，我沒有叛變黨，不是叛徒。”但沒有人理他，終於在1974年8月13日含冤而逝。
令人萬分痛心的是，在他逝世前不久，才從敵人檔案中找得鐵證，檔案中寫：馬明方“素性刁頑”，“學唱國際歌，並要求發還馬列書籍，無理滋事”；又說他“執迷不悟”、“頑冥異常”……等等。這是敵人從反面對他的描繪，也是鐵證，充分證明了他在敵人面前鐵骨錚錚的事實。中央有關部門終於根據大量事實和敵人檔案給他平反昭雪。但，這時他已乘鶴西歸了，未能看到結論。有人計算，馬明方的平反結論，離他去世只差23天，這是多麼令人痛心疾首、肺裂肝斷的事！這是“四人幫”的滔天罪行，人們將把仇恨記在他們賬上。而明方同志一生忠心耿耿，堅貞不屈，光明磊落，他將永遠留在人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