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地球的女兒》博得一致好評

1970年4月22日，在美國爆發了以斯坦福法學院學生丹尼斯·海斯為首的，有2000萬人參加的公民環保運動，旨在督促政府對“噩夢般的環境問題作出改善的承諾——還我碧水藍天”。隨後環保問題委員會掛牌，接著有了《清潔空氣法》、《清潔水法》、《瀕危動物保護法》。為慶祝這些法律誕生，美國人把4月22日命名為“地球日”。 26年後的4月22日“地球日”這天，中國中央電視台第七套節目在18點50分首次播出了一檔關於環保類節目——《環保時刻》，主持人叫廖曉義，對於全國的億萬觀眾來說，這是極其陌生的名字。但他們不知道，廖曉義做電視這一行已整整6年了！ 1991年，中央電視台播放了以環保為主題的紀錄片《撼人的迴聲》。對於當時環保意識還不夠強的中國民眾來說，這部紀錄片沒有引起太大的關注。然而，對於廖曉義來說，意義大不相同。她是偶然間看到這個片子的，看後感觸很深：這麼大的一個國家，每天這麼多的電視節目，卻唯獨沒有環保方面的內容，實在是個缺陷。廖曉義決定自己試試，雖然此前她對電視製作一無所知。

廖曉義的做事風格一貫如此，在她眼中沒有一定之規。只要她想做，有激情，就沒有人能改變她。她曾發表過《中國工業化和環境代價》，但反響平平，令廖曉義倍感失望。她想起CNN的一個環保節目製作人說過的話，他說美國公民的環保意識70%都來自電視。廖曉義決定向電視媒體進軍，用電視媒體來喚醒國人的綠色環保意識。她聯繫到一家媒體，主動給人家寫有關環保方面題材的電視腳本，起名為《綠色文明與中國》，還和幾個志同道合的環保者成立攝製組。腳本出來後，廖曉義和攝製組的伙伴們一起，先後採訪了30多位生態專家，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製成60分鐘的《綠色訪談錄》，這也是她作為獨立製片人的處女作。其間經歷的艱辛不計其數：腳本寫完後，因沒有資金拍攝，廖曉義就抱著腳本，四處求援，“把它拍成電視吧，眼下地球在'流血'，這部片子會使政府完善法規，觀眾糾正非環保行為……”沒有人理睬廖曉義的行為。遭到冷漠拒絕後，廖曉義感到費解：“環保是大傢伙的事，怎麼就我著急上火？”

1992年，廖曉義帶著女兒去了美國，丈夫在那裡攻讀數學博士，廖曉義也想圓了博士夢。可剛來3個月，“攝製組”就來信了，希望她能搞到點錢兒，實現“綠色的夢”。廖曉義坐不住了，跟丈夫借錢，丈夫說她“不可理喻”，周圍人都笑她“神經有毛病”。女兒赴美的簽證，在美的住房等，費盡周折好不容易才弄妥，家剛剛安定下來，她卻要走？廖曉義管不了這些，帶著借款毅然回國。一下飛機，廖曉義就感到呼吸不暢，難過地哭了，“同是一個地球，憑什麼人家的空氣就好？”她下了決心，要改變這個事實。為了能省錢，廖曉義一個人承擔起編導、主持、剪輯等職責。採訪時也經常是騎著自行車去，每天吃煎餅果子，吃了100多天。晚上，她在一間沒有窗戶的陋室裡休息。所有這些還都能忍受，但她最怕見女兒的明信片：“媽媽回來了，太陽就出來了。”

歷盡千辛萬苦，專題片終於完成了，但卻沒有一家電視台願意播放。有好心人告訴廖曉義：“你們在中國談這個話題，至少超前了10年！” 1993年5月，廖曉義帶著一個“破碎的夢”回到了遠在美國的丈夫和女兒身邊。為了能盡快攻克口語關，廖曉義到一個美國人家中做保姆，看管一個剛剛一歲的孩子。每天主人下班，她就抓緊時間和人家練口語。晚上回到家，看電視、看書，學到很晚。睡前也塞上耳機，不斷學習。耳朵因長期的異物刺激影響了聽力，以至於女兒常提醒她：“媽媽，您耳背。”一年後，廖曉義能正常對話了，就辭去保姆工作，選修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州立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系國際政治專業。每天上午上課、泡圖書館，下午到餐館打工。到星期日，參加當地人組織的環保活動，參加環保組織，接受環保理念，研究環保法規在中國的可操作性。有一次，在某垃圾處理廠，她看見那兒的婦女包著頭、戴手套分揀垃圾，就問：“這方法從哪兒學來的？”“中國呀，你們現在不分了？”廖曉義失望地說：“我們現在不分了，全堆起來，然後填埋。”那個美國婦女瞪大眼睛：“這麼好的傳統，怎麼都放棄了？”

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前夕，非政府論壇環保會議隔三差五地舉行。廖曉義發現，環保人士中女性佔絕對比例，都來自民間環保組織，她們監督執法，其力度影響國會。看著這些指點江山的女子，廖曉義產生了做片子的衝動，“如果採訪環保女傑，在世界婦女大會上放映，讓在中國有影響力的人投身環保，該有多好”。為此，廖曉義直接奔向紐約。在聯合國總部所在地，她聽到發達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如巴西、肯尼亞、印度、菲律賓代表的聲音，但唯獨沒有中國人。而且令她尷尬的是，當她提出採訪要求時，很多人都以為她是來自韓國或日本的記者。廖曉義感到很傷心，她暗下決心：一定要成立一個中國的非政府民間環保組織！ 廖曉義通過了托福和GRE考試，並拿到了美國綠卡。這時，北卡羅來納州州立大學國際環境政治專業的馬爾文教授看中了廖曉義的背景，想留她攻讀博士學位，並願意給她提供豐厚的獎學金。面對這如此難得的機會，廖曉義放棄了。在接觸了許多非政府民間環保組織後，廖曉義在中國建立類似環保組織的願望越來越強烈；而此時，《綠色訪談錄》作為1994年“6.5特別節目”已經在北京電視台和中國教育電視台播出。於是，她對馬爾文教授說：“謝謝您的好意，美國不缺少博士，但中國卻缺乏環保人士，我沒有時間讀取一個博士學位……”但她最終選擇了做馬爾文教授的訪問學者。

放棄了博士夢，廖曉義集中精力拍攝她的環保專題片《地球的女兒》。她想把這部片子拿到即將在北京召開的“世界婦女大會”上播放，讓中國有影響力的女性投入到環保工作中。她傾盡打工所攢的兩萬美元，高薪聘請專業攝像師分赴紐約、舊金山、華盛頓等地採訪了40多位國際環保女傑。錢不夠，又向朋友借了一筆數額不小的債，這是一筆以生命作為抵押的無息貸款。在美國的兩年，廖曉義捨不得給自己買一份人身意外保險，這在美國那個世界上車禍率最高的國家簡直是匪夷所思。很多美國人都主動給廖曉義提供環保人士的採訪線索和最新資料，在三個多月的時間裡，她採訪了國外40多名熱心環保的女士，其中有家庭婦女，也有身居高位的聯合國副秘書長兼環境署主任道德絲·微爾，第一次提出環保問題的美國生物學家卡遜、英國經濟學家芭芭拉·沃德……

1995年5月，廖曉義離別丈夫，帶著女兒和尚未殺青的《地球的女兒》回國，借住在朋友家。酷暑七月，主人家只有一台電扇。在筒子樓裡兩室之間的狹窄過道上，用兩隻舊木箱搭一張床，成了母女倆和幫著帶孩子的表妹的棲身之地。晚上為了讓女兒舒展開身子，廖曉義只能把腳支在牆上，頭低腳高地睡，這樣的日子過了一年半。有一天雨夜，她留宿在一位女友家，第二天醒來，躺在寬敞大床上的廖曉義感覺特別幸福——總算能伸直腿美美睡了一覺。 1995年9月，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舉行。大會的主題是：以行動謀求平等、發展與和平，次主題是：健康、教育和就業。這次大會和論壇的參加者超過了4萬人，在聯合國的歷史上規模空前。大會向世界展示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風采，提高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地位和聲望。在大會的10個工作日里，組委會共安排了7天的“一般性辯論”和13場大會發言，先後有270多位代表登上講壇，代表189個國家和地區以及聯合國機構、政府間國際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發表意見。專題片《地球的女兒》登上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的非政府論壇，博得了與會者一致好評，成為這屆大會民間組織論壇的中國驕傲。福特基金會為此給了廖曉義4萬美元。有了錢，廖曉義一方面醞釀著創建民間環保組織；另一方面，也在加緊拍攝環保專題片《環保時刻》，並和中央電視台洽談播放事宜。

在《環保時刻》拍攝艱難時，一家國際諮詢公司看中了廖曉義哲學、經濟學、社會學、生態學和中英文的綜合能力，並許以優厚薪酬。朋友善意地勸她：“先解決生存，再談環保吧。”廖曉義搖搖頭，頗懷憂患地說：“如果每個人都只想著自己的生存，驀然回首的那一天，就會發現這個地球上已沒有人類。” 1996年3月，挪威前首相布蘭特倫夫人訪華，廖曉義以民間環保組織負責人的身份致函挪威駐中國領事館，要求採訪。布蘭特倫夫人是全球皆知的“老環保”，對廖曉義的提議欣然同意。整個採訪過程圓滿完成，為《地球的女兒》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布蘭特倫夫人中國之行只會見了4個人，廖曉義是其中唯一的民間人士。 1996年4月22日，對廖曉義來說是最難忘的一天。由她擔任製片人和總編導的電視專題片《環保時刻》終於在中央電視台第七套節目定期播出了。首播那天，前國家環保局局長曲格平先生與她一起主持。廖曉義以這一檔每週一期的欄目作為自己的講台，向數以億計的觀眾宣傳“再循環、再利用”的環保觀念。 《環保時刻》作為中國大陸唯一由民間環保組織創辦的電視專題片，受到觀眾的喜愛和好評。每週五18點50分，廖曉義的聲音傳遞到千家萬戶，“人類只有一個可生息的村莊——地球，保護環境是每個地球'村民'的責任”。

2001年，廖曉義在中央電視台科教頻道又開播了《綠色空間》，欄目在關註生靈、保護環境、持續發展、創造和諧的定位的引導下，用敏銳的眼光捕捉自然界各種生命之間的相互關係，用清醒的頭腦去判斷我們身邊所發生的與資源和環境相關的事件。在表現自然界的美好畫面的同時，也展示本不該出現的地球創傷的景象。 從2003年開始，廖曉義又開始著手拍攝反映生態文明、鄉村建設的電視專題片——《天知道》，提出了令西方震驚的“樂和”理論，包含著獨特的中式環保理念。 廖曉義還經常在平面媒體、網絡媒體、廣播電台上不遺餘力地宣傳她的環保理念，喚起國人對環保的重視。廖曉義環保之旅經過艱辛的努力，終於迎來了生機盎然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