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秋習仲勳（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北軍區政委）調中央工作後，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先後任命西北局第三書記馬明方為西北軍區副政蠢、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馬明方主持西北大區的工作整整兩年。
1952年8月初中共中央辦公廳通知，毛澤東主席要在即將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聽取各大行政區的工作匯報。為此，馬明方於8月14日先向毛主席呈送了一個書面匯報材料。
馬明方主要匯報了西北大區的土地改革和民族工作情況。他說：（一）西北大區已在2480萬人口的地區內完成了土地改革，還有440萬人口的地區內的土改要在1952年冬1953年春完成。土改後農民的生產熱忱很高，關中土改後一年之內農村中農戶數增加了15.7％，農村中90％以上的農戶將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期上升為中農以上的生活水平。農村中的情況，普遍是平川地區較好，山大林深地區較差。山區的老百姓很窮，幾個人夥穿一條褲子，也有十七八歲姑娘沒褲子穿以樹葉遮羞的。交通不便，糧食與工業品的差價太大，安康山區兩石包穀才能換一張鋤。各種疾病很多，死亡率很高。政治工作也很差，有些人還不知道西安已經解放，全國解放就更不知道了。開展山區工作是做好農村工作很重要的一環，中央似可發一專門指示以引起各級黨委更進一步的注意。我們對山區要賠一些錢，是很需要的。 （二）西北有17個民族共3200多萬人口，其中16個少數民族有630萬人口，約佔總人口的五分之一。民族間的隔閡、戒備、成見，不光少數民族中存在著，漢族甚至漢族黨員中也存在著的。現在看來，在少數民族中還需要安置一批有代表性的人物，多有幾個馬鴻賓、喜饒嘉措對我們是很好的。我們的干部中有一種情緒，這就是打了地主，想打牧主。西北約有2700多萬羊子，980多萬大牲畜，大部分在少數民族中，特別是在牧區中。如何對待羊子問題，不僅是一個發展畜牧業的問題，也是一個民族問題。畜牧要發展這是肯定的，牧主的羊群不准動這也是肯定的。但土改中不能動，土改後是否可以動，土改後馬上不能動，稍做些工作之後是否可以動，這在我們許多幹部中還是一個問題。我們似應明確地規定，在我們的經濟還不是社會主義經濟時期，允許牧群為牧主私人所有，並應採取積極的政策幫助其改善牧群管理，提倡科學、衛生，在發展牧群的基礎上，逐步改善牧工的生活待遇，改善牧主與牧工的關係。如果可以這樣肯定，並在幹部中說明這個問題，那對於促進畜牧業的發展和指導牧區的工作是會更有幫助的。另外，我們對於中、小牧群，國營牧群，自然應積極幫助指導其發展，以起示範作用。
馬明方主持西北大區的工作之初，由於全區的土地改革任務已經基本完成，所以他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抓經濟建設工作上。
首先，馬明方多次主持召開西北局常委會議和西北軍政委員會行政會議，討論經濟建設中的方針和政策，部署經濟建設中各方面的工作。並於1953年1月1日在《群眾日報》上發表題為《迎接開始計劃經濟建設的1953年》的文章，號召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積極動員起來，熱忱地參加各項經濟建設工作，首先完成1953年的經濟建設任務，為以後的經濟建設打好基礎。
其次，馬明方很注意抓經濟建設中的重大問題。 1953年4月7日，馬明方主持召開西北行政委員會第七次行政會誕討論檢查工礦企業的安全衛生問題，尖銳地批評了“生產建設中的傷亡難以避免”的錯誤認識。他說：生產和戰爭不同，戰爭中參加的雙方都有殺傷對方的目的和能力，因而傷亡是不可避免的；而生產是和自然的鬥爭，只要我們注意認識和預防自然本身自發的破壞作用，發揮人對自然的控制能力，例如切實做好安全衛生工作，就可以避免傷亡事故的發生。 5月11日，馬明方主持召開西北局常委會議，討論加強職工勞動紀律問題。他說：紀律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是新民主主義必須建立的一套思想，否則就不能進入社會主義。要進行熱愛勞動和遵守紀律的教育，這種思想教育是多少年代的事。違犯紀律的人，不管誰都要處理，不但嚴重違犯紀律的壞人要開除，對那些經長期教育不改的二流子、懶漢也要開除，我們不能培養二流子和懶漢。要嚴格製度，要嚴格紀律，沒有嚴格的製度和紀律，生產就無法正常地進行。 9月22日，馬明方主持召開西北行政委員會第21次行政會議，討論增產節約問題。他說：我們天天在生產，不斷地增加工業產品，不斷地增加糧食，把生產建設的事情辦好，目的在於為國家增加財富，增加物資，逐步增加人民的收入以改善生活，因此增產是積極的，是前進的。我們天天在辦事，因此就要隨時注意節約，節約也是為了搞好生產，把事情辦好，也是積極的。所以，增產節約是國家一項經常性的而又是很廣泛的事情，要形成一個自上而下的廣泛的群眾性的增產節約運動。
第三是組織交流經驗。 1953年初，馬明方主持在西安召開了西北工業座談會，交流了西安灞橋電廠和玉門油礦基本建設的經驗，座談了工業基本建設目前情況和存在問題、推廣先進經驗及合理化建議運動、企業中黨的工作及黨政工團領導、勞動保護、職工福利與工資等問題。 5月中旬馬明方主持在西安召開了推廣五三工廠經驗報告會，並在報告會結束時講了話。他說：五三工廠的一個重要經驗，就是每個時期都緊緊抓住當時出現的實際問題，鑽進去反复研究，經過和群眾商量，弄清這些問題，找出辦法，加以解決。學習五三工廠經驗，首先就是要和自己當前的實際結合，解決當前本廠、本礦的實際問題。
第四是認真進行總結。 1953年底，西北行政委員會舉行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馬明方在會議上作報告，對西北地區1953年的“工業生產和基本建設”、“農業和畜牧業生產”、“商業財政金融和交通工作”、“私營工商業”等作了認真總結。並對1954年的經濟建設提出了要求，號召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繼續努力奮鬥，把新的一年的經濟建設工作做得更好。
從1952年8月開始，在西北區級和陝、甘、寧、青四省及西安市司法機關進行的司法改革工作，到年底基本結束。 1953年1月6日，馬明方主持召開西北軍政委員會第91次行政會議，討論司法改革委員會關於這次司法改革工作的總結報告。
馬明方就鞏固司法改革工作成果的問題在會上講了意見：（一）司法改革中發現的問題必須很好交代，錯判案件必須及時進行適當改判，改判時首先應向當地群眾及當事人承認錯誤；因錯判而受損失者，必須向其本人或家屬進行慰問及作必要的補償；對於錯判案件的司法人員，應按情節輕重予以適當的處分。 （二）要把清理積案當作目前的中心任務去做。今後必須力求結案迅速，努力克服拖延積壓現象。 （三）建立健全各種審判制度。堅決肅清逼、供、信和打罵的惡劣作風。切實貫徹法定的逮捕、傳訊及釋放手續，除現行犯外非經法定手續任何機關不得擅自捕人和審訊。 （四）加強區鄉的群眾性調解組織，依靠群眾調解群眾中的糾紛和爭執。 （五）注意改進監獄工作。建立合理的監獄制度，徹底肅清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不合理現象。鑑於新疆省的特殊情況，那裡的司法改革工作可在土地改革之後，再考慮何時進行。
在後來召開的西北行政委員會第一次、第十三次行政會議討論公安部和法院的工作時，馬明方再次強調：（一）各省人民法院和專區分庭應派員協助積案多的地區進行工作。各級法院院長要親自動手處理重大的複雜的案件，具體指導清理案件的工作。要加快積案處理工作，但不能單純為了快而草率處理，造成新的錯案。 （二）要教育所有乾部領會和貫徹群眾路線的審判方式。正確及時地處理訴訟案件，只有這樣才能體現出國家法律的嚴肅性。 （三）建立陪審員制度。首先應在經過各種社會改革及工作有基礎的地區，選擇重點，進行試辦，取得經驗和成績後再逐步推廣。 （四）嚴格區別罪與非罪。要使乾部和人民懂得，如果罪犯的子女家屬不牽扯犯罪行為，絕不能因罪犯的罪行而涉及其子女家屬，其子女家屬不能擔負罪犯犯罪的任何責任。 （五）對於利用群眾迷信心理進行活動的反動會道門必須徹底取締，但必須加強對群眾的教育使其認識反動會道門的反動性自動退出，並且不要把宗教信仰與反動會道門的活動混淆起來。
1952年12月，西北軍政委員會舉行第六次全體委員會議，馬明方在7日的會上作了《關於調整商業的報告》。
馬明方在報告中指出：“五反”運動後，在西北某些較大城市的商業和一般初級市場的商業經營中，在公私關係上，以及國營商店和合作社的經營業務上，出現了一些缺點和錯誤。因此，我們必須注意：（一）合理地調整價格，貫徹產、運、銷兼顧的政策。國營貿易機關應適當地擴大貨物的批零差價和地區差價，並適當提高批發起點，合理調整農副業產品的購銷差價。 （二）適當地調整和劃分公私商業的經營範圍。國營公司應貫徹批發為主，零售商品以穩定價格為準的方針，除關係國計民生的某些重要物資由國家統購統銷外，其餘商品應注意鼓勵私商經營。有些物品國營貿易公司應少經營甚至不經營，已經經營了不應經營和經營過多的物品應即適當加以調整。暢銷土產更應多讓私商經營，但對某些重要土產以及私商無力經營的土產和滯銷土產，國營貿易公司則應繼續經營，藉以打開銷路，帶動私商參加經營。 （三）加強對初級市場的領導。國營貿易公司和合作社必須堅持面向農村、服務生產的方針，必須經營和組織帶動私商經營農副業和工業與手工業產品，供給農民以生產資料和生活必需品。 （四）嚴格取締對私商各種不適當的限制。國營貿易公司和合作社不得代行工商行政管理和限制私商收購、販運、銷售貨物的自由，更不許限制農民和小手工業者在市場上直接進行交易。 （五）嚴格執行稅收政策。明確規定免徵點，以照顧小商販的經營。 （六）調整商業主與店員的關係。店員應主動團結資方搞好營業，遵守勞動紀律，尊重資方應有的權利；資方必須遵守勞動法令，尊重店員職工的政治權利和合理的福利，並積極經營業務。
在後來的一次西北局常委會議上，馬明方還說：對零售商和批零兼售商，我們的政策不是擠垮，也不號召其轉業，貨郎擔、小商小販還要存在。現在糧食市場存在的問題很多。豆腐坊，粉坊，掛麵坊，賣小吃喝的，都要維持下來，反正人要吃飯，擠垮了，脫離群眾。農村的小手工業作坊目前是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原則上要一律保存下來。國營貿易公司要通過這些渠道活躍城鄉物資交流。
1953年2月2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發出《關於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的指示》。號召西北地區各級黨的組織和全體黨員、幹部積極開展新的“三反”運動，揭發、批判和糾正官僚主義、命令主義、違法亂紀的惡劣作風，全力“支持好人，懲治壞人，發揚好事，消滅壞事”。
在西北局發出這個指示的前後，馬明方多次在西北局常委會議上和西北行政委員會行政會議上，反復強調開展新的“三反”運動的重要性。他說：（一）開展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違法亂紀的鬥爭，是當前國家工作中的一項重要措施。但它又是一件艱苦細緻的長期的思想教育工作與組織整頓工作，因此不能採取疾風暴雨的突擊方法去進行。要採取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結合的辦法，把這個鬥爭貫穿到經常工作中去。 （二）現在領導機關的許多負責幹部缺乏深入實際，從實際出發的領導作風。一般的毛病是發號施令多，交代工作任務多，向下邊要的東西多，交代政策與政策界限少，交代工作步驟與辦法少，認真地檢查工作少，解決實際問題少。這就助長了下邊的命令主義、違法亂紀的發生與發展。這就要求要在深入反對官僚主義的基礎上反對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 （三）有的干部雖然下去了，但他是“欽差大臣”，或人雖下去而思想並未下去。他們搞形式主義，任意發號施令，又不解決實際問題，反而妨礙下邊的工作計劃，攪亂下邊的工作步驟，耽誤下邊的工作時間。這是一種虛浮、不踏實的工作作風，必須改正。 （四）文牘主義務必克服。凡不必下發的公文、表報，一律不准下發。必須下達的，一定要經過領導同志親自審核，有的還要報經上級審核後才能下發。對於上級下發的公文、表報必須認真研究，不需要轉發的不要照抄照轉，需要轉發的要加上適當的補充，以便於下面能更切實際的執行。一件公文的下達，往往關係著千百萬人民的生活和生產問題，決不容許粗心大意。 （五）書記親自動手向上級寫報告，這是早已定了的規矩。我看過行政委員會各部門寫的報告，其中三分之二不是領導同志親自動手寫的，沒有通過自己的腦筋。寫這樣的報告可以叫秘書收集材料，也可以由秘書起草初稿，但一定要親自修改，變成自己的東西。按我的經驗，要寫一個報告，要修改好幾遍，才能把思想概念表達得明確。我發現我們的一些報告看不懂，有丟了動詞的，有寫白字錯字的，說明不認真。書記親自動手寫報告的製度要堅持，這也是看你有沒有官僚主義作風的重要表現之一。
之後。馬明方還主持召開西北行政委員會行政會議討論“調整各級行政機構緊縮編制的方案”，從組織機構的設置上克服官僚主義的產生。
1953年5月20日，馬明方主持召開西北局常委會議，聽取西北區婦聯負責人曹冠群關於第二次全國婦女代表大會精神的匯報。
馬明方在會上作了總結髮言，著重就農村婦女工作講了意見。他說：組織農村婦女參加農業生產建設，必須從目前的農村實際情況出發，必須照顧婦女的生理特點。在現時的農村，婦女主要是操持家務，撫養娃娃，做飯，農忙時做農業上的輕勞動，再有時問才參加農田勞動。現在不是解除婦女的家務勞動，而專門去做農業勞動；即使有這樣的現像也只能是勉強的，暫時的，長期下去，就會飯顧不上做，牛沒有人飲，勢必弄得家庭不和睦。這樣的婦女工作勢必不能長期下去，會垮台的。沒有條件做的事情，勉強去做，那是“左”的錯誤情緒，例如今天在農村提出成立托兒所就是錯誤的，只能依照現時的實際情況和群眾習慣，在農忙時組織“抱娃組”之類的互助組織。我們不要過多地干涉農村婦女應該做什麼，不做什麼，老百姓是很會安排自己家庭裡男女勞動分工的。我們主張男女平等，解放婦女，但並不是說婦女解放了就不做家庭的事情了，婦女不做家務勞動了，就同男的一樣平等了，當然也不是說婦女只能操持家務不可以參加農業勞動，一切要從現在的農村實際情況出發。現時農村的婦女工作，重要的是推廣新法接生，多介紹新的知識，改變舊的有害的接生知識和習慣，少嬰兒死亡率。然後提倡一般的衛生工作。婦聯應與衛生部門協同，把這些工作做好。
在此之前，馬明方還在西北區第二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上強調，在發動婦女參加農業勞動時，應當照顧到婦女的體力，不可讓她們擔任體力所不能勝任的勞動。在少數民族地區，如果那裡的群眾還不贊成婦女參加農業生產，那我們就不要去勉強。
1953年6月14日至8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全國財經工作會議，根據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總結部署財經工作。
馬明方率領西北各省、市和西北大區財委的主要負責人出席了這次會議。會議期間，他就當時嚴重的糧食市場問題，兩次致電西北局，提出以下三條意見：（一）擴大上市糧食數量。第一，為吸引農民出售小麥，必須穩定收購價格，保持合理的糧食季節差價和品種差價。第二，催收已到期的各項貸款和水費，節省可以節省下來的貸款，藉以減少農村貨幣投放，刺激農民多出售糧食。第三，合作社和國營商業部門要及時組織目前農村需要的生產生活資料，大量供應，換回糧食。第四，進行正確的宣傳，勸導農民節約糧食，將餘糧盡可能的用於添置牲畜、農具等改進和擴大生產能力方面，把餘糧賣給國家。 （二）加強市場管理，一般應使上市糧食的70—90％由國家來收購。第一，適當掌握地區差價。第二，擴大糧食收購據點。第三，在收購季節和新糧上市地區，國營糧食公司應以收購為主。第四，限制私營糧商，取締糧食投機。第五，限制土磨坊的發展。 （三）加強黨對糧食工作的領導。有關部門可以成立收購糧食的聯合機構，在黨委的統一領導下進行糧食收購工作。
馬明方回到西北局後，又主持召開了一次西北局常委會議，討論糧食的購銷問題。他說：糧食的供應工作和收購工作是上牙和下牙的關係，是分不開的。沒有供應就沒有收購，供應工作做好了有益於收購工作，收購工作做好了反過來又支持了供應工作，忽視收購工作等於打擊供應工作。對農民做工作只能是說服教育，不能用強迫命令的辦法。做好農民的經濟工作，先要把比價、差價等價格問題做好。私商做生意是為了賺錢，但他們對買主的態度熱情；我們做生意是為了社會主義，為了人民，但我們的工作人員對買主的態度遠不及私商好。要學私商的本領，如果我們能學到私商在這方面的本事，收購任務早就完成了。
1953年12月18日至24日，西北行政委員會民族事務委員會召開全體委員（擴大）會議，總結西北地區幾年來的民族工作。馬明方在會上作了題為《加強團結，做好少數民族地區的生產建設工作》的講話。
馬明方在回顧了幾年來西北地區的民族工作之後，指出：少數民族地區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和人民政府，必須把發展農業、畜牧業生產的工作，把經濟工作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在農業上，應當繼續總結和推廣增產經驗，指導農民改進耕作技術；通過合作社和國營商店，供給農民以大批農具等生產資料；在做好已有水利灌溉管理工作的基礎上，組織農民繼續興修水利。在畜牧業上，必須在牧區繼續執行“不鬥不分、不划階級”和牧工、牧主兩利的政策，扶助畜牧業生產特別是扶助貧苦牧民生產的政策，輕於農業區和城市的稅收政策；保護和培植草原，合理地管理和使用草場，推行儲備冬草，調解草場糾紛；改進牲畜飼養管理，注意選配優良品種；加強醫療衛生工作；推行獸疫防治工作。使各民族“生產茂盛”，“人口興旺”。少數民族地區的國營商業機關和合作社，都應當注意扶助當地人民的副業和手工業生產，並採取有利於當地經濟發展、符合等價交換原則的合理價格進行產品收購和貨物供應，要適當供應牧區所需的糧食，以促進畜牧業的發展。積極地切實地做好這些工作就是最實際的配合祖國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建設，隨著祖國工業建設的發展，各民族地區的農業和畜牧業也會大大的向前發展。還要按照條件和力量，逐步有計劃地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教育事業，提高少數民族的文化生活，注意發展少數民族的語文，更多地培養少數民族的各類人才。內地派到少數民族地區的漢族幹部，必須耐心地團結少數民族幹部，尤其是尊重少數民族的領袖人物，團結起來，共同把少數民族地區的建設工作做好。為了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畜牧業生產，馬明方還在西北區畜牧會議上批評了一種輕視畜牧工作的錯誤說法。他說：有的人說，“工業好，農業比工業次一點，畜牧業最沒出息。”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工業和農業當然是很好的，特別是工業在我們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偉大前途上說來，它是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的。但是，工業、農業、畜牧業以至於商業，畢竟都是國民經濟中完整的不可缺一的統一體。難道說我們的國民經濟中，現在或將來有那麼一天，可以不需要家畜和牧畜嗎？人的生活中也有那麼一天可以不需要肉類、油類、奶類等食品嗎？如果事情恰巧不是這樣，而是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反而需要的更多，並且不知道要比現在多好多倍，那麼請問我們對於畜牧業又應當作何解釋呢？
遵照西北局的指示，西北行政委員會商業局還於1954年5月召開了西北區民族貿易工作會議，安排民族貿易工作，扶助少數民族地區生產建設的發展。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揭露和批判了高崗、鐃漱石的反黨分裂活動，通過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馬明方出席了這次全會並發了言，他說：地方主義、小派別習氣，在我們黨內某些地區和部門中程度不同的存在著。我們有些同誌有這樣一種錯誤的思想，他們認為“這個地區是我們自己的縣和省，為什麼派來這麼多不是我們這個縣、我們這個省的人來佔了我們的位子？”幹部中這一地區和那一地區，老幹部和新幹部，老區的和新區的，這一民族和那一民族的干部之間，不團結的現像還是存在的。一個地區的人，一個山頭上下來的人，氣味相投的人，不利於團結的話、違反紀律的話可以說，不利於團結的事，違反紀律的事可以做，也可以互相諒解，反之則是另外一個樣子。有些同志把個人的榮譽、地位、威信、得失，放在黨的榮譽、黨的威信、黨的利益、整體的利益之上，把個人和黨的關係處理得不適當。集體領導，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制度也是貫徹得很不夠的。我們要在四中全會精神指導下，克服我們在這方面存在的問題。
3月24日至4月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舉行全體委員（擴大）會議，傳達貫徹黨的七屆四中全會精神。 3月26日，馬明方在會上作了題為《為增強黨的團結，繼續勝利完成各項工作任務而奮鬥》的報告，就西北地區的工作和黨內團結問題進行全面地回顧和深刻地分析。 4月1日，他在會議閉幕時作了總結講話，強調指出：（一）黨的代表會議和代表大會要定期召開。按照黨章的規定，黨的省、地、縣、市、區的代表大會，應每二年召集一次，在兩屆代表大會之間，並得召集代表會議若干次，必須力求做到。各級黨委的負責人，應盡可能地經過選舉產生，逐漸改變目前大都是委派的現象。 （二）省委書記和黨員省主席，每年至少應以一兩個月的時間深入到工廠或農村中檢查黨的政策和各項工作貫徹的情況，直接和群眾見面，以了解一般黨員和工農群眾的要求和意見。 （三）堅持進行馬列主義理論的學習。高級幹部應當把《毛澤東選集》反复精讀。書是要反复地來讀的，在四中全會後重讀毛主席的一些文章，較過去就會了解得更深刻些。 （四）仔細地鑑別革命的責任心、光榮的革命歷史和官癮、老包袱之間的區別。防止變質，防止把大公無私、謙虛謹慎的無產階級革命主義的精神，逐漸地自覺或不自覺地變為驕傲自滿、自私自利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這是我們黨內一個長期的思想教育和思想鬥爭，也是階級鬥爭反映在我們黨內的一種表現形式。革命的責任心，革命英雄主義，想為黨和人民多做一些事情的願望，都是好的。但不管做了多少事情，有多少光榮的歷史，作為一個共產黨員說來，是自己應有的責任。如果因此不警惕，不注意克服自己思想中存在的落後方面的東西，背上個包袱，驕傲起來，壞的傾向發展起來，這就很危險。過去很多絆跤的人，都跌在這點上。要時刻警惕。我們在座的這些人，也都多少會有些舊的思想，有時大有時小，看覺悟程度如何來變化的，即使是99％都純正，只有1％的不純因素，也要經常防止和克服它，否則有危險。 （五）經常注意學習和掌握集體主義的領導思想原則。誰違背了這個原則，誰就要碰釘子、犯錯誤，黨的生活狀況就要逐漸地喪失正常狀態，黨的委員會和廣大干部的工作熱忱就得不到充分的發揚，不健康的思想情緒就會逐漸地產生起來，並無法得到及時地、妥善地糾正和克服。 （六）各民族人民首先是各民族幹部之間的團結，永遠是我們作好各項工作的重要保證。 （七）軍隊工作，國防軍、公安部隊、地方武裝工作，任何時候也不能放鬆。 （八）要嚴肅紀律。 （九）全黨要注意經濟工作，並努力學到一些新的本領。
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大區一級黨政機構。 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作出關於撤銷大區一級行政機構的決定，並決定改變一些省、市的建制。
6月28日至29日，西北行政委員會舉行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傳達貫徹中央人民政府《關於撤銷大區一級行政機構和合併若干省市建制的決定》。馬明方在會議上作了關於撤銷西北大區一級行政機構和改變寧夏省、西安市建制的實施方案的報告，並對有關問題作了說明。他說：撤銷大區的黨政機構，寧夏省併入甘肅省，西安市由陝西省直接領導，都有一個移交、接交的問題。在交接過程中，各撤銷單位在撤銷前必須做到：把當前的工作努力做好，應辦理的事情繼續辦好，應解決的問題負責加以解決；年內應做的工作安排好；應交的業務整理好；幹部配置好；檔案資料和物資清理好；保證移交後每個單位上下的關係都能接好。估計各省、市在接管時會有若干困難，大區各單位必須主動地認真地幫助各省、市把應接收的工作安排好。這就是說，必須先交好工作、交好業務、交好事業，同時必須接好工作、接好業務，接好事業，不要使工作停止中斷，受到損失。不但要把有形的物品和看得見的檔案資料等交接好，還要把無形的看不見的東西交接清楚，兩方面都要交接好。如果交接工作做不好，交、接雙方都有責任。這次撤銷機構，涉及到相當一批人員的工作變動，組織上在調配的時候均須注意從工作需要出發，並儘可能地照顧到個人的具體情況，使能“各盡所長，各得其所”，把國家的需要和個人的情況統一結合起來。如常香玉同志的所長大家都是知道的，她的“各得其所”就是國家給她各種便利條件，充分發揮她的藝術天才，我想是沒有一個人同意把她調到工程局當工程師，調到中學當教員的，就是讓她在現在的崗位上發揮她的天才。再像趙望云同志是有名的畫家，誰都讚成國家給他一切便利條件充分發揮他的所長，誰都不會說讓他停止畫畫。再像已故的寇遐老先生字寫得很好，如果他在世的話，我們就給他便利條件讓老先生寫下去。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還要看到，除了神經上失常態的人以外，不管什麼角落、什麼方面、什麼事業、什麼位置上，都存在著各有所長的人。 “各盡所長”和“各得其所”，是基本上從國家利益出發的，也是和國家利益相適應的。要把“個人所長”和“國家所需”統一起來，大家都要以高度的愛國主義熱忱來發揮自己的天才、所長，積極地去和國家的方針政策相符合，從而更大地發揮自己的天才和所長，為國家貢獻自己的力量。
經過幾個月的交接，西北大區於1954年11月8日正式宣布撤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