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明方同志離開我們已整整26年了。他原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和東北局第三書記。早在1925年就加入中國共產黨，是紅軍時期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和主要領導人之一。 1931年至1936年，我在延川縣永坪鎮女子小學、安塞縣女子小學教書和在榆林女師上學時，在共青團的活動中就知道馬明方同志是陝北革命根據地的領導人之一。 1937年，我在抗大畢業後被分配到陝甘寧邊區黨委婦女部工作以後，得知馬明方同志是陝北省委書記，曾擔任過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在蘇區深受群眾的愛戴和崇敬。當時正是中央決定撤銷陝北省委的建制，調馬明方同志到陝甘寧邊區政府任民政廳廳長，我對馬明方同志的印像很深，他是陝北革命的老前輩、老領導，對他非常崇敬。
1946年夏，馬明方同志和新疆監獄的一百多人回到延安，受到黨中央、西北局領導和延安黨政軍民的熱烈歡迎，當聽了他們在監獄與敵人堅貞不屈的頑強鬥爭精神後，使我對馬明方同志更加敬佩。他們回來不久，馬明方同志就回到西北局工作了。
1947年初，我到隴東參加土改工作，年底西北局調我回到義合（當時西北局所在地）。我報到時，見到了馬明方等西北局領導同志。此時馬明方同誌已是西北局的副書記。他們告訴我說，組織上決定我任邊區婦聯主任。 1948年秋，我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參加了中央召開的婦女工作會後，為了迎接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和1949年全國第一次婦女代表大會的召開，西北局決定1949年1月在延安召開第二次陝甘寧邊區婦女代表大會，為此馬明方同志多次主持西北局常委會討論大會的準備工作，他從大會的報告和組織工作等均作了細緻具體的指示和幫助。在大會開幕時，他還作了重要講話，強調指出，動員和組織婦女參加生產勞動是徹底解放婦女的必由之路，沒有佔人口半數的婦女參加生產，勞動人民就不可能富裕起來，國家也就不可能強盛起來。這些指示使婦女工作更加明確了方向和工作的重點。
1949年第一次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在北平召開，馬明方同志為西北解放區代表團團長，我榮幸的為代表團的代表之一，我們一起於8月28日到了北平。在大會開始前，先組織我們參觀了北平的大工廠和名勝古蹟。馬明方同志一開始就注意對代表們進行政治思想工作，強調要講禮貌，言行處處要體現延安人的精神風貌和艱苦奮鬥的作風；在生活上對代表們非常關心，經常問寒問暖，特別是對勞動模範、少數民族和黨外民主人士非常關心，注意他們的健康和安全。
大會開始後，聽了毛主席致的開幕詞、代表的大會發言，大會選舉了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和委員，同時參加了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奠基典禮。 10月1日，代表們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了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開國盛典。在這期間，馬明方同志在每項議程進行後，都要抽時間採取各種方式（如座談會、個別談話等）加深代表們對其重大意義的理解。
政協閉會後，毛主席、黨中央對西北代表團特別關照，除毛主席專門宴請了一次西北代表團，並在席間給予鼓勵外，還決定仍由馬明方同志帶領西北代表團去東北三省參觀工業，要大家開開眼界，增長知識。在歷時一個來月的參觀期間，馬明方同志要求大家不要對參觀的單位提過多過高的要求，使人家為難，要給人家留下好的印象。
在馬明方同志嚴格的要求下，代表們在北京參加會議和參觀遊覽及到東北參觀期間，都一直保持著飽滿的精神狀態和高昂的情緒，大家都感到在政治思想上收穫很大，更加對祖國的前途充滿信心。
馬明方同志除了在政治上、工作上對乾部關懷外，他對乾部在個人生活上的困難和問題也是非常關心和積極幫助解決的。他曾經對我們家的幾件事的關心和幫助，使我終生難忘。
1946年，馬明方同志從新疆回來不久到西北局工作後，非常關心曾在蘇聯養病並和他一起學習，一起從蘇聯回到新疆，一起被捕入獄，一起集體回到延安的戰友、難友李握如同志的生活，想幫助他成個家。為此，他積極找邊區保安處處長周興同志牽線搭橋（這時李握如已調到保安處），又找與我熟悉的路志亮同志幫助，促成了我和李握如於同年秋的結合。
我們結婚後，我於1947年底在義合生了孩子，由於住在老百姓家，各方面的條件差，又加天氣很冷，村子裡正流行天花傳染病，孩子生下半個月就得了天花肺炎病，西北局的領導得知後很關心。習仲勳同志說，張子芳已有一個孩子在南方丟失了至今無音信，在可能的情況下，一定要想辦法把這個孩子救活。馬明方同志隨即親自打電話給保安處周興同志，要他們派個醫生到邊區婦聯搶救孩子，同時他給邊區衛生署長打電話，要他們能給一些特效藥救治孩子。但終因孩子小，病情發展快，搶救無效而夭折。這在我的思想感情上無疑是個打擊，但我對組織上，特別是馬明方同志無微不至的關懷和幫助永銘在心。
李握如自1946年從新疆回來至1958年底先後在陝甘寧邊區、西北軍區和北京都是做公安保衛工作，1958年底調雲南省任省法院院長、省政協副主席，“文革”後於1978年底調北京任公安部顧問，1995年病逝。在我們將近50年的共同生活中，我們的家庭生活是幸福的，每當我們回憶起這段往事，總是對馬明方同志非常感激。
1937年冬，我在陝甘寧邊區黨委婦女部工作時與任邊區黨委統戰部部長的王濤同志結了婚，年底中央決定王濤去湖南任湘南特委書記，第二年，為了照顧我們兩地分居的困難，組織上決定調我去湘南特委工作。 1939年底，中央來電報通知各地的七大代表到延安集中（王濤是湖南的七大代表），隨即省委決定我同王濤一起回延安。我們於1940年夏到了桂林八路軍辦事處，因國民黨反動政府不發給通行證，致使我們在桂林停留了半年之久。在此期間，我生了孩子。皖南事變前夕，中央電報通知任命王濤為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委員兼閩西特委書記。我們於1941年初帶著半歲的孩子去閩西特委工作，王濤同志於1941年9月在敵人圍剿特委機關時壯烈犧牲，不久組織決定調我去南委機關工作。
1941年底，我帶著寄養在閩西龍巖縣郊區農民家中不到兩歲的兒子去了南委機關。不到半年的時間，發生了南委機關遭到國民黨反動軍警的嚴重破壞事件，因敵人來勢迅猛，撤退時為了機關的安全，又不能帶孩子，只得將孩子臨時託給房東老大娘。我們離開不久，敵人便進了村子，瘋狂搜捕和吊打群眾，從此我再沒有得到有關孩子的消息。 1943年，我回延安後，一直在牽掛著這個孩子的命運。
1949年，我同馬明方一起在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期間，遇見了廣東的代表（敵人破壞南委時，南委機關設在廣東省大埔縣的一個村鎮），託他們幫我打聽一下孩子的下落。同時，還託他們給華南分局書記方方同志（他是原南委書記）帶了一封幫我尋找孩子下落的信。在不到兩個月時間，我就接到方方同志的回信說孩子不但活著還長得很好，只是收養孩子的老大娘說，一定要親人自己去接。得到這一消息後，我高興極了，立即給西北局的領導同志作了匯報。他們當即表示積極支持我把孩子接回來。但因當時我工作抽不出身來去接孩子，就派了婦聯總務科長高風山同志以舅舅的名義去接孩子，經過三個月的時間（因交通不便、小孩認生等原因）於1950年夏，終於把丟失時不到兩歲、經過八年的離散已十歲的兒子接回到我的身邊，圓了我夢寐以求尋找兒子的夢。在尋找兒子的下落和接回兒子的過程中，我得到了組織上和不少同志的關懷和支持，對此，我非常感激，特別是馬明方同志在接回孩子的問題上給了我不少的具體幫助，使我不能忘懷。馬明方同志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對工作有強烈的政治責任心，對乾部無微不至關懷，是我們學習的榜樣。我深切的懷念他。
一生剛直，錚錚鐵骨。
英靈永駐，浩氣長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