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三、批判所謂“二月逆流”
1967年2月19日凌晨，毛澤東在聽取張春橋等人對“大鬧懷仁堂”情況的“匯報”後，嚴厲批評了參與二月抗爭的幾位老同志，指責他們是“翻案”、是“復辟”，並提出“文化大革命”不容否定。還說，如果文化大革命失敗了，他就和林彪一起上井岡山打游擊。毛澤東這次確實是動了肝火。按照康生的說法，“我跟主席這麼多年，從來沒見到他發這麼大的脾氣。”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作了檢討，並就懷仁堂碰頭會承擔了責任。會議決定陳毅、譚震林、徐向前3人“請假檢討”，同時召開中央政治生活批評會，批評陳、譚、徐等老同志。至此，持續了一個月之久的二月抗爭即告失利。
在毛澤東嚴厲批評參加抗爭的老同志們之後，絕大多數老同志便在實際上停止了抗爭的行動（有的是改變了激烈鬥爭的方式）。這些老同誌之所以很快改變了其鬥爭的方式和行動，從很大程度上講，是因為他們所進行的長達一個月之久的激烈的或其他形式的鬥爭，終歸是建立在對黨和毛澤東的信賴、對黨的組織領導無條件服從的基礎上的；也正因為如此，即便在最激憤的情況下，他們也絲毫沒有改變或動搖過自己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建立、培養起來的這種崇高的信念和感情。他們始終把矛頭對準大搞倒行逆施的“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夥人，而把糾正錯誤的希望寄託在黨的組織和黨的領袖身上。
此外，在參加抗爭的老同志們心目中佔有特殊位置的周恩來的態度和作用，這時候也不能不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不言而喻，一直與二月抗爭的老同志們關係密切的周恩來，這時候承擔的是一個極其艱難、卻又十分痛苦的“角色”。在仍然堅持“文化大革命”錯誤的毛澤東與思想感情同“文化大革命”格格不入的老同志們之間，周恩來已經沒有迴旋的餘地。他甚至不能不親自出面，負責召集和主持同年2月下旬至3月中旬連續召開的針對幾位老同志的“政治生活批評會”（“政治生活批評會”期間，由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開列的供“批判”用的材料中，就有一份經李富春起草、周恩來審批的國務院系統開展運動的報告）。在這樣的會上，他不得不講一些違心的話，其中包括對那些犯“錯誤”的老同志，也包括對他自己。
在懷仁堂的會議室裡，江青、陳伯達、康生、謝富治一夥對李富春、陳毅等老同志窮追不捨，大肆圍攻批鬥。他們指責幾位老帥們在中央碰頭會上的發言是“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否定延安整風運動”。康生危言聳聽地指責說：“這是（八屆）十一中全會以來最嚴重的反黨事件！”“是一種政變的預演，一種資本主義復闢的預演！”江青宣稱：“你們的目的，是想為劉少奇、鄧小平翻案！”“保護老幹部，就是保護一小撮叛徒、特務……”陳伯達也表示：“反對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這是自上而下地複闢資本主義，這是顛覆無產階級專政！”
此外，他們還使用各種帽子、棍子，如“俱樂部”、“黑干將”、“聯絡員”等等，竭盡攻擊誣衊之能事。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因協助周恩來處理日常工作，是主管國務院工作的業務組長，幾位副總理經常到他那裡討論問題。康生便誣稱李是“俱樂部主任”。對此李富春冷言回答：“好嘛，那你就組織專案審查吧！人有嘴，話總是要講！”
3月18日，是“政治生活會”的最後一天。老同志們“大鬧懷仁堂”一事，終於被定性為“二月逆流”。陳毅從會場回到家裡，感慨地對工作人員說：“真是巧合！41年前，1926年3月18日這天，在黨和李大釗同志領導下，我們組織4000多市民、工人、學生，衝擊北洋軍閥段祺瑞的反動政府，革命群眾遭到屠殺。魯迅痛斥'三一八事件'這天是'最黑暗的一天'。想不到41年後的今天，我因反對這一類反動傢伙，竟受到批判！”
二月抗爭失利後，江青公開向主持黨政日常工作的周恩來伸手要權，中央政治局被迫停止活動，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職能。
從這年3月起，林彪、江青一夥在全國掀起“反擊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復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規模地打擊迫害對“文化大革命”不滿和抵制的各級領導幹部，使本來已經混亂的局勢更加惡化。
在江青的直接授意下，戚本禹與北京高校紅衛兵“五大領袖”之一、北京師範大學的譚××密謀商量，決定“反擊'二月逆流'先從譚震林開刀”，“反譚震林可以從大寨展覽開刀”。 3月8日前後，北師大等院校的紅衛兵組織相繼製造了衝擊北京農業展覽館和衝擊“工業學大慶”展覽事件。在十分複雜的局面中，原農墾部部長王震等堅決保護老一輩革命家，廣大干部群眾也同林彪、江青一夥掀起的黑風惡浪展開鬥爭。
3月14日，在林彪、陳伯達等人操縱下，首都北京街頭出現了不明真相的大批群眾的示威遊行，他們高喊打倒“二月逆流”、打倒“國務院五個副總理和軍委四個副主席”，“用鮮血和生命保衛中央文革”等口號，掀起全國性反擊“二月逆流”的第一個高潮。
1967年“五一”節，毛澤東、周恩來親自批准“大鬧懷仁堂”的葉劍英、李富春、譚震林、陳毅、徐向前、聶榮臻、李先念等老同志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看節日焰火。 5月4日，陳伯達、戚本禹竄到北師大，向譚××等煽動說：“他們上天安門，你們反他們嘛！”“如果真理在你們手裡……按照你們的意見去辦嘛！”於是，造反派們又開始反擊所謂“五月妖風”，使已經混亂不堪的形勢變得更加複雜、多變。
自5月中旬起，北京又出現直接攻擊周恩來的大字報和大標語，提出：周恩來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製定者和執行者之一”，“炮打周恩來是當前運動的大方向”，等等。一些造反派還提出“炮打”周恩來的理由：總理是“老保”，保這個，保那個，結果保的都是壞人；國務院許多副總理都垮了，他們的錯誤不會和總理沒有關係；總理的多次講話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講話調子相差很遠；周恩來是“二月逆流”的總根子；等等。
恰在這時，江青使出了更為狠毒的一手。 5月17日，她寫信給林彪、周恩來和康生，聲稱：紅衛兵“查到一個反共啟事，為首的是伍豪（週××），要求同我面談”。隨信附上紅衛兵交來的材料。這個“材料”，就是1932年國民黨特務在周恩來早已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後偽造的、在上海報紙上刊登的《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送給江青材料的紅衛兵對歷史事實的真相並不知情，而此時江青的險惡用心卻是十分清楚的。面對這個挑釁，周恩來迅速地、斷然地予以反駁。兩天后，周恩來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純屬敵人偽造。只舉出243人，無另一姓名一事，便知為偽造無疑。我當時已在中央蘇區，在上海的康生、陳云同志均知為敵人所為，故採取了措施。”同一天，周恩來放下其他事情，查閱了上海的舊報紙，親筆寫信給毛澤東，說明這件事。毛澤東批示將信及材料送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閱存。 29日，毛澤東又針對正在掀起的“炮打”周恩來的浪潮，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志向他們做說服工作。”第二天，周恩來將毛澤東批件送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傳閱”。直到這時，對所謂“伍豪事件”真相十分清楚的康生才寫信給陳伯達、江青，建議由中央文革小組召集有關造反派開會，批評“極左派”的觀點。這場鬧劇終於被迫悄悄收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