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第二節
特種研究事業除了科學和技術上的意義外，還有一層“為國儲才”的深義。在這方面，葉企孫所作的貢獻應該是無人能出其右的。和他同代的科學家或教育家裡，或許有人比他名聲顯赫，或許有人比他學問高深，或許有人比他位高權重，但沒有人能像他那樣提掖那麼多方面的科技人才。他以一個科學家和教育家的眼光，站在國家與民族的峰巒之上，默默無聞地甘當人梯。
葉企孫與任之恭、戴振鐸、陳芳允等人的故事
20世紀，我國最早研究無線電技術的有兩個人，一個是葉企孫的弟子馮秉銓，一個是從燕京大學物理系畢業後來清華的孟昭英，被當時的無線電學界稱為“南馮北孟”。繼之而起的是任之恭先生。
任之恭是清華學校1926年畢業生，先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電機工程系學習，後入哈佛大學物理系攻無線電專業，1931年獲物理學博士學位。回國後，任之恭被山東大學聘去，講授近代物理、光的電磁理論和初等量子化等課程。
葉企孫當然知道無線電學科對中國的意義。在他主持的第一階段招考留學生時，就設立了“儀器及真空管製造門”專業。選送就學的蔣保增、呂保准、洪朝生學成回國後為新中國的無線電事業都作出了很大貢獻。
葉企孫當然也知道任之恭的價值。為了給任之恭一個更大的舞台，讓他發揮更大作用，以培養出更多的無線電人才，他力邀任之恭加盟清華物理系。他趁任之恭參加學術會議的當兒，專門約見他，並把自己的想法和盤托出。任之恭也曾受過葉企孫先生很大影響，1925年秋季，任之恭曾經聽過葉先生的一次演講，葉先生當時預言，“波動力學”將是未來理論物理的主要動力。這是當時人們聞所未聞的一種假說，而葉先生在演說時已清晰地把波動力的特徵和存在的理論依據畫出了一個大致輪廓。之後，西方科學家薛定諤發表這方面的論文時，已是1925年。任之恭感到非常驚訝：“為什麼葉企孫能那麼早預見到事態的發展呢？”也正是葉企孫的這次講演，啟發任之恭作出了向無線電學攀登的決定。如今，他見恩師如此器重自己，便欣然應允。
誰知此事進展得併不順利。
山東大學得知此事後，亮了紅燈。
亮紅燈的理由很充分，說任之恭先生講授近代物理、電磁學等課，他一走，這些課就得停下來，學生停課對學校是天大的事，擁有這樣的理由，山東大學就禮貌地擋回了清華大學發來的邀請信號。
事有湊巧，正在這時，葉企孫的大弟子王淦昌從德國學成歸來。看到王淦昌，葉企孫眼睛一亮。
王淦昌是回物理系復命的。想當年被恩師點撥，走到哪兒都怀揣著國家，唯覺科學救國事大，自己再大的事也是小事——這就是葉師深植於他腦海裡的思想。現在，這種思想再次閃現光芒。當葉師把情況向他介紹之後，他明白了。清華物理係人才濟濟，有吳有訓，有薩本棟，有周培源……卻獨沒有任之恭，或者說沒有任之恭這樣具備最新理念的無線電學知識的人才。空缺和空白，這樣的現像在清華大學幾乎是不能出現的，就像是一支陣容強大的球隊，在鋒線上卻出現缺位的狀況，這情形太不可思議。葉師的眼光獨到，他發現了這一點，馬上調兵遣將，而自己正是他手中一枚舉足輕重的棋子。
王淦昌神色凝重地對老師說：我去，我去山大把之恭兄換過來！
葉企孫點頭讚許：委屈你了，請多保重！
沒有什麼思想工作，沒有激情澎湃的話語，沒有苦口婆心的勸導，一切都在平靜的目光中完成。王淦昌在葉企孫的安排下，來到了山東大學，替換來了任之恭。
任之恭到清華物理系之後，果然不負眾望，他與孟昭英先生等人一起，使清華的無線電教學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聲名鵲起。讓任之恭永難忘懷的還有一件事。盧溝橋事件爆發後，北平進入戰爭狀態，而任之恭與陶葆檉女士的婚事正定在7月中旬的某一天。眼見得喜期臨近，但戰爭的火藥味卻一日濃似一日，到了辦喜事這一天，竟已演變成完完全全的戰爭態勢。聽著震耳欲聾的砲聲，看著城中蔽天的濃煙，任之恭頹然坐在北院七號葉先生家的院子裡，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葉企孫看著任之恭難過失落的樣子，心裡很著急。
能不能通知女方推遲幾天再辦喜事呢？他問。
任之恭看了看葉先生，又把頭低了下去。
葉企孫猛然醒悟，道路已經封鎖，電話已經中斷，任之恭是無線電學大家，他當然會首先想到與女方的聯絡問題。現在的情勢是咫尺天涯，倘新郎不到場，又沒有音訊，那不活活急煞人也？
葉企孫突然想起通往城裡還有一條小路，倘若用最快的速度把任之恭送到西直門，便會在半個小時內到達婚宴會場。
你就坐我的汽車，開車的小金技術很好，前兩年打仗時，他在莊稼地間的土路上跑過兩次，沒問題的，你收拾收拾，讓小金送你到西直門，只要進了城，就好辦了。
任之恭聽葉先生一說，頓時來了精神。
在葉先生的安排下，任之恭坐著葉先生的私車，在剛剛收割完麥子的田間小路上一路飛馳，順利抵達西直門，趕上了自己的喜事。
而這天，正是日軍佔據北平的日子。
任之恭雖然是葉企孫當物理系主任時聘來的，但沒多久，葉先生就辭去了主任職務，所以他們相處的時間並不長。只是在西南聯大葉企孫任特種研究事業委員會主席時，任之恭作為無線電研究所主任，兩人接觸的時間才相對多起來。
對於葉企孫，任之恭這樣評價說：“葉企孫先生是一位傑出的物理學家，有廣泛知識的科學家，又對人文科學有特殊的造詣。他對國家的理科教育及整體科學的發展，本著大公無私的精神，作出了非常超卓的貢獻。”（任之恭《懷念葉企孫老師》，見《一代師表葉企孫》第36頁）
與別的科學家讚賞的話語不同的是，任之恭在這段評價後又追加了一個讚語，說葉企孫先生是一個“偉大的人物”。
任之恭現居美國，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終身顧問。當他獲悉葉企孫頭頂上的陰霾終因時代的進步一掃而光時，不禁感慨萬千。為了尋找葉先生當年測定普朗克常數的論文，他不顧年邁體弱，在葉企孫當年就學的幾所大學裡多次調查，試圖能尋找到這篇標誌他學術地位的著名論文，經過不懈的努力，終於在美國國家檔案館找到了葉企孫的這篇論文，並影印回國，以彰示葉師當年的瀟灑才俊，同時也獻上自己對葉師的一份崇敬和懷念。
戴振鐸是清華物理系第九級畢業生。與別人不同的是，他是在浙江大學讀完一年級後才轉學來的。他剛剛入學時是以備錄取生第七名的資格進入浙大的，第二年能夠成功轉入清華，足見他是個可塑性極強又天資聰慧的人。
戴振鐸活潑愛玩。初到清華，人生地不熟，既沒同學又沒朋友，於是他就參加了許多課外活動來排遣孤寂，他參加了軍樂隊、棒球隊，還在音樂室管理唱片等，哪里人多哪裡有他，哪裡熱鬧哪裡有他，他是一個坐不下來又閒不住的人。而學習，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成績平庸，為同班老友所共知”。
使戴振鐸發生變化的是葉企孫。
戴振鐸和葉先生的交往是在清華物理系的課堂上。因為物理課程大部分是葉先生所上，而戴振鐸又如此另類，他的表現引起了葉企孫的注意，為了把他的注意力吸引到物理世界，葉企孫主動接近這個“孤獨的舞者”。據戴振鐸講，在本科幾年裡，葉企孫是他在清華園裡唯一結識的老師朋友。
大三那年暑假，葉企孫找到戴振鐸，問他暑假有何安排，若沒有安排，願意不願意跟他去西山度假。對於老師的邀請，戴振鐸有些誠惶誠恐。他知道葉先生是清華數一數二的大人物，與他交往的多是學界翹楚，自己才疏學淺，在學生中又不是出類拔萃，他為何這樣賞識自己？
戴振鐸在疑惑和亢奮的交織中上路了。事實證明，也正是這次和葉師的暑期接觸，使戴振鐸的人生和價值觀發生了重大變化。
多年之後，戴振鐸仍能記得葉師對他施以影響的細枝末節：
1935年一個假期，葉先生邀我去西山附近的松堂度假，這是第一次同他接近。他帶了許多書籍，其中有科學史，中國文學史，詩詞等讀物。他喜歡同我講科學家的傳記，他尤其崇拜居里夫人，有時候講講中國算學史及詩詞等典故。他常提到物理系畢業生的專長和嗜好，如馮秉銓能跑，趙九章精中醫，王竹溪能棋等等。他很少談及他自己留美時的生活，他絕對不批評人之所短。這一個短短的假期，我獲益殊多。 （戴振鐸《仁者民愛》，見《一代師表葉企孫》，第130頁）
在戴振鐸的印象裡，葉師似乎沒批評過他什麼。他只是默默地註視著你，偶爾送來一個會意的眼神，說上一兩句關切的話語，便使人終生難忘。戴振鐸曾參加清華大學南下請願團，成員全騎自行車。梅校長帶領潘光旦、葉企孫等學校領導前來勸阻，但葉先生卻一言不發，臨了，他來到戴振鐸面前，仔仔細細打量他一番後，扶著他的車把說：沿途小心。這句話樸素平白，但卻一直溫暖著戴振鐸的心。 1936年冬天，戴振鐸又參加了綏遠大青山抗戰前線服務團，慰勞傅作義在一線的抗日部隊。物理系另有王天眷、陳芳允、李正武共4人參加。回來後見到葉先生，葉先生微笑致意說，物理系參加勞軍的不少，真想不到哇。接著他又詳細詢問了前方戰事和勞軍的經過，還詢問了內蒙古人民的生活情況，其關切之情溢於言表。這讓戴振鐸深深感到葉先生並不是一心只讀聖賢書的，讀書不是為自己，而是為國家，這樣的人他才喜歡。他覺得葉先生內心是賞識自己的，能得到葉先生的認可，他認為是莫大的榮幸，又是一種深切的動力。
與葉先生又一次零距離接觸是七七事變之後。此時戴振鐸已本科畢業，在協和醫院工作。戰爭一爆發，戴振鐸就辭去了工作，追隨著老師的足跡來到昆明。在葉企孫和任之恭的安排下，他成了無線電研究所的一名助教。葉先生此時是特種事業研究委員會的主席，任之恭是無線電研究所的主任，他們的接納使戴振鐸能在戰亂的大背景下偏安一隅重續學業，這樣的福分不是所有的學子都能享有的。對於戴振鐸來說，幸運的事情不僅這一件，最幸運的是他又一次受邀和葉先生住在了一起。剛到昆明時，他和葉先生住在財神巷宿舍。後來為避日機轟炸，研究所集體搬遷到郊外，他們又來到了大普吉。
這一時期，正是戴振鐸學業大進的時期，究其原委，除了他自身努力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外因就是耳濡目染葉先生的品德言行——
在此期間，他同我講了不少近代中國科學工作者的貢獻，除清華學者外，他常提到丁文江，翁文灝，李四光，胡氏兄弟（敦复、明復、剛複三先生），竺可楨，李濟，吳憲，王守竟，嚴濟慈，饒毓泰，梁思成諸先生。他有一次同我講守竟先生尊翁王季同先生的年譜，非常動人。王老先生是清代末期受傳統教育之學者，後赴英修習數理，在電訊線路分析中創造了一種新的代數來運算電流、電壓分佈的理論，可以說是中國電訊界的鼻祖。葉師又提及他用的論說來解釋量子力學。 20世紀20年代，王守竟先生在量子力學上有極大的貢獻。他是北大物理系的首創人。我在70年代發現王先生是早期《計算合流超幾何函數》（confluent hyper geo-metrical function）的作者，如此復雜的函數當時能計算出來，這與德國大數學家高斯（gauss）計算天體運動的數據有異曲同工之妙，由此可了解葉先生對王氏父子的推崇。聲學家丁樊林先生從桂林遷昆明，葉先生叫我去拜見他，因為丁先生創造了一支半階音（chromatic scale）的簫，不用金屬按鍵，只用手指操作，他要一人練習同他合奏，我就做了丁先生的徒弟。此簫除非有丁先生家屬保存，恐已失傳。只要與科技有關的工作，葉先生總是熱心鼓勵的。 （戴振鐸《仁者民愛》，見《一代師表葉企孫》，第131頁）
戴振鐸的三級跳就是這樣完成的。從本科生到無線電研究人員，又成為舉世聞名的大學者，後來成為美國工程科學院院士，密執安大學電機學教授，他像一名潛力巨大的運動員，其精彩的人生令人驚贊不已。但戴振鐸卻十分清楚是誰給了他人生以決定性的影響。他是個感恩的人。
1972年，中美剛剛建交，作為第一個訪華學者代表團秘書長的戴振鐸，與老師任之恭夫婦、同學林家翹幾次要求拜謁恩師葉企孫先生，但每次都不得要領，他們只得悻悻而回。後來他才知道葉先生的境況，知道他被“拋棄”了。 1977年，葉企孫托友人寄給戴振鐸一張晚年的照片，之後又讓侄子葉銘漢帶給他一冊用紅筆圈點的宋詞，加上早年留學時葉先生送給他的一副象牙筷，這3件禮品一直被戴振鐸珍藏到現在。
陳芳允是物理系第十級畢業生，1938年畢業時，葉企孫先生還在天津。有一天，任之恭先生找到陳芳允，說是傳達葉先生的意思，有關他的畢業去向問題，葉先生早就考慮好了，想介紹他到測量部門去工作，在那裡可以發揮他勤於動腦精細入微的特點，將來可以在該領域作出超凡貢獻。葉先生的話讓陳芳允既吃驚又倍感溫暖。自戰爭爆發以來，一年多時間沒有見到葉先生了，誰知他還記掛著自己，雖遠隔千里仍關心學生的去向。而且葉先生是知人善任的人，經他說出口的事，必定是深思熟慮斟酌許久的。
陳芳允想著葉師建議自己幹測量的話，不由得憶起大學4年葉師對自己的諸多教誨。記得大一那年剛上物理實驗課時，第一課就是測量。在諸多學生中，陳芳允做得最認真最準確，或許是對這件事印象深刻的緣故，葉師便把這個學生的特點牢記在心。葉師總能記住學生們的特點和特長，並不斷加以引導。陳芳允記得那時葉師常邀學生到他家裡去玩，“無疑是他要藉此了解學生，而我們則從他的談話中了解到物理學的意義、發展和作用，以及做學問之道。我最記得的是他不止一次說過，一個科學工作者不可能樣樣都會，要在一個方向上堅持下去，才能有所成就”。
然而，在葉企孫未來昆明之前的這段時日，陳芳允已經喜歡上無線電方向了，他想在這個方向上堅持下去，於是就跟從任之恭先生到了無線電研究所，後來他又去德國留學，學的還是無線電。葉企孫尊重學生的選擇，他那時掌管著出國留學的權力，“無線電門”就是他設置的，既然都是國家需要的，於是他就一路綠燈，順風順水地送學生出了國。
但是，彷彿是命中註定似的，葉師當年曾說陳芳允適合幹測量的話，竟如影隨形般跟定了陳芳允的人生，即使他已成為無線電電子學專家，命運還總是拉著他往測繪方面漂移——
衛星測控部長王盛元從北京帶回一顆新星的測量任務回到測量中心時，專家一個個靠邊站了。而這顆叫“實驗一號”的衛星是測量磁場、x射線和宇宙射線，實驗太陽能電磁、溫度控制等新技術的，明年年初就要發射，以便跳完“第一級”，為“第二級跳”作準備——談何容易啊！正需要專家。
他在家裡又急又氣，見貓罵貓，見狗罵狗。一個人影閃進門來，向他報告：“部長，有一個所謂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在這裡，他對第一顆衛星作過貢獻，你看怎麼樣？”
“人在哪裡？”他喜滋滋地問。
那人——劉副主任往一排土房一指。王盛元在膝蓋上一拍帽子，霍地站起，粗門大嗓地笑道：“我看他去。”
可是，中國科學院發配下來的老九們，接受再教育上山打豬草去了，至夜未歸。
樹下，兩匹毛驢哧哧的叫得山響，煩得他罵娘。 “叫什麼叫！”他一聲吼，嚇得毛驢垂下頭，“風馬牛不相及，打豬草和搞衛星能畫等號嗎？——蠢貨！”
夜晚，他從鬼火般的一點燈亮裡，看見一個人正佝僂著寫寫畫畫，近視眼鏡的一角叫燈煙熏黑了。 “陳芳允！”共和國為數不多的二級教授，曾留學德國，可眼下哪像是個科學家，舊中山服又髒又破，分明是一個農村的駝背老會計的模樣。天哪！幾個月不見面，教授已被折磨成這個樣子！
王盛元一陣心酸，闖進屋去，摘下陳芳允的眼鏡：“陳教授，別熬了。要幹，也不能搭上老本拼啊，伙計，瞧您的眼鏡。”他擦一擦眼鏡，笑著又遞給陳芳允。
陳教授一戴上眼鏡，認出他來了：“啊，是衛星測控部長！”
“老陳，說實話，您對我們的衛星測控技術怎麼看？”
“高超，高超！”陳教授卻很拘謹，掏出筆記本，背誦似的念道，“同國外相比，日本的第一顆衛星只有9.4公斤，美國的8.22公斤，法國……都比我國的第一顆衛星小……”
“得。這些話匣子的話我耳朵都聽出繭來了，老哥！”王盛元揮手打斷他，拍拍帽子扣到腦門上，“走，到春來茶館，喝杯涼茶清清熱！”
教授一動不動，沉吟良久，才遞過去一份《人民日報》，指了指我國衛星路過世界各國的預報表：“還聊什麼？你自個看吧。”
“老陳，你還信不過我嗎？”他懇求地定定望著教授，一邊挪挪屁股，“你不說，我可走了。”
陳芳允終於紅了臉，緩緩地說起來：“發射衛星前兩個月，週總理在人民大會堂聽取匯報。他問得很仔細，又特別對衛星運行所經各國一些大城市的預報相當重視，一邊聽，一邊加上也門、烏干達、桑給巴爾、贊比亞、毛里塔尼亞等國首都的地名。總理說，對這些國家的首都進行衛星越空預報，可以鼓舞第三世界。可是現在，我們只預報到分或零點幾分，外國發達的可以預報到秒以下，軌道參數的預報，我們小數點後的位數也不多。按現在的測控水平，我們是不可能搞好'實驗一號'和回收型衛星的，特別是回收型衛星，要求很高的精確度。”說完，遞過他剛才寫的一份文稿。
王盛元看了文稿，心裡暗暗佩服：老陳有兩把刷子。在這種年代，衛星上的儀器和地面設備都以刻“最高指示”作為趕先進、超先進的標誌，誰敢說我們的衛星半個不字？誰敢言我們的測控技術還不如外國？他敢想敢說，有頭腦，這是真正的人才，不是奴才。有他這樣的專家在，不愁二級跳，三級跳……
這是彭子強先生所著《中國“兩彈一星”揭秘》裡有關陳芳允的描寫。此時，陳芳允已經參加過“東方紅1號”衛星的測量控制工作，自此之後，他便在那個愛才如命的王盛元部長手下當了兵，名正言順地投入了他的“宿命”——與測量有關的工作。
關於這一點，陳芳允回憶道：“雖然因為我後來跟任之恭先生到了清華無線電研究所，而沒考慮葉先生的建議，但是想起來仍然認為葉先生對於學生的特點是十分了解的，也許比我自己了解自己還清楚一些。同時也可看到他對於國家的基礎建設是十分重視的。”
陳芳允在成為我國著名的無線電電子學專家之後，又成為“兩彈一星”的功勳專家——衛星測控專家。
許多年後，葉企孫先生遺傳給他精神世界的科學救國基因再次發揮作用。他瞄準美國的“星球大戰計劃”，準確地測量出我們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所處位置，他坐不住了。他曾在一次會議上這樣說：“在科學技術飛躍發展的今天，誰能把握住高科技領域的發展方向，誰就可能在國際競爭中佔據優勢。我國的經濟實力不允許全面發展高科技，但我們在一些優勢領域首先實現突破卻是可能的。”於是他找到師兄王大珩，之後又分別聯繫到大師兄王淦昌、楊嘉墀，聯名給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寫了一封信，並附上他們沉甸甸的思考——《關於跟踪研究外國戰略性高技術發展的建議》。
這封由王大珩執筆的信寫道：
就在這封親筆信送達中南海鄧小平同志案頭的當天，這位偉大的政治家就以他特有的敏銳洞察力發現了它的巨大價值。他當即批示道：
（《中國863》，李鳴生著，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61頁）
這就是著名的中國“863計劃”的由來。它是擎舉中國科技界的“上帝之手”。隨著它的實施與開展，中國科技界橫空出世，極大地改變了世界高科技領域的格局。而這一切都肇始於一封信，信的起草者是4位元老級的科學家，而這4位科學家均是葉企孫的學生，或者說是他學生的學生。
不知是風雲際會還是因緣巧合，每每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時刻，總有先知般的政治家與科學家聯手出現，或力挽狂瀾，或一錘定音。原子彈是這樣造出來的，氫彈是這樣造出來的，衛星是這樣上天的。而這些科學家中的領銜人物大都是葉企孫的學生。如今，在中國改革大潮驟起之時，還是葉企孫的學生們，又發起了與社會變革同步的新一輪的科學攻略。 “863計劃”率先在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動化、能源、材料等領域獲得革命性突破，它的成果將成為中國改革不斷向前的強大推動力。
彷彿是一場以世紀為時間單位的接力賽，當我們追本溯源的時候，就會發現，在蒼茫的歷史深處，有一雙深情凝視的眼睛。那些科學家們手中的接力棒，就是從他的手里傳下來的。
“文化大革命”後期的一天，陳芳允看到葉企孫先生踽踽獨行在他宿舍前的馬路上。當時陳芳允正在自己的宿舍裡，從窗戶裡向外乍一望，看到老師像夢一樣飄然而過，那麼突兀，他一瞬間愣住了，連推窗呼叫恩師的時機也錯過了，更不消說跑下樓去追趕恩師。這是恩師留給他的最後一面。
多年來，陳芳允一直處在悔恨和懊喪之中，他一直為自己沒有追下樓去向葉師問一聲好而追悔，他說：“我至今心中常常覺得非常對不起葉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