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第三章懷仁堂的怒吼——1967年“二月抗爭”

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紅衛兵運動”席捲全國，“文化大革命”表面上轟轟烈烈地發動起來了。但是，這場“大革命”實際上仍未被黨內多數領導幹部（主要是高、中級領導幹部）所接受，“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的情況依然普遍存在。 “紅衛兵運動”中，各地、各部門的黨政領導機關和負責人，絕大多數被視為害怕“革命”甚至反對“革命”而遭到“炮打”和批判。同年10月，全國掀起“踢開黨委鬧革命”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風潮，愈來愈多的中央和地方領導幹部被打倒。 1967年初，一場更大的政治風暴在全國范圍內出現了。作為這場風暴開端，在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爆發了一件震撼全國的大事：1月初，《文匯報》、《解放日報》中的造反派相繼“奪權”，宣布“接管”報社。隨即，王洪文等人為首的“工總司”等上海市造反派組織聯合召開“徹底打倒”中共上海市委大會，強行奪取原上海市的所有黨政大權，即所謂上海“一月革命”。

由於上海“一月奪權”符合毛澤東“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主張，因而得到毛澤東的肯定和支持。接著，各地爭先仿效，山西、山東、貴州、黑龍江等省市的造反派也相繼宣布“奪權”。接著，各地爭先仿效，“奪權”狂潮迅速蔓延全國。各省、市主要領導人紛紛被作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倒，被剝奪全部權利，原有的黨政機構陷於癱瘓，造成無政府主義浪潮惡性氾濫，社會陷入一片混亂。由於各級黨政機構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業務指揮系統失靈，國民經濟首先是工業交通損失加劇，面臨停頓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穩定局勢，人民解放軍奉命“支左”，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 由於軍隊介入地方運動，使各級軍事機關也受到了自開展“文化大革命”以來的最嚴重的衝擊。儘管中央明令規定人民解放軍必須“堅決支持左派廣大群眾”，但由於種種原因，軍隊中被認為偏向“保守派”的居多，引起地方上造反派的不滿。在軍隊內部，也開始產生派性，並出現分化。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駐地北京中南海，又發生紅衛兵和造反派包圍、衝擊事件。這些群眾組織提出要批鬥住在中南海內的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等領導人，並聲稱要將李富春、陳毅、譚震林、李先念、余秋裡等一批國務院負責同志揪走。堅守中南海的周恩來夜以繼日，反复批評勸阻紅衛兵和造反派的種種過激行動，要求保證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中南海，成了“文化大革命”以來一批黨、政、軍領導幹部得以免受批鬥和迫害的臨時“避難所”。 在短短一個月內，從中央到地方的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普遍被揪出、批鬥、打倒。其中，軍隊高級將領已不在少數。中共中央在1月14日發出的《關於不得把鬥爭鋒芒指向軍隊的通知》等文件，實際上成了一紙空文。事實清楚地表明，全國性動亂正在急劇蔓延和升級。由此，不能不引起一直為動亂局面深深憂慮的老一輩革命家的嚴重關注。尤其是軍隊中不穩定因素的激增，一些軍事部門和地區面臨失控的狀況，更使得老一輩革命家焦灼不已，寢食不安。在這種情況下，一場正義的抗爭便首先在軍隊問題上展開。

要不要黨的領導、要不要廣大老幹部和要不要穩定軍隊，這是二月抗爭中老一輩革命家緊抓不放、據理力爭的三個重大原則問題，也是論爭中的核心問題。它集中反映了老一輩革命家與“文革派”之間在“文化大革命”問題上所必然形成的兩種截然對立的認識。 老一輩革命家的二月抗爭，共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葉劍英等老帥在中央軍委碰頭會上拍案怒斥江青等人，通稱“大鬧京西賓館”。 1月19日、20日，中共中央軍委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碰頭會，討論軍隊開展“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問題。會上，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以“軍隊不能特殊”為由，繼續鼓吹軍隊應和地方一樣搞運動。對此，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三位軍委副主席堅決反對，他們一致認為：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軍隊一亂，將無法擔負保衛國家、抵禦外侵的重任。在兩種意見激烈爭執當中，葉劍英、徐向前義憤填胸，拍案怒斥江青一夥，表現出老一輩革命家無私無畏的凜然正氣。

會後，毛澤東接見參加軍委碰頭會的軍隊幹部，表示贊同軍隊應保持穩定的意見。隨後，徐向前又當面向林彪陳述理由，要求制定一個穩定軍隊的文件，林彪也表示同意。這樣，經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以及周恩來等商討、修改，產生了中央軍委《八條命令》。 1月28日，《八條命令》由毛澤東批准下達，其主要內容包括：軍隊一切指戰員必須堅守崗位，不得擅離職守；軍內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單位應嚴格區別兩類矛盾，不得隨意抓人、抄家、搞武鬥；一切外出串連人員應迅速返回本單位；一律不許衝擊軍事領導機關；等等。 《八條命令》以及後來根據這個文件製定的其他旨在穩定軍隊的文件的產生，從根本上說，是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抵制“文化大革命”錯誤做法、反對江青等人陰謀搞亂軍隊的鬥爭的結果。從總體上看，“大鬧京西賓館”，是老一輩革命家在這一時期所進行的一系列正義抗爭的序幕。

然而，問題並沒有就此了結。因“全面奪權”導致的“打倒一切”、“天下大亂”的局面，是不可能因下發了某個文件、作出了幾條規定，就可以從根本上得到扭轉的。就在中央軍委《八條命令》下達不久，地方造反派與軍隊的矛盾和衝突仍在發展、加劇。這一時期北京和各地（如昆明、貴陽、長沙、廣州、杭州、南京、瀋陽）頻繁發生造反派衝擊駐軍領導機關、揪鬥軍隊領導幹部的事件，全國形成了衝擊人民解放軍的一股邪風。 第二階段是老一輩革命家在周恩來主持的中央碰頭會上同中央文革小組一夥人多次展開面對面的論爭，通稱“大鬧懷仁堂”。 自2月上旬起，周恩來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主持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和中央軍委領導人，以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參加的碰頭會，商討黨政業務工作。懷仁堂碰頭會，從一開始就成為老一輩革命家再次揭露、抨擊中央文革小組一夥人亂黨亂軍行徑的場合。

在2月11日碰頭會上，葉劍英站起來斥責康生、陳伯達和張春橋：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什麼？他又質問：上海奪權，改名為“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國家體制，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是想幹什麼？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徐向前也激憤地拍著桌子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這樣把軍隊亂下去，還要不要支柱啦？會上，聶榮臻還對江青等人大搞“不教而誅”的做法提出抗議，指出：你們不能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鬥孩子，株連家屬。殘酷迫害老幹部，搞落井下石，這就是不安好心！這樣，葉劍英等老一輩革命家憑著他們對黨、對國家、對人民利益的高度責任感，義正詞嚴，針鋒相對，同一貫煽動動亂的中央文革小組的幾個頭面人物展開了一場面對面的鬥爭。

2月16日，懷仁堂會議上的鬥爭達到高潮。這天的會議本來是討論“抓革命、促生產”問題。但會議一開始便又進入對“文化大革命”以來的一些根本問題（包括要不要黨的領導、要不要廣大老幹部和要不要穩定軍隊這三個重大原則問題）的爭論。譚震林首先怒斥張春橋：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這是什麼東西？這是形而上學！又說：你們（指張春橋等）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光。這一次（指“文化大革命”），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譚震林還義正詞嚴地當場申明：我不是為自己，我是為整個的老幹部，是為整個黨！會上，陳毅、李先念、余秋裡等也作了言辭激烈的發言，對“文化大革命”以來的一系列極端作法表示強烈不滿，對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中央文革小組裡幾個不可一世的人物以痛快淋漓的揭露、抨擊。

第三階段是老同志們在不同場合“口誅筆伐”，繼續就一系列重大原則問題闡明看法。 就在老同志們“大鬧懷仁堂”的當天晚上，餘怒未消的陳毅又在外交部的一個群眾場合發表長達7個小時的演講，繼續猛烈抨擊中央文革小組一班人的卑劣行徑。他極其尖銳地提出：“這樣一個偉大的黨，只有主席、林副主席、總理、伯達、康生、江青是乾淨的，承蒙你們（指在座造反派代表）寬大，加上我們五位副總理。這樣一個偉大的黨，只有這十一個人是乾淨的？！如果只有這十一個人是乾淨的，我陳毅不要這個'乾淨'！把我揪出去示眾好了！一個共產黨員，到了這個時候還不敢站出來講話，一個銅板也不值！”陳毅的這段講話，代表了參與和支持二月抗爭的老一輩革命家的心聲，凝聚了他們對眼前危難時局的痛苦而深刻的思考。

第二天，譚震林致信林彪，指斥江青“比武則天還兇”，其“手段毒辣是黨內沒有見過的”。並表示：要“下定決心，準備犧牲，鬥下去，拼下去”。 在這前後，周恩來、李先念、聶榮臻等也在不同場合發表講話，闡明他們對“三大原則問題”的看法。老革命家們在該階段的鬥爭雖然時間短暫，卻方式多樣，內容豐富，影響廣泛。 這樣，從1月19日開始，到2月18日為止的整整一個月時間裡，譚震林等老一輩革命家在各種不同場合進行了一系列的各種形式的抗爭。面對老一輩革命家的正義之舉，中央文革小組的幾個頭面人物無言以對，驚恐異常。在江青的策劃下，張春橋、姚文元、王力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的記錄，並由張、姚二人當面向毛澤東匯報。

歷史證明：偉大的二月抗爭，是黨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同“左”傾錯誤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長期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是黨內正義力量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的一次覺醒，它對於後來黨和人民的持續鬥爭產生了意義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