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1978年12月18日，北京。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會場上，在169位中央委員和112位中央候補委員中間，有一位31歲的年輕女性，她默默地坐著，茫然地感受著眼前熱烈的氣氛和一項項具有歷史意義的決策。她是山西大寨黨支部書記、中央候補委員郭鳳蓮。 一切變化讓她目不暇接。一直以來作為中國農村典範的大寨，在這次會議中卻難覓踪影。郭鳳蓮感到有些意外，她還沒有意識到，眼前這一切將被後人視為人類歷史上少有的轉折點之一。這是中國新的起點，也是大寨16年輝煌的結束，她和大寨由此將開始艱難的蛻變。 此時她並不知道，其實在此之前，變化已開始醞釀。當辛勤的勞動並不能讓人們收穫富裕，甚至不能讓人吃飽飯的時候，一些樸素的道理重新回到人們心中。

1978年，安徽大旱，全省絕大多數江河斷流，土地龜裂，受災農田6000多萬畝，糧食減產。 在省委召開的緊急會議上，時任安徽省委書記的萬里心急如焚地說：“我們不能眼看農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樣明年生活會更困難，與其拋荒，倒不如讓農民個體耕種，充分發揮各自潛力，盡量多種'保命麥'度過災荒。” 1978年9月15日，肥西縣山南鎮黃花村在區委書記湯茂林的主持下，悄悄召開會議，議題只有一個，那就是如何在1979年多打點糧食度過飢荒。他們讓群眾種“保命麥”，每人借三分，誰種誰收。對外稱聯工分不聯產，對內則說明是包產到戶、責任制。當夜分田到戶。第二天天還沒亮，根本不用吹哨，人們就下地播種，荒蕪的土地出現了很多年沒見過的熱火朝天的景象。

同屬山南鎮的小井莊聽到消息後，在全村的支持下，乾脆把地分了，先乾一年再說。龜裂的土地硬得連牛都犁不動，小井莊人就用鋤頭一點一點地鋤開。一周時間，全村就種下了70畝小麥和30畝油菜。不幾天，老天真的下大雨了，莊稼長得格外好。人們把“分地”和大自然的雨都稱為“及時雨”。 不過這場“及時雨”，卻惹得波濤洶湧。在山南鎮的街道和小井莊的牆上，一時間都貼滿了大字報：“築防風牆，修攔水壩，堅決抵制肥西單幹風。”一封狀告湯茂林的信送到了安徽省委書記萬里的手上：《湯茂林領導10萬人到何處去？ 》 當人們還在爭論不休時，1978年12月，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18戶農民，已簽訂了“秘密協議”，按下了18個鮮紅的手印，搞起了大包乾。由此開始，中國農民選擇了與大寨全然不同的發展道路。

1979年2月6日，安徽省委專門召開會議討論包產到戶問題，萬里提議將山南公社作為試點，年底總結，好就乾下去，不好就收。他還說：如果滑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也不用怕，我們有辦法把他們拉回來。 消息一宣布，整個肥西縣甚至其他各市縣都動了起來。 當時，群眾這樣概括“包乾到戶”： “大包乾，直來直去不拐彎，保證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並且編了首順口溜：“大包乾，就是好，幹部群眾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吃陳糧，燒陳草，個人富，集體富，國家還要蓋倉庫。” 然而，隨著這種做法的影響擴大，爭論在更大範圍內出現了。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封讀者來信，提出包產到戶是倒退，會搞亂幹部群眾的思想，給生產造成危害。編者按要求已經出現分田到組、到戶的地方，必須堅決糾正錯誤。

與此同時，有的地方甚至刷出大幅標語，“堅決反對安徽分田單幹”。已經包產到戶的農民，頓時忐忑不安，不知何去何從。 5月21日，小井莊會計李祖忠正在地里幹活，突然通知有領導來家了。李祖忠心裡七上八下的，扛著鋤頭邊走邊想，分田單幹怕是闖大禍了！到家門口，看見站著4名公安，李祖忠嚇壞了，進屋一句話也不敢說，直看著屋裡坐著的一位白髮老人。沒想到老人第一句話是，“分田單幹是好事，你們走了第一步”。後來才知道這位老人就是萬里。 安徽的農村改革，在中共中央高層引起了激烈的爭論。鄧小平從一開始就予以極大的關注，他主張不爭論，也不強制，讓人們對農村改革有一個“看”的過程。同時，鄧小平用行動默默地表示鼓勵。

鄧小平對當時四川省委負責人說：“在農村政策方面，你們的思想要解放一些，萬里在安徽搞了個《六條》，你們可以參考。” 在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中共四川省委製定了《關於目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主要問題的規定》，時稱“四川十二條”。這個規定強調要執行按勞分配的原則，規定特別肯定了四川不少地方已經實行的“定額到組，評工到人”的辦法，四川省成為全國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又一個發源地。 1979年6月15日，正值麥收時節，萬里來到鳳陽，得知小崗生產隊包乾到戶後糧食產量由3萬多斤一下子提高到了12萬斤。面對心存顧慮的縣委領導，萬里堅定地說：“就讓它幹嘛，不就一個生產隊嗎？翻不了天。” 到1979年底，包產到戶、包乾到戶，在全國儘管還只是個別地方試行，比重僅佔9%，但各地紛紛仿效，數量迅速增加。

到1980年春，肥西全縣97%的生產隊實行包產到戶，糧食產量大增，比上年增產13.6%，向國家貢獻的糧食是上年的3倍。 “大包乾”，砸碎了“干好幹壞一個樣”的“大鍋飯”，也吹響了破除人民公社的號角。中國的改革正是從這裡率先取得突破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大包乾”使農民與集體的關係，由過去的行政指揮關係變成了以承包合同為內容的經濟關係，農戶成為自主經營、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成為農村發展商品經濟的微觀主體。農業、農村經濟這種微觀層次或微觀基礎的變化，使人民公社成了一個空殼。 1979年，四川廣漢向陽人民公社管理委員會的牌子被小心翼翼地摘下來，代之而起的是向陽鄉人民政府。耐人尋味的是，與50年代人民公社成立時的喧鬧不同，它的消失悄無聲息。沒有廣播，沒有登報，四川省廣漢縣的向陽公社成為全國第一個重建的鄉政府。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勁風讓大多數中國人歡欣鼓舞，卻把郭鳳蓮吹得有些迷惘。回到大寨後，她還是像過去一樣，一邊組織社員們學習文件，一邊利用冬季農閒和大家一起修地壘壩。慢慢地她知道了小崗村所發生的一切，但是她還不想改變大寨的方向。 郭鳳蓮的內心並不平靜，因為質疑大寨的聲音越來越響，越來越多。大力支持小崗村包產到戶的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明確宣布：安徽決不再組織參觀大寨。多年之後，他回憶道：“如果不反掉學大寨以階級鬥爭為綱那一套，就不可能提出和堅持以生產為中心，這實際是最初也是最重要的撥亂反正。” 這讓剛過而立之年的郭鳳蓮感到猝不及防，她似乎已經感覺到，大寨執掌了16年的中國農村建設大旗將從自己手中悄然滑落。

1980年11月，中共中央83號文件轉發了山西省委《關於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經驗教訓的檢查報告》。文件指出：歷史已經證明，把先進典型的經驗模式化、絕對化、永恆化的做法是錯誤的，有害的。 郭鳳蓮當時思想上有點接受不了，尤其是在參加各級會議的場合，當人們用複雜的眼神看著她的時候，郭鳳蓮如芒刺在背，著實難受。 1980年9月，郭鳳蓮收到了一份意外的通知。這份來自昔陽縣組織部的通知說：即日起你調離大寨村，工資定為行政24級，工齡從今天算起。郭鳳蓮默默地離開了為之奮鬥了近17年的大寨。 那天，郭鳳蓮向宋立英告別時，忍不住哭了，哭完後說：“還是走了，服從黨的調動。” 同月，在北京，陳永貴向第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提出“辭去國務院副總理職務請求”，得到批准。 1983年春，他寫報告給中共中央，請求到基層工作，被分配到北京東郊農場當顧問。

小崗村農民1978年冬天的冒險，在一年多後，變成了近1/3中國農民的選擇；又過了7個月，這個數字變成了4/5多。 1982年的第一天，中共中央發出第一個關於“三農”問題的“一號文件”，明確指出包產到戶、包乾到戶或大包乾“都是社會主義生產責任制”。 1984年，99%的農民選擇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中國的農村煥發出重生般的活力。 大寨的道路成了過去時。 然而，郭鳳蓮和大寨的轉身卻顯得格外艱難，對於包產到戶，大寨人確實在很長時間都想不通，接受不了。宋立英和一些群眾說，辛辛苦苦30年，一夜又回到解放前。 郭鳳蓮被調離後第二年，大寨才開始試行生產責任制，但是由於宋立英等黨員群眾的反對，1982年又走了回頭路。大寨成了“老大難”。

1983年，昔陽縣委專門成立了一個土地承包工作組進駐大寨，一待就是整整40天。當時擔任黨支部書記的賈長鎖最後對所有村民說，“別再讓領導為難了，土地按好壞搭配，以抓鬮的形式下放，男勞力每人5畝，女勞力每人1畝8分，集體的果園、牲畜、水利設施等等改成集體承包”。大寨包產到戶，比其他地方整整晚了兩年，賈長鎖完成了承包的組織工作後就卸任了。 此時，大寨沒有了排成長隊來參觀學習的人群，只有寂寞的風吹過曾經火熱的虎頭山和梯田。 “郭鳳蓮”這個名字，也從人們的視野中長久地消失了。 剪報是郭鳳蓮在那段沉寂的歲月裡養成的習慣，她將與大寨有關的報導都剪貼了起來，細細地思量著、揣摩著。當時的郭鳳蓮是痛苦的，又是幸福的。幸福是因為她收穫了家庭的溫暖，以往聚少離多的丈夫和孩子們給了她最大的精神安慰。 26年後，郭鳳蓮感慨地說：“在困難之中才顯真情，我感到了家裡頭的溫暖，我丈夫和孩子們對我的這種愛護、體諒、理解比在60年代跟70年代還強烈！就是感到很不容易地走過來，現在又在政治上受了這麼大的波折，他們非常同情我。我感到我們真正的感情產生在80年代。” 郭鳳蓮享受著以前沒時間享受的天倫之樂，但這並不能抵消她思想上百思不得其解的痛苦，她不明白大寨的問題出在哪裡。 那時候，她特別喜歡一本小說——俄羅斯作家列夫·托爾斯泰的。托爾斯泰用男女主人公在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沉淪與復活，鞭笞了貴族階層的傳統觀點，用農民的眼光重新審視社會現象。伴隨著郭鳳蓮度過了將近兩年等待分配的時光，也是兩年思考的時光。我們很難猜測這部著作給郭鳳蓮帶來了怎樣的影響，也許開始嘗試用一種新的目光和邏輯去審視走過的路，這本身就是一種重生。郭鳳蓮已經意識到：無論是自己，還是大寨，都需要復活，需要重生。 她曾經說：“人生的道路很難，坎坷太多，也知道了怎麼堅持，怎麼鼓起勇氣堅持。正確的東西應該堅持，什麼時候也不要把它否定了。” 在那時候，有一個消息曾讓她淚流滿面。 1985年，陳永貴患肺癌住院。半年之後，病情惡化，他立下遺囑：喪事從簡，不開追悼會，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遺體火化，骨灰運回大寨，撒在大寨的土地上。 生病期間，他經常只吃半片藥。臨終前，囑咐家人將藥片轉交國家。 3月25日20時35分，陳永貴病逝，其骨灰被運回大寨。 1988年，大寨人把他的骨灰葬在虎頭山上，立碑紀念。他的石像面帶微笑，身前身後是矮松綠柳，在一片柳葉依依之間，似乎在對歲月說，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在10年裡，郭鳳蓮調動了兩次工作，先在晉中地區果樹研究所擔任了4年零11個月的副所長，後又調任昔陽縣公路段當了4年零11個月的黨支部副書記。但不管到哪裡，她都無法排遣心中的沉重和孤獨。她的心始終遙望著大寨，因為那裡有她的青春和夢想，有她創業時的光榮和離去時的不甘。 與此同時，大寨村換了四任支書。雖然日子要比六七十年代寬裕一些，但不論人們怎樣努力，都無法再使自己勇立潮頭。大寨人懷念光輝歲月中的郭鳳蓮，希望她能夠重新帶領大寨人走出新的精彩。 宋立英曾對上級領導說：“那麼一個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大寨，現在你看成了這樣了。水洩不通，灰騰騰的也沒有人管了。要想讓大寨重新振興起來，你們還是要讓郭鳳蓮回大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