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四、安排計劃，總攬全局

建國以來，周恩來領導的國務院一直把主要精力用於經濟建設。而經濟建設方面周恩來最重視的工作之一，就是製訂國民經濟年度計劃和五年發展規劃。 “文化大革命”以前，對每個年度計劃和五年規劃，周恩來都充分調研，反复研究，擬訂方案，留有餘地，認為穩妥可靠後才報送黨中央批准執行。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國家計委等起草和執行國民經濟計劃部門的業務工作被徹底打亂，基本處於停頓狀態。在周恩來臨時安排下，1967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在1966年11月召開的全國計劃和工交會議上討論擬定，並經周恩來審查同意後上報中央。但是，由於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擾破壞，中央一直沒能批准下達該計劃。為使1967年的任務生產不致中斷，有關部門只能分地區、分行業，甚至按廠礦單位來下達任務指標。隨著“打倒一切”、“全面奪權”的加劇，國家計委的業務工作已無法正常進行，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轉面臨失控，尤其關係國民經濟命脈的鐵路運輸和煤炭生產更是首當其衝，每況愈下。

1967年5月底，因派性爭鬥，造成京廣、津浦、隴海、浙贛四條鐵路幹線均處於半癱瘓狀態，僅徐州一處，就停開貨車69列，致使包括國際列車在內的客貨運輸無法正常運行。此後不久，全國除東北外整個鐵路交通中斷（東北鐵路亦多處堵塞）。由於煤炭運輸發生困難，工業用電甚至城鎮居民用電都時常停斷，損失巨大。與此同時，因中外船隻無法按期裝卸貨物，使得沿海沿江許多港口、碼頭的貨物堆積如山。國內工業生產的停滯和破壞，造成不少援外項目也被迫停產、下馬，國家的信譽受到嚴重損害。 …… 到10月下旬，擺在周恩來面前的是這樣一份全國工交生產情況報告：自5月份開始，工業生產和鐵路運輸陸續出現較大幅度的下降。到9月份，鋼和生鐵的平均日產量都降到1.2萬噸，只為全年計劃平均日產量的26％左右；原煤（部直屬礦）的平均日產量下降到26.8萬噸，為全年計劃日產量的50％；每日平均發電量下降1.6億度，為全年計劃日發電量的60％；原油的平均日產量下降到1.9萬噸，為全年計劃日產量的40％；鐵路平均日裝車數下降到1.9萬車，為計劃日裝車數的46％。第三季度全國工業生產平均水平大約只有原計劃的50％左右。估計1967年的全部工業總產值，大約只能完成原計劃（草案）的70％左右。

這樣的生產形勢，是幾億人口“當家人”的周恩來所絕對不能容忍的。 針對日愈混亂的鐵路運輸狀況，周恩來向出席10月份召開的全國鐵路系統工作會議的代表指出：如何把鐵路運輸搞上去，這個問題太大了。糧食生產、工業生產，回過頭來還是鐵路運輸問題。 “抓革命、促生產”，鐵路處於關鍵性的地位。現在，鐵路運輸量還沒有回到水平線上。今年運輸指標再上不去，就會影響明年的發展。空喊“革命”，不抓業務，“革命”就是空的。動不動就把機務段凍結起來，這無論如何不是革命的，這是破壞革命。 11月間，周恩來又語重心長地對黑龍江兩派造反組織代表說：你們東北是最冷的地方，但現在最好的煤礦日產量還不到一半。東北離開煤怎麼行？鬧革命鬧了一年半，去年還有庫存，今年都用上了，搞不好就都得停產。所以，你們不能再打（派仗）了！

在這段時間裡，周恩來多次使用“內戰”這兩個字來概括他對各地區、各部門因派性爭鬥所造成的混亂局面的看法。他批評只熱衷打派仗、全然不顧國家利益和聲譽的廣州地區造反派：你們連國際主義、愛國主義都忘了！現黃埔港無法卸貨，國家為每條外輪每天賠款500英鎊。我要是在廣州，我就大聲疾呼：“反對內戰！”他還嚴詞責問廣西兩派代表：你們看一看，現在“內戰”打成什麼樣子！一段一段的鐵路比過去軍閥混戰時搞得還厲害！我們的工人階級兄弟、人民群眾就在打這個“內戰”！ 除了在有限的範圍內批評和製止阻礙生產發展、破壞國家資產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和派性行為外，作為掌管整個國計民生的政府總理，周恩來深知在不利形勢下安排、制訂計劃的重要。否則，便難以在宏觀上把握和控制國民經濟運轉的全局，甚至導致他所擔心的經濟基礎的動搖和崩塌。

仍在協助周恩來抓經濟工作的余秋里後來回憶：進入1968年，經濟形勢更加嚴峻，工業生產繼續全面下降。由於根本無法召開計劃會議，這一年始終沒能訂出一個計劃，是“一五”計劃以來唯一沒有國民經濟年度計劃的一年。快到年底時，週總理經過反复考慮，認為必須安排一個年度計劃，於是批准在12月初召開全國計劃會議。會議由國家計委和建委軍管會負責人召集，參加會議的有國務院各部門、各省、市、自治區軍管會成員以及群眾組織代表。然而，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氛圍下，與會者根本不可能把心思放在製訂國民經濟計劃方面。會議期間，幾乎沒有討論計劃問題，而主要是搞“大批判”。直到會議結束，也沒有訂出1969年的年度計劃來。 12月26日凌晨3時，週總理把我叫到他那裡。他疲憊至極，面帶憂慮地對我說：“今年只有5天了，明年計劃還沒有搞出來，一些重要的生產資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裡生產，往哪裡調運，沒有個計劃怎麼行呢！”我說，我找幾個人先搞一個明年第一季度的計劃，以便使工作有所安排。總理說：“好！你趕快回去搞吧。”我回來後顧不得休息，就找了幾位同志商量，搞出了一個第一季度計劃安排方案，只提出了幾個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指標，立即報給了總理。總理審查同意後即報請毛主席審批。毛主席很快就批准了這個計劃。這樣，1969年一開頭，總算有了一個可供遵循的計劃。

1969年2月16日至3月24日，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精神，國務院在北京召開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主要討論1969年的國民經濟計劃、方針和任務，並就年度工農業生產指標和基本建設規模等問題交換意見。為召開這次會議，從1月以來，周恩來多次召集有關部門的負責人開會商討，調查研究，親自閱改、審定國務院會議通知稿。會議期間，周恩來通過會議簡報和找有關人員談話，進一步了解掌握了影響經濟工作全局的一些情況和問題。 3月24日會議結束，周恩來到會發表講話，系統闡述196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各項任務，提出：在製訂計劃時一定要實事求是，講求實效，留有餘地。他尖銳批評那種濫制毛主席像章、濫印毛主席語錄的做法是形式主義，是鋪張浪費之風，是不尊重毛主席和違背毛澤東思想，指出：在這些方面如能減少一些數量，就可以把所用原料轉產別的東西；如節約紙張就能節約燒鹼，就可以多生產一些肥皂，現在不是肥皂不夠嗎？他還特別強調：年度計劃和長遠規劃的立足點，都應放在“備戰、備荒、為人民”和“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這樣兩條方針上，重點是“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這次計劃座談會，實際上是對1968年年底“流產”了的計劃會議的一次彌補，也是自“文化大革命”以來第一次取得某些成效的全國計劃會議。

對編制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中長期計劃——“四五”計劃，周恩來也給予高度重視，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他親自組織，具體指導。 1968年底，他指示有關人員會同計劃起草小組共同研究準備這項工作，並提出一些指導性意見：關於“四五”計劃的奮鬥目標，他認為對此要考慮全面，不僅要考慮工業，而且要考慮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關於方針任務，他提出應使用“初步建立我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樣的表述。他還表示，在目前情況下制訂詳細的第四個五年計劃的條件還不具備，但可以先搞一個綱要，搞得好對指導經濟發展和防止盲目性會有一定作用。 1969年的戰備形勢，給“四五”計劃的編制工作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之後，在1970年二三月間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上，與會人員初步討論了“四五”計劃綱要（草案）。同年六七月間，該計劃起草小組撤銷，編制工作由國家計委負責，對綱要（草案）做進一步修訂。由於歷史的局限以及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擾破壞，“四五”計劃綱要草案雖進行多次研究和修改，仍未能完整體現周恩來的許多正確的指導思想，出現指標過高、要求過急等一系列弊端。為此，“文化大革命”後期在實際工作中又進行了多次調整。

根據統計，“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國民經濟在1967、1968兩年跌至谷底後，從1969年起開始出現較快回升。這一年工農業總產值達到2495.5億元，比上年增長23.8％，比1966年增長7.2％。其中農業總產值642億元，比上年增長1.1％，工業總產值1853.5億元，比上年增長34.3％。同時，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除棉花等個別指標外，均有較大幅度增加。在1969年國民經濟有所恢復的基礎上，作為“三五”計劃最後一年的1970年，工農業生產又繼續取得較大幅度的增長，財政收入和基本建設投資有很大增加，各項主要經濟指標大都完成或超額完成了“三五”計劃和年度計劃。 歷史在客觀地記錄下這些具體數字的同時，也真實地記錄下周恩來這一時期為國家為人民付出的艱辛努力和做出的巨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