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明方同志，是陝北紅色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 “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而死，距今已經整整25個年頭了。
我是1935年認識馬明方的，那時他是陝北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我是個小兵，我知道他，認識他，他不知道我，當然也不認識我。
1936年冬，中共陝北省委書記郭洪濤被調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馬明方接替郭洪濤，任陝北省委書記。
1938年，馬明方去蘇聯治病，1941年回國途經新疆，被國民黨軍閥盛世才逮捕入獄，直到1946年，經周恩來與國民黨新任西北行營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張治中先生交涉，才把關押的馬明方等一百多位共產黨人釋放出獄，並派專人專車護送回陝甘寧邊區。
馬明方等同志在獄中的情況，中央是完全清楚的。他們建立了黨支部，同敵人進行堅貞不屈的鬥爭，表現了共產黨員大義凜然的英雄氣概。回到延安後，黨中央很快為他們做出正確的結論。
在馬明方出獄之前，延安於1945年夏季召開了西北局高干會議，討論總結西北黨的鬥爭歷史。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參加了會議，並在會議最後做了總結講話。會議一致認為，劉志丹、謝子長、高崗、馬明方、習仲勳、張秀山、閻紅彥、賀晉年……等同志，是陝北、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正確路線的代表人物。並批判了王明“左”傾錯誤路線對西北革命造成的危害。在這次會議之前召開的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馬明方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央西北局書記高崗被派往東北工作，西北局書記為習仲勳。馬明方回到延安後，中央任命他為西北局副書記。西安解放後，中央任命彭德懷為西北局第一書記，習仲勳為第二書記，馬明方為第三書記，兼任陝西省委書記和陝西省政府主席。
在延安，西北局在城南關杜甫川口北側的山畔上，新建起六眼小小的石窯洞，算是西北局惟一僅有的“高級招待所”。窯洞只能放一張木板床，一個三鬥桌子和兩個板凳。馬明方開始就住在北邊一眼小石窯裡。因為中間的幾眼窯已經住了客人。這些客人是：
楊明軒，著名教育家，曾任過陝西省教育廳長，是楊虎城將軍的高參；柯仲平，著名詩人，時任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主任；孫作賓，原甘肅省地下黨的領導人；邵達，從上海投奔延安的內科醫生。
最南邊的窯洞是我住的。它原來是崔田夫住的。崔田夫也是陝北蘇區的創始人之一，沒有上過學，給地主攬長工出身。抗日戰爭開始後，他任陝甘寧邊區工會、青年團、婦聯會聯合組成的抗敵後援會主任。黨的七大以後，西北局成立了黨的監察委員會，崔田夫被任命為專職書記。我由西北局組織部調到監察委員會，一身三職：監委會秘書、崔田夫的秘書和崔田夫的文化教員。崔田夫為了便於與我聯繫，讓我搬到他這眼小石窯裡住。
就在這時候，我才和馬明方熟識。因為住在一排窯洞，天天多次相見。他那時候才四十來歲，中等身材，皮膚白淨，兩隻大眼睛炯炯有神，閃著智慧的光芒。他不善談吐，特別是多年的監牢生活，不能說話，越發顯得說話遲慢。但對人態度和藹，平易近人，為人忠厚質樸。和人見了面，總愛站下來，問長問短，顯得很隨便，看不出他是“大官”。他和馬淑良，就是在這個小小的石窯洞結婚的。他的原配夫人，當他在新疆敵人監獄時就病故了。
馬明方和馬淑良結婚的時候，什麼儀式也沒有。那時的干部都不掙錢，沒有工資，穿衣吃飯，都是供給制，所以沒有錢，不論誰結婚，都沒有什麼請客送禮這一說。一般的是同志們擠在一個窯洞，開開玩笑，熱鬧熱鬧。有的在門上貼一副對聯，或用紅紙寫幾句祝賀的話。而馬明方、馬淑良結婚，連這些形式也沒有，沒有人給寫賀詞，門上也沒有貼對聯。
那時由於國民黨的封鎖，延安連所謂“洋糖”，就是今天最普通、最低廉的“雜拌糖”也沒有。水果——蘋果、梨、桃、棗之類是土特產，能買到，但乾部們沒有錢。因此，結婚的時候連水果也沒有。一般的是買幾兩南瓜子，即白瓜子嗑嗑。
買瓜子的錢從哪裡來的？
延安的干部學生，不論大官小官，不論學生或乾部，為了戰勝國民黨的封鎖，度過困難，黨中央決定開展大生產運動，人人都要參加生產，向公家上繳一定的生產任務，如上繳幾鬥糧食或折合多少錢。生產形式和生產什麼，由單位統一組織，也可以因人而異，多種多樣。有的開荒種地——種糧食、土豆、白菜、蘿蔔都行。有的跑到府南川二十里鋪、三十里舖的山里打柴，早晨去，晚上回，背一背柴，第二天背到新市場賣。有的打土窯洞，挖土。有的背石頭、築窯、壘牆。女同志和體弱病殘的，則多半是給被服廠紡羊毛線或裝棉衣。還有的有技術，熬鹼熬肥皂。最輕鬆的活是夜里為機關用舊報紙糊信封（延安沒有牛皮紙印的信封，所用的信封都是用舊報紙糊的），報紙也不是我們今天看的白紙，而是本地用土法用草做的又黃又黑的“馬欄紙”。單位供給科發麵打糨糊，糊一沓（12個）信封給兩分錢。我在晚飯後，睡覺前，有時能糊五沓即60個信封，可掙一角錢（邊區發行的紙幣），可以買兩個核桃，或買一把白瓜子。有時，我們把用不完的糨糊，灑上點鹽，趕睡覺前吃掉，把小碗舔得乾乾淨淨。這事後來被供給科發現了，發的糨糊里摻了煤油就不能吃了，今天用不完，明天接著用，也是為了省點面。
總之，是要把一年內下達的生產指標上繳夠為止。如有剩餘的錢，則可以歸自己。
馬明方從監獄裡出來不久，當然不可能有生產任務完成以後剩下的錢。馬淑良是從米脂中學調來的學生，在機要電台做譯電員，開會當速記員，連自己上繳的生產任務還沒完成，那裡有錢買結婚用的水果和瓜子呢！
那天吃完晚飯，我們去“鬧洞房”，看見靠窗台的三鬥小桌上，竟然放了幾把白瓜子，不知是誰送的，不僅沒有盤子，連一張白紙也沒有，瓜子不多，就堆放在桌子上。此外，再什麼吃的也沒有。小小的地上，只有兩隻單人木凳子，十來個同志沒坐處，就擠站在地上，每人抓幾顆瓜子，說幾句慶賀的話。
新娘新郎也不坐，和大家一樣站在地上，臉上浮現著幸福的笑容。
馬明方說：“凳子不夠，請大家坐在床上。”
那床上倒是空著，原來只有公家發的一塊土製白棉被，疊得方方正正放在床頭，今天多了一床棉被，顯然不是公家發的，而是馬淑良來延安時從家裡帶的，也是土布，被面有淡淡的印花，看去很素雅。沒有人上床去坐。
窗台上，立幾本書，有《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延安整風學習文件彙編和毛澤東的著作《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和七大的報告《論聯合政府》。這就是這對新娘新郎的全部家當，這就是新郎新娘的洞房，這就是新郎新娘的婚禮。
後來馬明方搬到山上書記住的大石窯洞，這眼小石窯又成為另一對新婚夫婦的洞房，那就是剛從中央黨校一部整風學習回到西北局，等待分配去隴東地委接替馬文瑞任地委書記的李合邦，和中央黨校六部學習畢業的大姑娘曹相如舉行婚禮的洞房。李合邦和曹相如兩位同志，我都很熟悉，結婚的時候，我當然也去“鬧洞房”，但和馬明方、馬淑良的婚禮完全一樣，也是在桌子上只放一把瓜子，所不同的是，地上多了一條板凳，床邊多了一隻破舊箱子，不知是李合邦的“家當”，還是曹相如的“家當”。
西安解放後，中共陝西省委駐在南城牆根下湘子廟街五嶽廟門一個大院，馬明方任省委書記，張邦英、李合邦任副書記。我在省委宣傳部工作，都在這個大院的平房裡，天天見面。
這時候，馬明方、馬淑良已有了一個女兒，名叫小芳。長相和馬明方一樣，白淨的臉，大大的眼睛，特別聰明。馬明方把這個小女兒視為珍寶，只要有空，一早一晚，都抱著小芳在門口散步。
“文化大革命”開始，馬明方是中央東北局第三書記，家住瀋陽市。小芳已經上完初中，正準備考高中。但在這時學校“停課鬧革命”，學生起來“造反”，小芳因此失學了。
接著，馬明方被造反派揪鬥，誣陷為“叛徒”、“特務”，抓進了秘密監牢。馬明方全家受到株連。她的妻子馬淑良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審查；他的兒子、兒媳全家以及女兒、女婿被流放到農村，批鬥遊街，受盡凌辱；他最喜歡的小女兒小芳和爸爸的感情很深，開始，她知道爸爸被批鬥，自己到了學校同學們罵她是“狗崽子”，動手打她，她不敢到學校去了。回到家裡，不見爸爸回來，問媽媽，媽媽怕她精神受刺激，沒敢告訴她爸爸已經被抓進監牢，哄她說：
“爸爸讓毛主席叫到北京開會去了。”
她天天盼，月月盼，年年盼爸爸回來。
她們的家被抄了，她和媽媽被造反派趕到農村勞動。
孩子們見了她就扔石頭打她，罵她是“黑五類”（即地、富、反、壞、右的子女），是“狗崽子”。
小芳從小被爸爸視為掌上明珠，哪裡能受得住這樣大的欺辱和打擊！她的精神漸漸失常了。每天睡到半夜驚醒，還在呼叫她親愛的爸爸，但總聽不見爸爸的聲音。
終於，小芳的精神分裂了，進了瘋人院！
而今，小芳已經四十幾歲了，還住在瘋人院，每天仍在呼叫著她想念的爸爸。
馬淑良每次到瘋人院看望這個惟一心愛的女兒馬小芳的時候，小芳總是睜大僵直的大眼睛問媽媽：
“毛主席還沒有讓爸爸回來？”
媽媽把淚水咽進肚子裡總是一句話：
“沒有。相信毛主席開完會，就會讓爸爸回來的。”
可憐的小芳，至今還不知道她的爸爸已於1974年就被林彪、“四人幫”殘酷迫害死了！
馬明方自1967年10月被北京衛戍區秘密關押後，不讓他的妻子和家人去看他。他的大女兒馬銳冒著危險，再三請求，“馬明方專案組”才答應，讓她在1973年2月2日去探望馬明方。那天是農曆大年三十。馬銳一早冒著大雪來到北京西郊指定的地點。十點多鐘，兩個年輕人拽著，從吉普車裡拖出一個彎腰駝背，穿著一件又小又髒沒有釦子的黃棉衣，肋骨在外邊露著，兩腿彎曲，既不會站也不會走的小老頭。馬銳簡直不敢相信，眼前這個臉色青灰，鬍子很長，頭頂一個破氈帽，癱成一堆的小老頭，就是自己的父親馬明方！
馬銳好一陣兩眼發黑，腦子成了空白。她驚得沒有了思維，沒有了眼淚。她有近六年沒有看見自己的父親了。那個魁偉健壯，鐵骨錚錚，正氣凜然而又慈祥的父親，從新疆國民黨監獄關了四年出來時也沒有成這副模樣呀！她想：“專案組”會不會弄錯了？她在心裡喊：這不是真的！絕不是真的！好一陣，還是馬明方先開口，問起了妻子馬淑良和愛女小芳的下落，馬銳才如夢初醒，嚎啕大哭，淚流不止。她不該在父親面前這樣失態慟哭，她可憐的父親此時多麼需要親人的慰藉呀！她收住眼淚，一遍遍叫著：爸！爸！
1973年馬明方被折磨得氣息奄奄時，才被送進首都工農兵醫院（同仁醫院）。一次，他讓來探視的大女兒馬銳給他帶一支圓珠筆芯，他夾在手指縫裡，背著看守人員，用抖顫的手，花了一個多月時間，給周總理寫了一封長信。
這信，是馬明方偷偷地在煙盒上、報紙邊頭上，密密麻麻寫出來的。 1973年3月15日，馬銳去首都工農兵醫院看望父親時，他悄悄從褲腰里抽出來，交給女兒，並囑咐馬銳：一定要孫維世同志交到週總理手裡。當他得知孫維世已經被迫害致死後，慢慢地閉上雙眼，不禁潸然淚下。他在長達八年的關押期間，身心受到嚴重的摧殘，但他還沒有忘記學習《毛澤東選集》，沒有忘記他是黨員。他對女兒說，人家現在不承認我是黨員，黨費也沒有繳，而且也沒有錢，總有一天，我要把黨費繳清的。
在他臨終前，一再囑咐子女說，你們一定要把我的事報告毛主席，報告週總理，說我馬明方是好人，不是叛徒。
“四人幫”的爪牙，對馬明方用盡了毒計和酷刑，都沒有使他屈服。 1974年8月13日，馬明方終於含冤而死了！
馬明方哪裡知道孫維世和他一樣的遭遇！當他給周總理寫這封信的時候，孫維世已經被江青迫害死幾年了，因此這封信始終沒有送到週總理手中。而今，只能把這封信陳列到他在米脂縣葉家岔村他家的那眼土窯洞裡，讓後人知道。
馬明方那可憐的愛女小芳，如今仍在瘋人院日夜呼喚著她想念的爸爸！
馬明方如九泉之下有靈，一定也在想念他疼愛的小女兒小芳！
馬明方家鄉的黨政領導同志和人民，沒有忘記他出生人死創造陝北革命根據地的豐功偉績，沒有忘記他為創立新中國和建設新中國所作出的巨大貢獻。不僅兒女思親，而且人民也思念功臣！
馬明方同志，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