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在樊建川人生開始的時候，“收藏”這個在他生命中具有特殊位置的愛好，並沒有成為他生活的主要內容。 生於1957年的樊建川的第一個收藏品，是他五歲時在幼兒園的一張成績單。談起他的第一個藏品，樊建川說，當時我們那幫孩子有一個很不好的習慣，就是彼此用同學父親的名字來稱呼自己的同學。讓樊建川得意的是，別人不知道他父親的名字。 樊建川上幼兒園大班的時候，有一天老師發成績單，樊建川拿到自己的成績單以後感到很緊張，因為上面有他父親的名字。於是，成績單上寫著父親名字的那一欄被樊建川摳掉了。樊建川很高興，這樣他的同學就不會知道父親的名字了。但是，樊建川也不敢把有一個洞的成績單拿給父母看，因為這樣就免不了挨父親一頓打。

樊建川決定將這張成績單收藏起來，這成為他的第一件藏品。樊建川說，這張成績單誘發了他對收藏的愛好。後來，樊建川把上小學時的成績單、通知書，以及“文革”期間當紅小兵的胸章、臂章都收藏起來了。此時，他收藏的還是他個人的記憶。 樊建川把自己的收藏元年定在自己五歲這一年，他在幼兒園的這份成績單，現在已經成了他收藏的20世紀六七十年代數十萬件藏品中的一部分。 樊建川的父親樊忠義是山西晉縣人，屬於“南下乾部”，年輕時曾在閻錫山的部隊里當過兵，抗戰時被日軍俘虜，後來又參加了八路軍，一路槍林彈雨走過了抗戰、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最後南下落腳到四川宜賓。 樊建川在無憂無慮中度過了他的童年。與一般的父母不同，樊建川覺得小時候父親根本不管他，也不操心他學習的好壞。樊建川夏天到水流湍急的金沙江去游泳，父親也聽之任之。樊建川說，別人家的孩子都不讓下去游泳，怕被淹死。但是，如果樊建川跟別人打架，父親卻很關心打架的結果，如果打贏了，他就很高興。

有時候，樊建川把別人打得頭破血流，父親就出來收拾殘局，到縣醫院去給人家打破傷風針。只要他勝利了，父親就很高興。樊建川回憶說：“如果打敗了，我爸就跟我一起討論，為什麼會打敗，打不贏的原因是什麼。要偷襲啊，打游擊戰啊，用彈弓打啊，教了很多辦法。我覺得對我性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響。” 父親留給樊建川最深的記憶就是為人重情義、負責任，敢做、敢為、敢犧牲。樊建川覺得，他的血液裡流著父親這種行伍出身的精神。在他人生的每一步都有父親遺傳給他的這種性格和精神——打得贏要打，打不贏也要拼。 1966年，這一年樊建川九歲。夏天，他仍然到金沙江去游泳。金沙江流過宜賓之後，就被稱作長江。樊建川游泳的時候並不知道，在距宜賓一千多公里的武漢江面，毛澤東也在暢遊長江。

此時，毛澤東已經決定要發動和領導一場“人類歷史上最徹底的革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一年的7月16日，一聲“驚雷”震動了中國和全世界，73歲高齡的毛澤東在武漢橫渡長江，出現在人們中間。在響徹江面的“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中，領袖與人民合為一體。毛澤東終於找到了領導這場“人類歷史上最徹底的革命”的具體形式。 這一年的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一場大動亂開始席捲全國，各級幹部成為被打倒的“走資派”。一批批穿著綠軍裝、戴著“紅衛兵”袖章的青年學生開始向所謂的“黑幫”、“黑線”開火，“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抄家、打人成為正當的“革命行動”。整個中國開始陷入空前的混亂。宜賓這個內地小城也沒有置身事外，正在上小學的樊建川和他的家庭逐漸被這場風暴裹脅了進去，正常的學校教育被打斷了。

樊建川的母親是地主出身，父親此時也被打成了走資派，雙雙成為被批鬥的“專政對象”。在“文革”刮起的第一陣紅色風暴中，樊建川的父母成為被送上祭壇的第一批犧牲品。很快，樊建川家裡被抄，父母被造反派戴上高帽子遊街，然後在批鬥會上遭到“群眾專政”，被造反派用棍子打，“觸及靈魂和皮肉”。樊建川的父親樊忠義因為參加過閻錫山的晉軍，被迫跪在煤炭渣上接受批鬥；他的胸前被掛上沉重的木牌子，木牌上細細的鐵絲勒進了脖子。 “天下未亂蜀先亂”，樊建川無憂無慮的童年在九歲這一年被迫結束。他沒有資格參加這場運動，這場運動帶給他的是前所未有的恐懼。他是家中最大的孩子，環境迫使他開始懂事。他開始考慮如果父親被關起來，他去送飯的時候怎樣才能避免挨打，怎樣才能讓父親吃得飽一點。樊建川開始逐漸適應這種新環境，畢竟，日子還是要過的。

樊建川和他的家庭適應了在這場史無前例的運動中擔任的“運動員”的角色，生活似乎變得不再沉重了。樊建川的父親在參加完批鬥會之後，回到家中會和兒子交流當天的“鬥爭”情況，這已經成了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剛開始作為批判對像出現在批鬥會上的時候，樊忠義還沒有足夠的經驗。他用竹子編了一個很重的高帽子，作為自己在批鬥會上的道具。但是，很快樊忠義就感到吃不消了。他必須保持向“革命群眾”“低頭認罪”的姿勢，高帽子太沉，稍微一晃動就會掉下來。這時，樊忠義就會被造反派們實實在在地打翻在地，然後再踩上一隻或更多隻腳。 當批鬥成為“走資派”樊忠義生活的主要內容的時候，如何保持在批鬥會上“低頭認罪”的姿勢而又不讓高帽從頭上脫落成為他必須思考的一個問題。他和兒子探討的結果是：用牛皮紙做一個更大但是非常輕的高帽子，上面寫著“走資派樊忠義”，這樣既能更好地體現低頭認罪的態度，又能減輕身體的重負。樊忠義對這個辦法很滿意。後來，樊建川回憶說：“這個帽子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折起來，去了以後再把它拿出來，捋抻牛皮紙再戴上。我爸說這個辦法不錯。”

但是，隨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發展”，樊建川一家的生活開始發生變化。第一批被打倒的“走資派”樊忠義逐漸變成了“死老虎”，造反派們的興趣開始轉移。 “文革”升級了，造反派內部開始分裂，“拿起筆做刀槍”的“革命小將”們開始拿起真正的刀槍“捍衛毛澤東思想”。 1967年，“文化大革命”局勢開始發生急遽變化，各地的造反派組織開始“奪權”，並迅速形成山頭林立的局面，最後演變成兩派之間的大規模武鬥。 這一年，全國各地都發生了規模不一的武鬥，其中以四川為最。而四川最為慘烈的則屬重慶，離重慶不遠的瀘州和宜賓也發生了大規模的武鬥。 1967年的宜賓是在武鬥的槍聲中度過的。樊建川的父親不再處於運動的中心，他們父子倆目睹了宜賓這場規模空前的武鬥。造反派對立的兩派“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和“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彼此用自製的巨型彈弓、鋼釬、步槍、機槍、手榴彈互相進攻，整個宜賓城區成為一個巨大的戰場。雙方不斷有人為了“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而“壯烈犧牲”，一些無辜的市民因為身處“戰場”而慘遭不測。

在從槍林彈雨中過來的樊忠義眼裡，造反派的武鬥純屬“業餘”戰爭。這位曾經的職業軍人帶著兒子，近距離觀察兩派的戰鬥。十歲的樊建川就這樣開始認識“文革”。當時，大字報、傳單和油印的小報遍布大街小巷，樊建川在觀戰之餘，就將這些隨處可見的宣傳品拿回家去。日積月累，這些承載歷史記憶的紙片開始增多。樊建川將這些傳單、紅衛兵袖章、毛主席像章分門別類加以整理，收藏起來。樊建川收集的“文革”期間的檢討重大八噸，報紙上百萬張。 有時，樊建川將他的收藏品炫耀般地展示給前來串門的同伴看，但是無人喝彩。除了樊建川，沒有人對這些在社會上到處氾濫的“文革”宣傳品感興趣。這位未來的收藏家只好一個人自我欣賞。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走到了1968年，運動初期的狂熱開始褪去。這一年年底，報紙和電台開始宣傳“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里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 這一年年底，一場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運動開始了。大學已經停止招生，那些十幾歲的中學生，曾經的紅衛兵們，如今又有了一個新的名稱——“知識青年”。 在“文革”歲月中，樊建川逐漸上到了高中。此時的中國在經歷了“九一三”事件之後，人們在“文革”初期參加運動的熱情已經消散，開始小心翼翼地用革命的辭藻掩飾自己對個人利益的考慮和追求。樊建川知道，自己高中畢業後就要面臨上山下鄉，他極力想躲過“上山下鄉”的命運。 1974年，樊建川的高中生涯只剩下一年了，畢業後他將毫無懸念地下鄉當知青。為了避免“上山下鄉”的命運，樊建川開始給自己尋找出路。他有一個親戚在山東勝利油田，樊建川想出了一個辦法，就是到山東勝利油田採油指揮部的子弟學校上學，讀完高中的最後一年，然後爭取當一名石油工人。但是，當他在油田開辦的學校畢業後，因為戶口在四川，他的鑽井工人夢破滅了。樊建川不得不回到四川，下鄉當了一名知青。

在離開山東之前，樊建川去了一趟青島，生平第一次喝到了啤酒。不過，樊建川並沒有想到收集啤酒商標。當第一杯啤酒入口之後，他覺得人生最大的追求就是這輩子一直有啤酒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