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1897—1946）字雨農，原名戴春風，浙江省江山縣人。黃埔軍校第六期騎兵科畢業。歷任復興社特務處長、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二處處長、副局長、局長等職。授陸軍中將銜。 1946年3月17日墜機身亡，終年49歲。 1897年4月24日，浙江江山縣的龍井村內，一個名叫戴春風的嬰兒呱呱落地，算命先生推了他的八字，說這個孩子乾支八字為丁酉、乙巳、丙辰、丁酉，乃“雙鳳朝陽”格，將來是大富大貴的命。他就是後來在中國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混世魔王戴笠。 戴笠報考文溪高小時，學校出的作文試題是《試名言爾志》，戴笠提筆寫下“希聖、希賢、希豪傑”幾字為題目，內容意存高遠。校長和老師看了他的作文之後大為訝異，都說此子雖小竟有這樣的遠大理想，將來的前途不可限量，遂招他入校。

後來，戴笠與一干同學、朋友前往衢州報考衢州聯合師範。考試前一天，他們到衢州街上游玩，看到路邊有一個舉著鳥籠的算命先生。其中有個同學說：“明天就要考試了，我們算算命，測一下吉凶如何？”大家看見那隻小鳥頗有靈性，就紛紛同意了。 只見那隻小鳥吃一粒穀粒，就從算命先生的手中啄出一張黃簽，一會兒工夫就啄出了七八張，其他人的籤上都是一般的吉利話，而戴笠的籤上畫著一個池塘，池塘上方正在下大雨，池塘的水眼看就要溢出來的樣子，上面寫著：“一朝逢暴雨，決非池中物。”算命先生一看此簽，拍案叫道：“好！後生啊，這可是一個上上簽！你將來要是遇到貴人提攜，一定可以宏圖大展，飛黃騰達，貴不可言！”戴笠這個人生性大方，聽到算命先生將他的命說得如此之好，就給他一把銅錢。算命先生看他這樣大方，就主動地說：“你把你的生辰八字給我，我再給你細算一下。”

戴笠看他認真的樣子，覺得有些好笑，說：“這我也會算，丁酉、乙巳、丙辰、丁酉，乃'雙鳳朝陽'格，主大富大貴……你說我算得對不對？”算命先生吃了一驚：“你居然懂我們這一行。不過，還有一半你沒有算出來，那就是你雖然屬'雙鳳朝陽'格，且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俱備，但命中缺水，有偏枯之相，美中不足啊！” 戴笠笑吟吟地問：“你說怎樣不讓這五行缺水呢？”算命先生看他的神情，知道他不相信，但還是堅持說：“你最好把名字改一改，變成帶'水'的字，才可逢凶化吉，遇難呈祥，前途光明啊！”戴笠卻說：“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名字是父母所賜，怎能隨便改了呢？”算命先生只好搖頭嘆了一口氣。

戴笠以第二名的成績考上了衢州聯合師範，但他沒有去就讀，而是帶著“以武功立世”的思想跑到軍閥部隊去當兵，再以後又到上海“打流”並在賭場上初識了杜月笙，在交易所裡認識了蔣介石。但他一直碌碌無為，蹉跎到快30歲了，還只能在家鄉看看山林，賣賣毛竹、春筍。 當戴笠在報紙上看到，蔣介石在廣州擔任黃埔軍校校長兼任北伐軍總司令進行北伐的消息時，不禁大喜，離開老母、妻子，千里迢迢地跑到廣州去報考黃埔軍校。 誰知，戴笠竟然沒有考上黃埔軍校第六期。戴笠失望至極，深嘆時運不濟。正在這時，由於北伐戰爭的深入，大量追求進步的青年湧向廣州報考黃埔軍校。軍校伍生部決定再招收第二批學員。戴笠一看又有機會了，準備再次報考，他為了不讓招收人員認出來，將名字由戴春風改為戴笠，字雨農，這“雨”帶的水就多了。說來也怪，戴笠改名後開始時來運轉，這次考試竟是一考而中。戴笠正式踏上了他的“光明之途”。

1928年初，國民政府召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蔣介石被推舉為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戴笠當時為總司令部上尉情報員，每月能在總司令部特勤處領取薪水，並能以學生的名義直接向蔣介石提供情報。可是，戴笠是黃埔六期生，資歷非常淺，地位也很低，長時間無法將情報直接交到蔣介石手上，當然也無法引起蔣介石的注意。 這時蔣、閻、馮的部隊正在中原與奉系軍閥進行激烈的戰鬥。戴笠是天生的特工材料，他經常三天三夜不睡覺，帶著勤務兵賈金南，冒著生命危險深入徐州前線蒐集有價值的情報。有一次，戴笠連續兩天騎馬往返奔波於戰場和總部之間，險些把馬累死，他的大腿被馬鞍磨得血肉模糊，和褲子粘在一起，鞍上也滿是鮮血，但是他絲毫不以此為苦。

為了及時地將情報送到蔣介石手上，戴笠常常站在總司令部門口，等候蔣介石的座車。蔣介石的侍衛長王世和非常厭惡戴笠，不時地在大門口呵斥和羞辱他，弄得戴笠無地自容。一次，蔣介石的座車到了大門口，戴笠見機會來了，不容錯失，就不顧一切地大步跑上前去。蔣介石的侍衛們以為他是行刺的，有的拔出手槍，有的衝上前來撲倒戴笠，對他拳打腳踢。戴笠強忍著疼痛，舉起手中寫好的情報，高叫著：“我是校長的學生，是給校長送情報來的。”蔣介石叫住侍衛走過來，看見戴笠口鼻出血，仍然高舉著情報，對戴笠的忠心不禁有些感動，他勉勵了戴笠幾句後，讓侍衛把情報收好。 到了辦公室後，蔣介石看見“學生戴笠”的字樣，想起以前時常有些很有價值的情報也是署著“學生戴笠”的名字送上來的，但不知道這麼來之不易，就囑咐秘書毛慶祥，以後戴笠有緊急情報，可帶他隨時晉見。從此，戴笠開始了他飛黃騰達之路。

1929年底，粵系的張發奎聯合桂繫再次討蔣，曾經幫助老蔣打敗桂系的唐生智，認為時機已到，也起兵向蔣介石反戈一擊。 唐生智字孟瀟，比蔣介石小兩歲，早年參加辛亥革命和討袁護法戰爭，後又任第四集團軍總司令，下轄四個軍，實力雄厚。在寧漢、寧粵對抗期間曾三次興兵反蔣。蔣介石對他又恨又怕，必欲除之而後快。 12月，河南地區突降大雪，天寒地凍，受惡劣天氣的阻隔，蔣軍與唐生智的軍隊對峙，沒有什麼進展。戴笠奉命潛入唐軍後方駐地，四處蒐集情報。同時，他還想對唐生智部屬進行策反。他打聽到唐手下有個軍警督察處長兼特務營營長，名叫周偉龍，是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生。戴笠心想這個人也許能被策反過來，畢竟是“校長”的學生嘛！因為就戴笠自己的想法，只要是黃埔生就都是蔣介石的學生，就理所當然地會投蔣反唐。

信陽在河南與湖北交界處，是唐生智反蔣大軍的集結點之一。這時蔣介石已經收買了閻錫山。閻率大軍從山西渡黃河南下，直逼鄭州。唐生智不得不將總部移到駐馬店，準備從信陽直下武漢。信陽駐軍人數大增。戴笠瞅准這一時機潛至信陽，不單為了躲避追捕，更主要的是為了“入虎穴，得虎子”，展開對周偉龍的策反工作。 這時唐生智的情報系統，對戴笠的行踪幾乎了解得一清二楚。追捕戴笠的大隊人馬很快來到了信陽，對大小旅館，大小酒樓，挨家挨戶進行搜捕，包圍圈日漸緊縮，戴笠叫苦不迭，仰天長嘆：“想不到我戴雨農功名未就，今天就要在小小信陽人頭落地了……” 詭計多端的戴笠關門苦思脫身之計。想來想去，他情急智生，感到只有鋌而走險，硬著頭皮走一步“險棋”，才有可能死裡逃生。

其時，周偉龍已到信陽。一天，戴笠單身一人闖進了周偉龍的辦公室，說：“周處長，我有機密大事禀告，請屏退左右。” 周偉龍見來人個子矮小，生就一副馬臉，眉毛濃黑，目光陰鷙，一看就是一個城府很深、精明幹練之人。他對此人似乎有一種似曾相識之感，但又想不起來在什麼地方見過，更不知道他現在葫蘆裡賣的什麼藥。心想他孤身一人前來，興許真的有什麼機密大事相告。想到這裡，周偉龍把手揮了揮，左右隨即退下。唐生智懸賞十萬元大洋緝捕戴笠，當時搞不到戴笠的照片，周偉龍只聽人如此這般描繪了一番，所以當戴笠進來後，有一種好像見過面又說不清楚的感覺。 戴笠開門見山，自動表明了身份，說：“周處長，我就是戴笠。我這顆腦袋值十萬大洋。念你是黃埔學長，今天特地前來，把我這顆人頭奉送給你。”聽到這話，周偉龍心里為之一震！感到眼前這個自稱戴笠之人，膽識令人欽佩，不愧是男子漢大丈夫，死到臨頭還這樣硬氣，不禁產生了惺惺相惜之念。

戴笠看周偉龍並沒有要將自己抓捕起來的意思，就趁熱打鐵地說：“你是一個堂堂的黃埔生，怎麼跟著一個反复無常的軍閥呢，他唐生智是中央的對手嗎？若是他一旦失敗，你的命運會是什麼樣子呢？”幾句話說得周偉龍頹唐地坐在了椅子上。周偉龍曾在湘軍謝國光部隊當過譯電員，黃埔軍校畢業後分配到唐生智部隊，並非一貫追隨康的嫡系。 戴笠看火候已到，又說：“眼前你只有兩條路，一是將我交給唐生智，然後和他一起失敗；另一條是投靠中央，提供唐生智的情報，策反他的隊伍投向中央，這才是光明之途啊！” 周偉龍臉色凝重，沉思了一會兒，說：“戴兄說得對，我是早年唐生智與蔣校長合作時分配到他手下的，怎想到他會背叛中央呢？作為黃埔學生，怎會不追隨校長左右呢？戴兄說說，我該如何行事吧？”

戴笠心中不禁大喜，附在周偉龍耳邊說了一番話。第二天一早，周偉龍命心腹找來一套憲兵制服，戴笠換了裝，並找來憲兵符號，讓戴笠佩戴，假裝成唐生智部隊的一名憲兵，戴笠帶著情報安然脫離了險境。 唐生智這次反蔣，於1930年1月9日宣告失敗。唐通電下野，化妝坐火車逃到天津，後流亡澳門、新加坡等地。 討伐唐生智的勝利，使蔣介石喜不自勝，而周偉龍投靠蔣介石後，受到了蔣介石的接見，周偉龍將戴笠獨闖信陽策反的經過對蔣介石說了一番。蔣介石深為戴笠的果決勇敢所感動，誇獎戴笠有勇有謀，忠義可嘉，戴笠在蔣介石心目中的分量更重了。 1932年3月的一天，蔣介石在新近落成的中山陵附近一幢別墅裡，召集包括戴笠在內的十幾名最信賴的黃埔學生談話。 這幢別墅依山而建，設計精巧，建築採用中西合璧，豪華典雅，氣勢恢宏。如今遊人如織，人稱“美齡宮”。 蔣介石用目光掃視了一下到會人員，開口問道：“我叫壽山（胡宗南字壽山）帶給你們看的《墨索里尼傳》，你們看了沒有呀？” 眾人異口同聲地回答：“看了。”蔣介石嗯了一聲，清了清喉嚨，說：“目前，黨國正處於存亡危急關頭，北有日本入侵，南有共黨作亂，內有一幫子政工人員常常觸我的蹩腳。娘希匹，我前些時候下野，就是這夥人搞的鬼。我要壽山轉告你們，一定要組織起來。現在我們的黨一點力量也沒有了，一盤散沙。嗯，一盤散沙！你看人家墨索里尼，搞了個褐衫黨，一下子把意大利搞強盛了。我們要好好向人家學學。” 經蔣介石這麼一點撥，“悟”性很高的這十幾個學生，大多心領神會：老頭子一定是要我們也倡導一個團體，一個領袖，一個主義，成立一個像“褐衫黨”那樣的組織。這不是一般性的社會團體，而是一個秘密的、組織非常嚴密的特工組織。 隨後，眾人經過多次議論，確定成立一個名叫“復興社”的組織，並召開了成立大會。蔣介石親自擔任社長，在成立大會上訓話後，他開始宣布復興社領導骨幹名單。戴笠坐在下邊，豎起兩隻耳朵仔細傾聽，生怕漏掉了自己的名字。 蔣介石宣讀了剛當選的中央幹事名單，戴笠聽完後，心裡不禁驚了半截：自己榜上無名。接著，蔣介石宣布了候補幹事名單：侯志明、趙範生、戴笠。戴笠聽後心裡好受一些，自己總算當上了候補幹事，總比名落孫山要好一些。 只聽得蔣介石繼續宣布說：組織處長蕭贊育，宣傳處長鄧文儀，軍事處長桂永清，特務處長……他用眼睛掃視全楊，最後宣布：特務處長暫缺，考慮考慮再說。 戴笠的心一直怦怦地跳著，緊張得手心也出了汗。當他聽到自己沒能當上處長時，不啻當頭一棒，被打得差點暈了過去…… 一直拖到3月下旬，蔣介石才把復興社的領導成員召到一起開會，宣布說：“特務處長的人選，我想來想去，還是戴雨農比較合適。鄭介民就當副處長。你們大家有何意見？” 校長拍板，誰敢說個“不”字。會後，蔣介石留下戴笠單獨談了話。 蔣介石推心置腹地說：“雨農，特務處長的任命，我考慮再三。你嘛，當然是最合適的人選。但你是黃埔六期生，資歷淺，威望不足，人們頗有議論，嗯，你知道不知道？” 戴笠誠惶誠恐地站了起來，假惺惺地說：“校長，學生資淺德薄，能力不足，難以服人，望校長另選賢能。” 蔣介石擺擺手，說：“不必。此事就這樣定了！今天我特意召開這個會，宣布對你的任命，是表示我對你的信任和器重，也是給你撐腰。從今以後你就大膽地干吧！在工作中可能有人對你不服氣、不買賬，你要沉住氣，一切由我來安排。希望你體諒我的一片苦心，不辜負我對你的殷切期望。” 戴笠感動得熱淚盈眶，竭力地向蔣介石表示忠心說：“從今天起，學生願以生命為革命犧牲，為黨國奮鬥。工作做得好，我的頭也許會被敵人殺掉；工作做不好，就請校長殺我的頭。” 戴笠還進一步保證說：“我們搞情報工作的，不能有自己的政治主張，應以領袖的意志為意志。領袖叫幹什麼就乾什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戴笠“表演”得淋漓盡致，蔣介石感到從來沒有過的滿意，慶幸自己選對了“鷹犬”。 戴笠的風頭一下子蓋過了周圍許多資歷很深的人，春風得意，高興得不得了。一天，戴笠邀唐縱到家裡吃飯。酒過三巡，戴笠來了勁，他一拍桌子，說道：“我當特務處長，許多人不服氣，特別是黃埔第一、第二、第三期的，仗著他們的老資格，根本不把你我這些黃埔六期生放在眼裡。可是他們不想想，他們有這個能耐嗎？他們能比我更忠於校長嗎？！” 戴笠越說越來氣，惡狠狠地說：“哼，總有一天，我們這些黃埔六期生要超過前三期，我們特務處，下面要設四個科，前三期的一個不要！” 當上處長後，戴笠開始招兵買馬，以警官學校為掩護辦特務“特訓班”，準備大干一場。戴笠招收人員時常常與復興社的桂永清一起進行口試，戴笠有時會問一些十分古怪的問題，看學員怎樣應答。 一次，戴笠問學員道：“你結婚了嗎？如果你回家看到妻子與人通姦，你會怎樣？”學員回答說：“把他們殺掉！”戴笠搖搖頭，說：“作為革命軍人，不能感情用事，逞匹夫之勇，應有理有禮有節，永清兄，你教教他應怎樣做。”桂永清笑笑，說：“你應該保持鎮靜，如果你愛妻子，就要與她深談一次。如果你不愛她，就應該通過司法機關，提出離婚……” 輪到另一名學員口試時，戴笠還是問這個問題，那個學員回答得很好，而且幾乎與桂永清說的一模一樣。戴笠很滿意地點點頭，饒有興致地看著這個學員，說：“你談談為什麼要這樣處理？”那個學員老實地回答：“報告長官，我沒有想法，只是剛才趴在門縫裡偷聽了桂主任所說的話……” “好啊！”那個學員還沒有說完，戴笠就高興地站起來，十分激動地拍著他的肩膀說：“你真是一個特務天才，很符合我們的條件！” 就這樣，特務處成立僅一兩年時間，人數就由最初的十個人猛增到一百多人。 1932年，蔣介石親率大軍對江西紅軍進行圍剿，還特地設立了南昌行營，鄧文儀任行營秘書兼調查科長。 一天，南昌飛機場突然濃煙滾滾，大火沖天，飛機被燒多架，機場成了一片廢墟。蔣介石氣得火冒三丈，七竅生煙，下令調查科進行調查。 鄧文儀接令後，經過一番內查外調，弄清大火的原因是航空署長徐培根盜用公款，套購黃金，進行投機買賣，結果造成了大量虧空。徐培根走投無路，遂想出了一個“絕招”：縱火焚燒南昌機場，既銷毀了全部賬目，又想以火災損失為由報銷一大筆費用。徐培根天真地以為能僥倖過關，不料被鄧文儀查了個水落石出。 但鄧文儀這時已和CC頭目陳果夫、陳立夫打得火熱。徐培根是“二陳”的親信，他苦苦哀求“二陳”務必要救自己一命。 “二陳”出於本集團的利益，請鄧文儀幫忙掩飾過關。 鄧文儀膽大包天，向蔣介石報告說南昌機場大火完全是一場意外事故，絕不是人為破壞。但紙畢竟包不住火，很快真相大白。蔣介石惱怒至極，下令將徐培根槍決，將鄧文儀撤職，讓戴笠接收行營調查科。 戴笠接收了鄧手下的全部人員後實力大增。富有心計的戴笠，繼續擴充自己的實力，把徐州行營調查科、武漢行營調查科，以及浙、贛、鄂、皖、湘、桂、黔、陝等省的保安處諜報股先後囊括到自己手中，使他的特務系統滲透到軍事機關和地方保安系統。 1934年4月1日，經蔣介石批准，戴笠又以復興社特務處和南昌行營調查科作為基礎，成立軍事委員會特務處。 1938年春，蔣介石又確定軍事委員會特務處擴大為調查統計局。戴笠資歷淺，蔣介石任命侍從室一處主任賀耀組兼軍統局局長，戴笠任副局長，負實際責任。林蔚既了解“老蔣”的意圖，又深知戴笠的為人，哪裡願意插手，戴笠遂一手包攬了軍統局的大權，特務人數激增至近十萬人，就連美國總統羅斯福在開羅會議時，也向蔣介石提出要見一見這個“中國的希姆萊”。 1933年3月的一天，蔣介石把戴笠召到官邸，交代說：“廖仲愷有個獨子，叫廖承志，是共產黨，你要把他抓起來。不過他母親何香凝是中央執行委員，你們不能到她家裡去抓人。”戴笠“咔嚓”一個立正，說：“請領袖放心。我馬上就趕到上海去親自部署。” 戴笠到上海後，召集手下一班人馬開會，他交代任務說：“據我掌握的情報，廖承志雖在1925年參加了本黨，但在1927年又秘密參加了共產黨，去德國後還參加了德國共產黨。後來到莫斯科，參加了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他回上海後擔任了中華全國總工會宣傳部長，全國海員總工會黨團書記等職，是個重要的共黨幹部。但他平時活動於工人之中，要抓到他很不容易。各位有何高招？” 有個特務立即發言說：“最近我們抓到了一個共產黨，叫王其良，是個軟蛋，一動刑就供出了廖承志的情況。” 戴笠大喜，說：“很好！你們就順藤摸瓜，讓此人帶路，速將廖抓捕歸案。” 1933年3月28日下午，廖承志在公共租界被捕。廖承志機敏過人，誑稱他馬上可以帶特務去抓捕同黨。特務信以為真，押著他來到光裕坊8號。特務們闖進去一看，原來這裡住的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著名國民黨元老廖仲愷的夫人何香凝——廖承志用這種巧妙的方式通知了母親。 第二天，報紙上就登出了何香凝致全國各界的通電，憤怒譴責了蔣介石和特務的暴行。 隨即，孫中山夫人宋慶齡，1905年就參加了同盟會、辛亥革命成功後曾任中華民國教育總長的蔡元培，著名人士許德珩、沈鈞儒、胡愈之、侯外廬、魯迅等發表聲明，要求立即釋放廖承志，嚴懲無法無天的特務。特別是民權保障同盟總幹事楊杏佛（楊銓），利用他的律師身份，到處奔走，竭力營救。蔣介石懾於國民黨元老的巨大影響不得不下令將廖承志交由柳亞子擔保釋放。 但蔣介石心有不甘。他咬牙切齒，恨恨地對戴笠說：“楊杏佛身為本黨黨員，卻搞什麼人權保障同盟，營救政治犯，這明明是為共產黨張目！你立即派人予以製裁，讓楊杏佛永遠閉上嘴巴。” 1933年6月18日，這天剛好是星期天。楊杏佛清晨和兒子楊小佛一起乘汽車駛出中央研究院大門時，早就潛伏在附近的趙理君等特務突然衝上前去，對著楊氏父子連連開槍，楊杏佛中三槍，很快死去；兒子楊小佛腿部中彈，倖免於難。 蔣介石滿以為殺了楊杏佛，人權保障同盟會會長宋慶齡等領導人會嚇得噤若寒蟬，不再活動。不料宋慶齡又公開發表了《為楊銓被害的聲明》，憤怒譴責蔣介石。 蔣介石手拿報紙，怒氣沖沖地對戴笠說：“孫夫人太不像話了，公開罵我是殺人兇犯，她難道想步楊杏佛的後塵嗎？！” 戴笠深知蔣介石和孫夫人宋慶齡的關係非同一般。從政治上來說，兩人南轅北轍，大相徑庭；但從親情上來說，她是宋美齡的姐姐，是同胞骨肉。她又是國人乃至海外華僑人人尊重的“國母”！而蔣介石自詡是孫中山的“正宗傳人”。想到這裡，戴笠提醒自己不能隨便表態。 蔣介石鷹隼一樣的目光注視著戴笠，問道：“雨農，這件事你看怎麼辦？” 戴笠說：“一切聽從領袖指示。”蔣介石心裡罵了一聲“滑頭”。但又感到事關重大，一時難下決斷，遂吩咐說：“你回去想想辦法，謹慎行事，隨時向我報告。” 戴笠和上海特區法租界特務組長沈醉進行了多次密商。 沈醉向戴笠獻計說：“我們可以經常給孫夫人寄信，信中夾上一顆子彈頭，什麼字都不寫，其意自明。” 戴笠點點頭，說：“先這樣試試看。”宋慶齡接到這類恐嚇信後，絲毫不為所動。沈醉向戴笠匯報後，戴笠的馬臉一沉，說：“你立即物色一個可靠人員，設法打進她的家，在她身邊安上一個釘子。” 沈醉接口說：“能否搞個美男計試試？” 戴笠笑道：“此計大妙。” 但沈醉的“美男計”剛出籠即遭失敗。因孫夫人家中除司機、門衛外，清一色都是女人。於是戴笠和沈醉密商後，改用“美女計”，派了一個女特務化裝成傭人，混進了宋家。 多事之秋，宋慶齡對這個新來的陌生女人很警惕。當她得知此人來路不明，令她立即離府。 戴笠十分焦急，說：“領袖已催問多次，老這樣拖下去，我無法向領袖交代。” 沈醉把心一橫，惡毒地說：“那就乾脆製造一起車禍，將她撞傷，讓她住進醫院。再通過醫護人員做手腳，讓她長期出不了院，不死不活地活下去。這樣，就可以一勞永逸，徹底解決領袖感到棘手的這個人了。” 戴笠聽後，一拍桌子說：“我也曾想到過這一辦法。你再具體說說，用什麼樣的車子？派誰開車去撞？選在什麼地點？車子和司機被人抓住了怎麼辦？……你要知道，她不是楊杏佛，她是'國母'呀！撞傷了'國母'，輿論洶洶，誰來承擔責任？你要設想得再周密些。” 沈醉反复考慮後，向戴笠提出了一個新方案：搞一輛構造結實的德國小轎車，由沈醉親自駕駛，撞車地點選在租界內的環龍路、華飛路到霞飛路口。當宋慶齡的座車開出住宅後，沈醉就駕車緊緊跟上。遇到紅燈，孫夫人的座車一剎車，就從後面用力地撞上去…… 戴笠專注地聽著，插話問道：“為什麼不在她的車行進時迎面、側面或從後面撞上去呢？” 沈醉解釋說：“我問過有經驗的司機，他們說如果對方的車行進時撞上去，可能把車撞出很遠，但車內的人不一定受重傷。車停下後，撞上去的力量很大，才能把車內的人撞傷。” 戴笠沉思了一下，點點頭，又問道：“如果由你駕駛，會不會受重傷？” 沈醉說：“擋風玻璃一定要換成結實的，我再穿上一件防彈背心，可保無虞。” 戴笠又問：“如果你被巡捕抓住了，怎麼辦？” 沈醉慷慨激昂地表態：“撞車後，我把自己車內的製動器弄壞，表明並非故意。這樣法律上負的責任就輕一些。即使判刑，也不是故意傷害罪、故意肇事罪，僅僅是不當心造成的一起責任事故。” 戴笠高興地拍拍沈醉的肩膀說：“到那時我會想盡一切辦法把你從監牢裡弄出來。只是要暫時委屈你一些日子了。” 戴笠批准了沈醉的方案，令沈加速做好一切準備工作。戴還親自和杜月笙聯繫，從杜那裡搞來了一輛很結實的德國造轎車交給沈醉，讓沈醉按照計劃中作案的線路，進行了實地演練。 但每次和沈醉見面，戴笠總是強調：“刺宋”事關重大，一切聽他的命令行事，絕不可魯莽行事。 一次，戴笠鄭重其事地問沈醉：“你有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只把宋慶齡撞成重傷而不是撞死？” 沈醉搖搖頭，說：“沒有把握。” 戴笠說：“我反复地想了又想，問題就在這裡。如果你小子把她撞死了，全國輿論大嘩，夫人再哭哭啼啼向領袖要人，領袖一怒之下，下令徹查。查來查去，都難逃干係，你我都可能當替罪羊。” 沈醉內心暗暗佩服戴笠的精明，一再保證自己絕不會出賣團體。但戴笠仍是一個勁地搖頭，說：“算了吧，這個計劃暫時取消。這也是領袖的意思。” 暗殺宋慶齡的罪惡計劃雖然胎死腹中，但戴笠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進行了密謀策劃，又一次暴露了他的醜惡面目。 蔣介石一生中曾多次遇刺。 1931年3月，他在廬山一條小山路上突然遭到殺手的槍擊，幸虧命大未被擊中，但也驚嚇得他魂飛天外。 蔣介石下令徹查，戴笠查來查去，未見端倪。 同年7月，蔣的妻舅宋子文（時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又在上海北站遭到刺客的突然槍擊，秘書當場殞命，宋子文死裡逃生。 蔣介石怒不可遏，嚴令戴笠迅速破案。 戴笠出動大批特務四出偵探，最後向蔣介石報告說：這兩次暗殺均係王亞樵所為。 蔣介石一聽“王亞樵”這個名字，嚇出了一身冷汗。他生平最怕的，就是這個號稱“天下第一殺手”的王亞樵。 早年蔣介石混跡上海灘時，就對這位大名鼎鼎的“斧頭黨”黨魁、安徽幫首領王亞樵敬畏有加。 王亞樵，生於1887年，安徽合肥人，辛亥革命時積極反對清王朝，追隨孫中山，在安徽組織軍政府，宣布獨立。後又任社會黨安徽支部負責人。但安徽督辦將社會黨宣佈為“亂黨”，王亞樵逃到上海，加入了無政府主義小組。他組織了五十名精壯安徽青年，身佩利斧，凶悍異常，出沒於上海灘，劫富濟貧，為窮苦的安徽人撐腰壯膽。很快，王亞樵的門徒激增至數千人，就連杜月笙、黃金榮等青幫首領也對他退讓三分。 後來，王亞樵被皖系軍閥盧永祥委任為浙江別動隊司令，在湖州招兵買馬。其時戴笠在家鄉無所事事，遂由江山同鄉胡抱一介紹到湖州投靠王亞樵。王亞樵對他印像不錯，任命他為小隊長、中隊長、縱隊長。王亞樵、戴笠、胡宗南、胡抱一四人還歃血為盟，八拜成交，義結金蘭。王亞樵年歲居長，是老大，戴笠是小弟弟。 世事如白雲蒼狗，變幻無常。現在，戴笠成了蔣介石寵信的軍事委員會特務處長，炙手可熱；而王亞樵則與政府為敵，東躲西藏，過著地下殺手的流亡生活。 蔣介石聽了戴笠的匯報後說，如能爭取王亞樵為政府所用，利莫大焉。他指令戴笠以四萬元大洋收買王亞樵。不料王亞樵一口拒絕。蔣介石又命戴笠通知王亞樵，同意讓王亞樵和把兄弟胡宗南一起組織安徽省政府，胡宗南任主席，王亞樵為副主席，又遭到王亞樵回絕。 蔣介石恨得咬牙切齒，向戴笠下達了死命令，說王亞樵既不能為政府所用，則是一大禍害，務必要將他殺掉，以絕後患。 戴笠受命後，冥思苦想了好幾天，召集親信密議了好多次。他又親自出馬到上海督陣，對部下說：“王亞樵這個人，燒成灰我也認識。他機警善變，狡兔三窟，而他在上海的住處多達十幾個，一天換幾個地方。他乘的汽車和化裝，也一日數變，要抓到他真比登天還難。但我戴某人也不是吃素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諒他逃不出我的手心。”可是戴笠的大批特務搜遍了整個大上海，軍警憲特在陸海空各個港口守候了半個月，王亞樵仍踪影全無。 蔣介石得報後，大罵戴笠“不中用”。戴笠哭喪著臉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看來只有重金懸賞一法，才能促使他的知情人提供線索。”戴笠還吹噓說他用這個辦法，曾使無數軍閥、政客俯首就擒。 蔣介石立即爽氣地說：“好，就同意你的建議，懸賞一百萬元大洋捉拿王亞樵。” 第二天，上海各報以突出位置刊登了蔣介石的懸賞令。 真是有錢能使鬼推磨。王亞樵手下一個姓柏的主動找上門來，向戴笠報告了王亞樵的行踪。戴笠大喜，一天下半夜親自帶領特務神不知鬼不覺地包圍了王亞樵的住處，心想這次一定大功告成了。 不料進門一看，哪有王亞樵的影子？心細的戴笠伸手摸了摸被子，還有熱氣；又親自從窗口爬到陽台上察看，發現了一條下垂的繩子。特務們神速地跟踪搜捕，可是竹籃打水——一場空，王亞樵還是從戴笠鼻子底下逃之夭夭。戴笠氣得眼珠發白，大罵手下特務是一群廢物。 但一百萬元大洋的重賞畢竟有很大的誘惑力，王亞樵手下人馬紛紛動搖、瓦解、叛變，戴笠布下的天羅地網不斷緊縮，王亞樵的處境越來越困難。 一天，沈醉眉開眼笑地雙手呈送給戴笠一個大信封，說：“老闆，王亞樵終於露餡了。你看這封信，就是他從廈門寄出的。” 戴笠接過信一看，信封上寫著：“上海楊杏佛先生治喪委員會收”。落款是“廈門鼓浪嶼××街××巷王寄”。信裡裝的是王亞樵親筆寫的一副輓聯。 戴笠臉色陰沉，不言不語，仔仔細細把信封和信翻來覆去看了又看，最後哈哈大笑，對沈醉說：“老弟，你搞特工還欠火候，看不出這是王亞樵玩弄的金蟬脫殼、聲東擊西之計。我斷定他沒有去廈門，肯定還在上海！” 一天，沈醉帶領十幾個特務埋伏在王亞樵常來的一家錢莊門口守株待兔。 天剛亮，一個身穿黑色西裝的人悄悄踅進了錢莊大門。沈醉認出此人就是王亞樵，立即禀報戴笠。 戴笠大喜，親帶大批人馬趕到，緊緊包圍了錢莊，心想：這一次你王亞樵縱有天大的本事，也插翅難逃我布下的天羅地網了。 正想著，只聽得門“呀”的一聲打開了，一個身穿旗袍、頭戴花頭巾的女人，手提菜籃子，邊走邊扣鈕扣，款款地邁出門來，屁股一扭一扭地上街買菜去了。 特務們告訴戴笠這是老闆太太。戴笠示意不要管她。 過了一會兒，門內仍無動靜。急性子的戴笠等不及了，帶領特務一擁而入，直奔老闆臥室。他一腳踢開房門，只見身穿黑色西裝的王亞樵，背向房門，面床而立。 戴笠深知王亞樵槍法的準確、厲害，連聲說：“九哥，你不要開槍，快把槍放下。我們兄弟好說話。蔣先生看重你，他一直希望你能報效黨國……” 戴笠話還沒有說完，穿黑色西裝的王亞樵慢慢轉過身來，戴笠這才看清他根本不是什麼王亞樵，而是老闆太太。 戴笠氣得直跺雙腳，連發幾槍打死了老闆太太，以洩心頭之恨。 逞勝好強的戴笠發誓一定要親手抓到王亞樵。否則，自己這個特務處長就讓給別人來幹。 詭計多端的戴笠，又挖空心思設計了一個“美人計”。他對親信說：“人都有七情六欲，自古以來英雄難過美人關，王亞樵也不例外。我們要想辦法從這方面打開他的突破口。” 王亞樵有個鐵桿兄弟名叫余立奎。他在香港時為了掩護王亞樵脫險而被捕入獄。王亞樵則應愛國反蔣人士李濟深的邀請，秘密到達廣西梧州，隱姓埋名住了下來。 余立奎的妻子名叫餘婉君，年輕貌美，又喜交際，以前曾和王亞樵相好，後來王亞樵特地介紹給了余立奎。余立奎被捕後，餘婉君獨守空房，難耐青春寂寞，手頭又缺錢花，正在這時，一位闊綽大方的花花公子主動向她接近，帶她出入舞廳酒樓，花錢如流水，很快使她投怀送抱。 這個闊少，其實是戴笠精心挑選的特務程子賢。 為了抓到王亞樵，戴笠特地從南京飛到香港，親自接見餘婉君，送給她十萬元巨款，然後向她面授機宜，如此這般一一作了交代。 餘婉君知道王亞樵的行踪，悄悄從香港趕到梧州，找到了王亞樵。一番哭訴，一番撒嬌，兩人舊情復燃，王亞樵很快與餘婉君出雙入對，經常幽會，而且放鬆了警惕，常常連保鏢也不帶。 手下人員對新來乍到的餘婉君心存疑慮，多次提醒王亞樵要提高警惕。 可是正如戴笠所判斷的，王亞樵真是英雄難過美人關，竟一頭拜倒在餘婉君的石榴裙下，死到臨頭還不知是怎麼死的。 1936年10月20日晚上，華燈閃耀，夜幕低垂，王亞樵單身一人來到餘婉君的住處幽會。 49歲的王亞樵叱吒風雲幾十年，哪裡會想到這是他生命的最後一天。 王亞樵上得樓來，躲在暗處的特務猛地向他撒來一大把石灰，緊接著一陣猛射，把王亞樵打倒在地。王亞樵眼睛睜不開，頭腦仍很清醒，迅即舉槍還擊。然而特務人多勢眾，又是一陣猛射，王亞樵身中五槍，又被捅一刀，死在情婦餘婉君的房間裡。 戴笠用精心策劃的“美人計”，刺殺了“天下第一殺手”、抗日反蔣的愛國者王亞樵，既贏得蔣介石的獎賞，又贏得了一頂桂冠：“民國第一殺手”。人們誇他比“天下第一殺手”還要厲害，是名副其實的“特工王”。 1938年的一天，在武漢的戴笠收到軍統福建站一份特急電報：閩北站站長張超被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福州綏靖公署主任陳儀逮捕，處境危殆。 戴笠看了電報，既生氣又著急。 戴笠知道陳儀這個人非但不好惹，而且有股子倔脾氣，說得出，做得到，張超落到了他手裡，兇多吉少，性命難保。 戴笠報經蔣介石批准，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的名義，給陳儀發了一份特急電報，要陳儀速將張超押來戰時臨時首都武漢由中央直接處理。 小小一個閩北站站長，頂多是個“縣團級”、為什麼竟會引起戴笠和陳儀雙方如此重視？ 閩北站是軍統在福建北部的一個派出機構，有道是“廟小妖風大”，張超其人官不大，野心卻不小，伸手向陳儀要武器裝備，還要官、要權，想弄個綏靖公署的情報處長干幹。陳儀不給，他就懷恨在心，暗中派人殺害了陳儀的親信黃丙丁（省立醫院院長）和劉雅扶、劉愛其（省電燈公司負責人），還到處張貼標語，煽風點火，進行“倒陳”活動。 陳儀是國民黨元老，早年參加同盟會，連蔣介石也對他很尊重，一口一聲“公洽先生”，對他禮遇有加。他查獲這一切均係張超所為，遂將張超抓了起來。 戴笠要求將張超押往武漢的電報發到陳儀手中後，陳儀認為蔣介石決不會為區區一個閩北站長發一份電報，想必是軍統狐假虎威，冒蔣介石的名義而發。陳儀還認為：“張超此人將來一定是福建的禍害，碰到機會就想妄動。”決不能“放虎歸山”，陳儀壓下電報，來了個“先斬後奏”，下令將張超槍決。 飛揚跋扈的戴笠，頭一次遭受到這樣蔑視，面子上下不來，立即到蔣介石面前哭訴，狀告陳儀蔑視中央，超越事權，膽敢不報告而擅殺軍統要員，叫我們今後怎麼工作？ 蔣介石聽了戴笠所言，覺得也有道理，於是發了一份電報，批評陳儀“殺張超之所為，完全目無中央”，命令將福建保安處處長葉成押解到武漢審查。戴笠知道這個消息後十分高興，準備等葉成一到武漢就將他扣押下來，從他那裡找到陳儀的把柄。誰知，葉成剛下飛機，就被何應欽親自駕車接走，直接送到了張群的公館裡保護起來。原來，陳儀已給何、張兩位好友打了電話，要他們盡力保護葉成。然後，張群又把葉成帶去晉見蔣介石，匯報了張超在福建的種種劣跡，還將張超所貼的反陳儀的標語呈交給蔣介石。 蔣介石了解了情況後，非常惱火，把戴笠叫來，對他大罵道：“你又是呈文上來，又找我哭訴，說張超是冤死的！可是他在福建反對人家，陳儀的人證物證俱在，你怎麼交代？”以前，蔣介石大發雷霆之時，戴笠總是垂手而立，老老實實地聽蔣介石斥罵，絕沒有絲毫不滿之意，甚至會覺得是一種榮耀。但這一次，戴笠本來就因為沒有扣住葉成憋了一肚子火，蔣介石又是這樣的態度，情急之下，頭腦發熱，“撲通”一聲跪在了蔣介石的面前，委屈地說：“校長，張超雖有不是之處，但罪不至死啊！現在死無對證，這些標語是真是偽很難說清，如果校長不為我們團體做主，今天我就跪著不起來了！” 蔣介石被他的這個動作嚇了一跳，隨即反感地罵了一句：“你真無恥！”轉身就要離去。戴笠一下子急了，大聲說：“學生無能，但不是無恥，若學生今天是為了升官發財給校長下跪，是無恥，但是學生是為我們無辜被害的同志申冤。如果是張超真有罪，那就是我領導部下無方，請您准我辭職！”戴笠因為緊張和激動，面色慘白，渾身上下大汗淋漓，身子還微微地顫抖著。蔣介石看著戴笠這個樣子，不禁有點同情他，語調緩和地說：“快起來吧，你辭職了，誰能幹這個工作呢？讓人看見了像什麼樣子，你怎麼能這樣威脅革命領袖呢？”戴笠越發覺得委屈，痛說陳儀的不是，要蔣介石把陳儀殺掉，還說：“校長如果不同意，學生就跪在這裡不起來。” 蔣介石只得轉身讓侍衛把宋美齡請來。宋美齡來了之後，看見戴笠跪在地上，蔣介石束手無策的樣子，先是一愣，然後笑了笑，說：“雨農，這是乾什麼？快起來，不要威脅委員長。”說著就扶他起來，戴笠不好意思再跪著，站了起來。蔣介石也慢慢地踱到戴笠的面前，語氣更加柔和地說：“陳儀是政學系首領之一，他在黨內有一定的勢力。你應該體諒我的苦心，我馬上下令將葉成撤職，繼續將他扣押，你回去想想吧，張超之事再不要提了。” 戴笠被蔣介石一番推心置腹的話感動得熱淚盈眶，他對蔣介石夫婦深深地鞠了一躬，說道：“我一定秉承校長旨意！” 回去之後，戴笠揮筆手書“秉承領袖意旨，體念領袖苦心”等字，並將毛人鳳等心腹招來，說了晉見老蔣的過程，把這兩句話給他們，並告訴他們張超的追悼會開過之後，這件事就不要再提了。 後來，在軍統局的改組大會上，戴笠正式把“秉承領袖意旨，體念領袖苦心”這十二個字規定為軍統局的工作宗旨，深得蔣介石的歡心。 戴笠一生中玩過數不清的女人，但明媒正娶的妻子只有一個，這就是他的原配夫人毛秀叢。戴笠16歲那年，辛亥革命爆發，正在文溪小學讀高小的戴笠滿腔熱血，宣傳反對清王朝，反對吸鴉片，反對女子纏足。然而他還是聽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19歲那年娶了一位纏過足的農村姑娘。 毛秀叢和戴笠結婚後，開始時夫妻感情不錯，兩年後還生了一個兒子，取名藏宜，這是戴笠唯一的兒子。當年，戴笠從江山千里迢迢去廣州報考黃埔軍校時，毛秀叢幾天夜裡不睡覺，為戴笠縫製衣服和鞋子，還將自己結婚時陪嫁的一支金簪交給戴笠做盤纏。 戴笠發跡後，曾將毛秀叢和母親一起接到南京住過一些時間。毛秀叢發現戴笠亂搞女人，還染上了性病，一氣之下回了江山老家，從此以後再也沒有與戴笠講過一句話，直至1939年去世。她的倔強和硬氣，使許多軍統特務也為之嘆服。 戴笠玩弄過的眾多女性中，最使他中意的是餘淑衡和胡蝶。 餘淑衡是湖南人，畢業於中央政治大學外語系，1938年進入軍統在重慶舉辦的外交訓練班學習。班上絕大多數是大學生，女生又特多。餘淑衡長相出眾，成績優秀，鶴立雞群，使兼任班主任的戴笠一眼就看上了她。畢業後，餘淑衡被調到戴笠身邊當秘書。不久後，她就成了戴笠的情人，兩人如膠似漆，難捨難分。戴笠甚至取了一個化名叫“餘龍”。他討好地對余淑衡說：“我取這個名字，表示我很願做你們餘家的乘龍快婿。” 餘淑衡到美國去後，戴笠很快盯上了著名影星胡蝶。胡蝶1908年生於上海，18歲從影，二三十年代風靡全國，1932年被幾家報刊選為“電影皇后”。戴笠看了她主演的《火燒紅蓮寺》、《啼笑姻緣》、《絕代佳人》等影片，對她的美艷絕倫和精湛演技崇拜得五體投地，發瘋似的想將她搞到手。 但是，軍統和戴笠本身作惡太多，殺人如麻，在社會上聲名狼藉，稍為正派的人唯恐躲之不及，胡蝶是個有社會地位的人，對戴笠也沒有什麼好感。 戴笠有個莫逆之交叫唐生明，是唐生智的胞弟，黃埔四期生，官居中將警備司令。唐將軍的夫人徐來，是個電影明星，和胡蝶很要好。一天，戴笠向唐生明和徐來表露了對胡蝶的傾慕之意。 徐來笑道：“戴將軍風流倜儻，胡女士風姿獨具，真是天生一對。但是，貴為電影皇后，胡蝶這個人非常清高、孤傲。你戴先生要吃這塊天鵝肉，也非易事呀！” 戴笠諂媚地一笑，說：“那就全靠嫂夫人幫忙，拜託了！” 胡蝶頗有愛國心。上海淪陷後逃到了香港。 1941年日寇佔領香港，胡蝶又輾轉逃到廣東曲江（今韶關市）。為行動方便，她將幾十箱財物托友人運送，自己和丈夫到了陪都重慶。 這時戴笠在重慶正紅得發紫，炙手可熱。惜乎徐來隨唐生明去了上海，執行蔣介石、戴笠交給的打入汪偽集團的絕密任務，天各一方，當然不能再為戴笠跟胡蝶牽線搭橋。怎麼辦？ 天無絕人之路，戴笠很快打聽到胡蝶暫時藉住在楊虎公館，楊虎現任妻子林芷茗和胡蝶一塊長大，感情甚篤。戴笠一拍大腿，高興得跳了起來，說：“真乃天助我也！” 楊虎曾任北伐軍總司令部特務處處長、上海警備司令、淞滬警備司令，很早就和戴笠成了密友。 胡蝶住到楊公館後，楊虎特地為她舉行了一次盛大的家宴，戴笠當然在邀請之列。 那天，戴笠理了發，洗了澡，身穿一套毛料中山裝，容光煥發，風度翩翩，來到了楊虎公館。 胡蝶雖然年過三十，但她駐顏有術，依然俏美絕倫，風姿不減當年，直把個戴笠看得失魂落魄，不住地嚥口水。 楊虎悄悄地和戴笠耳語說：“我楊某願為你促成好事，但她很清高，不易上手，你得有所表現。” 戴笠急不可待，問道：“好，需要什麼，你儘管說，除了天上的星星、海底的龍肉，我什麼都可以給她搞來。” 楊虎笑笑，說：“那倒也不是。不過她從香港逃亡時，途中丟了三十幾箱財物，至今音訊杳無，胡女士為此茶飯不思，人也瘦了好多，希望你能想想辦法把它找回來。” 戴笠鬆了一口氣，笑道：“我道是什麼天大的難事，原來如此。小事一樁，好說，你就告訴胡女士，請她聽我的好消息。” 事隔一兩年，丟失地點又遠在廣東境內，戴笠花了好大的勁，才找回幾件。他又下令將當時運財物的人予以拘捕，再照他供述的清單將胡蝶的失物一件一件購置，總算湊滿了幾大箱，親自登門送到胡蝶手中。胡蝶連聲道謝，對戴笠有了很好的印象。 為了討胡蝶的歡心，戴笠還特地在重慶市內一個叫神仙洞的地方建造了一個豪華的公館。他陪胡蝶去看工程時，肉麻地討好說：“我最喜歡這個地方，神仙洞裡住神仙，您胡女士就是天上下凡的仙女呀！” 戴笠當著胡蝶的面用手一指，說：“為了讓您不爬坡，一下車就能進公館，我準備把這塊地皮也佔過來，您知道這是誰的地皮嗎？”胡蝶搖搖頭。戴笠帶著得意的口吻說，“這是三十集團軍上將總司令王陵基的地皮。他又是四川的地頭蛇，不好惹呀！不過我已發電報給他，說是為了招待美國海軍梅樂斯將軍，要蓋個公館，他已回電同意了。” 公館建好後，戴笠又花一萬多銀元購置了名貴花木植於園中。家具也十分高級，極盡豪華之能事。一切就緒後，戴笠帶著胡蝶興致勃勃地到公館看房子。花了幾十萬民脂民膏，終於博得了“影后”的抿嘴一笑。戴笠如願以償地得到了胡蝶的歡心。 後來戴笠墜機身亡，胡蝶去了香港，1982年定居加拿大，1989年4月23日逝世於溫哥華，終年81歲。她生前出版了一部《胡蝶回憶錄》，與戴笠的這段關係她說瞭如下幾句話：“關於這段生活，有很多傳言，而且以訛傳訛，成了有確鑿之據的事實。現在我已年近八旬，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齡也算得高壽了，但仍感到人的一生其實是短暫的，對於個人的生活瑣事，雖有訛傳，也不必過於計較……”儘管胡蝶隻字未提到戴笠，但戴笠玩弄和蹂躪包括胡蝶在內眾多女性的劣跡，昭然若揭。 1946年，戴笠在北平過完了他一生中最後一個春節，準備在佈置好北平的工作後，趕到南京、上海，去見何應欽和胡蝶，然後在3月底之前趕回重慶，去主持軍統每年一度的“四？一”紀念大會。 抗戰勝利半年以來，國民黨政府在重慶召開的三次重要會議中，每次都有人提出要取消特務機關，其中不乏陳立夫、陳果夫和李士珍等要人。戴笠對軍統和自己的命運憂心忡忡，生怕蔣介石“兔死狗烹，鳥盡弓藏”。東北辦事處主任文強勸他以退為進，以出國考察為名，暫時避避風頭，戴笠心中不由泛起了幾分苦澀之味。 在離開北平的前一晚，他驅車到鄭介民的居所，就東北方面的問題、軍統局各個情報單位的財產問題都作了詳細地交代。鄭介民一向對這些繁瑣的具體事務不耐煩，擺手說：“我不要同你談這些事情！”戴笠非常嚴肅地說：“不行，你一定要了解清楚，我絕對不能再乾了，準備出國。你要準備擔負全部的工作，必須知道全部情況。”說著，又絮絮叨叨地說了許多有關事務，包括若是政府不管軍統之人，以軍統的財產也可以解決遺眷等問題。鄭介民後來回憶起來，覺得戴笠當時的語氣十分反常，就像是臨終之人交代後事一樣。 第二天，戴笠在離開北平到天津之前，與他有三十多年交情的老部下王蒲臣要率部下赴機場為戴笠送行，戴笠堅持不要王蒲臣送他，但一向聽從戴笠命令的王蒲臣表現得十分固執，非要送行不可，戴笠最後只好同意。臨上飛機前，兩人道別，戴笠緊緊地握住王蒲臣的雙手，半晌沒有鬆開，戴笠說：“這是最後一次送行了，下不為例！”王蒲臣聽得稀里糊塗，回答說：“好，好，最後一次，這是最後一次！”竟然沒有想到“一語成讖”，王蒲臣真的是最後一次為戴笠送行了。 17日，戴笠帶著一行隨從準備從青島登機飛往寧滬。當時青島天氣不好，煙雨淒迷，送行之人勸戴笠改天再走，但戴笠堅持要走，他說：“我已報告了校長，18日一定趕回重慶。今天一定要趕到南京或者上海。”機場工作人員報告說：“上海天氣條件惡劣，南京的天氣還好。”戴笠就讓機場人員多給飛機備點汽油，萬一上海無法降落，就轉往南京，先去見何應欽，再往上海與胡蝶相聚。 飛機先到達上海上空，但是由於雨大雲厚，無法降落，飛機又飛往南京，南京的天氣狀況同樣惡劣，機場方面命令飛機改飛別處，但是，222號飛機上的飛行員說，戴笠堅持要在南京機場著陸，讓機場做好準備。從那以後飛機與地面失去了聯繫。 18日，軍統南京辦事處主任劉啟端與跟隨戴笠多年的副官賈金南等人乘車沿京蕪公路巡查，在江寧縣板橋區打聽到前幾天有架飛機在左邊山區撞山而墜。他們立即趕到出事地點——戴山，當他們看到墜機現場的慘狀，不由得放聲大哭起來。 據當地人講，飛機撞山之後，油箱爆炸起火，在大雨中燃燒了一天一夜。賈金南四處尋找戴笠的遺骸，但飛機上所有的人都燒得像黑炭一樣，賈金南只好將每一個人的嘴掰開，查看牙齒，因為戴笠左邊的臼齒上鑲有六顆金牙。最後，他終於在半山腰一條叫“困雨溝”的水溝裡，找到了戴笠被燒成黑炭的屍體。 當戴笠的死訊被證實後，南京、上海等地的大特務紛紛趕到出事地點，賈金南拖著戴笠的遺骸想搭乘那些大特務的車，竟然被他們斷然拒絕。賈金南氣得大哭，說：“戴先生，你屍骨未寒，他們就這樣待你，真是喪盡天良啊！” 戴笠很迷信，他修房建屋都要請人看風水，以至於軍統裡的大特務都相信陰陽命相一類的東西。因為戴笠“命中缺水”，軍統局本部在抗戰期間使用的化名，總是用一些“水”多的名字，如江漢清、沈沛霖、洪淼等，其中的一些名字甚至是戴笠親自擬定使用的。到了1945年底，戴笠外出公幹，不在重慶，秘書室助理秘書袁寄濱不相信迷信，有意擬了一個缺水而多山的名字：高崇岳，想看看有沒有什麼“副作用”，毛人鳳一時大意，也批准了。可是湊巧得很，戴笠不久就摔死在戴山之上，緊接著，軍統也宣告結束改編，縮小了範圍，勢力大不如前，使得許多軍統的高層特務都私下嘀咕：“就是那個化名取壞了！” 戴笠死後，蔣介石對失去這一得力干將，感到非常痛心，他冒著酷暑親自在南京紫金山上為戴笠擇好一個“風水”很好的地方，囑咐毛人鳳一定要在午時下葬。 6月12日，蔣介石親自主持了公祭，痛呼：“胡期一朝，殞此英賢；心傷天喪，五內俱煎！”足見他們的“君臣之情”還是頗深的。由於“特工王”戴笠當時的影響太大，公祭活動以來，各地軍統收集到的輓聯就達五千多副，其中尤以大律師章士釗的輓聯最為讓人嘆服。此聯用“春秋筆法”，十分貼切地概括了戴笠一生的特點，一時間被四處傳頌，稱為佳作。此聯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