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四、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和九大“定性”

1968年10月，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除譚震林以外的“大鬧懷仁堂”的六位老同志被分別安排到六個小組，遭到無休止的圍攻、批判。批判所謂“二月逆流”，實際上成為全會的一項重要的內容。 10月17日，在全會第一組的小組會上，康生率先發難，攻擊所謂“二月逆流”是“反對毛主席”、“否定延安整風”和“為王明路線翻案”。江青則倒打一耙，誣衊幾位老帥“亂軍”。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也跟著指責幾位老同志是為“叛徒、特務、走資派”翻案，是搞“獨立王國”，搞“修正主義”。 聶榮臻元帥因過去到過一些政治局委員那裡交換工作意見，便被誣陷是“反黨集團”。還有人甚至拿出聶帥的活動記錄，逼他承認。聶當場痛斥這種卑劣行徑：“我們政治局委員之間就不能交往嗎？就不能相互商量問題嗎？黨內還有什麼民主？你搞的是什麼？是特務！”

全會期間，葉劍英、聶榮臻、陳毅、徐向前、李先念、李富春等人每日拖著病弱的身體出席會議，連請假寫“檢討”也不准許。被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幾位副總理和老帥們，只能在會議間隙時間稍事休息。經過連續的“批判”之後，林彪、江青一夥抓不住老帥們什麼問題，就憑空誣陷葉劍英、聶榮臻是所謂“楊、餘、傅事件”的黑後台。聶帥就此質問林彪：“這是怎麼回事？”林彪狡辯道：“沒有點名嘛。”聶帥氣憤地說：“你沒有點名比點名還壞。我寧可受明槍，不願遭暗箭！” 10月20日，林彪再次宣稱，“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會以後發生的一次最嚴重的反黨事件”，是“資本主義復闢的預演”。由此給二月抗爭定了“調”。 最後，還是毛澤東在會上提出，對“大鬧懷仁堂”的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這才給幾位副總理和老帥們解了圍。

然而，這次全會通過的公報仍對所謂的“二月逆流”作出定論：“全會嚴肅地批判了那個反對八屆十一中全會決定，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對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全會認為，擊潰'二月逆流'和今春那股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風，這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個重大的勝利。” 全會結束後，林彪、江青一夥為繼續迫害幾位副總理和老帥，又下發了一期“會議簡報”，其中以莫須有的“罪名”誣陷徐向前的夫人黃杰是“叛徒”、“特務”，聶榮臻的夫人也是叛徒，企圖給兩位老帥戴上“通敵”帽子，置他們於死地。在“批判”勢頭不減的情況下，徐帥先後被三次抄家，家中的文件、書信，甚至連作戰日記也被查抄一空。與此同時，葉劍英、李先念等人也遭到迫害，葉帥被指責“要搞政變”，李先念則被誣衊是“大叛徒頭子”。

在1969年召開的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林彪、江青一夥人重又煽起對“二月逆流”的猛烈批判，並藉黨的合法會議名義再次對老同志們的二月抗爭作出污衊性的“結論”。在張春橋等人起草、林彪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報告中，特別提到“1966年冬季到1967年春季出現的那股逆流”，稱：“這股逆流，矛頭對著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它的總綱領就是一條：推翻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決議，替已經被打倒的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翻案，替已經被廣大群眾批臭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翻案，對於革命群眾運動進行鎮壓和報復。”但錯誤的批判和定性只能從反面揭示這場鬥爭的深刻內涵，表現出老一輩革命家的高風亮節。 就在九大召開前後，毛澤東、周恩來對“大鬧懷仁堂”的老同志們的情況表示關注。 1968年底，當獲悉徐向前元帥還在因“二月逆流”問題受到過火的“批判”時，周恩來和毛澤東先後批示有關單位要進行勸阻，強調：“不要搞得過於緊張，防止意外”；“所有與'二月逆流'有關的老同誌及其家屬都不要批判，要把關係搞好”。九大期間，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被指責參與所謂“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大都當選為中央委員。對此，周恩來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