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第一節

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官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絕徼移栽楨幹質，九州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誦在山城，情彌切…… 這是當年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校歌。七七事變後，南京政府鑑於華北時局，命令清華、北大、南開3所大學合併為一所臨時大學在湖南長沙復課。這首歌的上半闋，為我們提供了那段歷史的大致線索。 1937年8月末的一天，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佇立在湘水一側，仔細打量著面前有著尖頂教堂的聖經學校。他身後站著一排人，他們是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湖南教育廳廳長朱經農、湖南大學校長皮宗石及教育部代表楊振聲等。就在這一天，這個以梅貽琦為主任的臨時大學籌備委員會完成了校址的勘定工作。 1937年10月25日，臨時大學正式開學。典禮時，原來擔心3校合併，學生濟濟一堂，教堂將會人滿為患。豈料這天參加開學典禮的學生，3校加起來也不過百人。台上的校長們臉色凝重，教授們心急如焚。但是，這等慘淡困頓之態，聯合大學也沒有維持多久。 1937年12月13日，在聯合大學剛剛開學一個月之後，南京淪陷，戰火再一次逼近長沙，梅貽琦呈請學校遷往昆明的報告被批准，聯合大學不得不又輾轉西南，再次感受喪國失家之痛。

1938年春，一部分教授先行赴滇。同學們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女生和體格不好的男生，經粵漢路至廣州轉香港、海防，由滇越路入滇；另一部分有200餘人，組成“湘黔滇旅行團”步行入滇。 說是旅行團，實際上是一次軍事行動一樣的長途拉練，在歷時68天，徒步走完3500華里之後，他們於1938年4月26日抵達昆明，與先期到達的各路師生會合。 1938年5月4日，奉命改組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正式開課。聯大設理、工學院於昆明，設文、法學院於蒙自。自此，清華大學開始步入一段奇異的發展歷程。 在這個非常時期，梅貽琦先生以一名“船長”的身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他在一次會議上曾這樣說：“在這風雨之秋，清華正好像一隻船，漂流在驚濤駭浪之中，有人正趕上承擔駕駛它的責任，此人必不應退卻，必不應畏縮，只有鼓起勇氣，堅忍前進，雖然此時使人有長夜漫漫之感，但我們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風定，到那時，我們把這條船好好開回清華，到那時，他才能向清華的同人校友敢告無罪。”戰時聯大的教育非和平時期的大學教育，好在梅貽琦一變往日“無為而治”和“寡言君子”的面貌，以雷厲風行、務實果斷的作風很快打開了局面，聯大不僅在最短的時間內恢復了正常教學秩序，一些停辦多日的學術研究項目也很快發展起來，比如說清華的特種研究事業。

清華大學特種研究事業始於1934年夏。 1934年，正是葉企孫推薦吳有訓繼任物理系主任這一年，由於少了具體繁雜的事務性工作，他的肩上有了些許輕鬆的感覺。就在這時，梅貽琦又把辦特種研究所的擔子壓給了他。委以重任的理由很多，一是葉企孫為理學院院長，與許多特種研究項目相關聯；二是他的學術視野開闊，對世界先進科學技術反應敏捷；三是他有明確的科學救國目標，了解中國國情，能搔到癢處；四是他有極強的責任心和協調能力，能服眾；當然，還有梅貽琦對葉企孫的個人情感，有類似“你辦事，我放心”之類的信任。 在葉企孫的率領下，清華的特種研究事業在戰前便已獲得長足的發展。 當西南聯大諸事塵埃落定之後，1938年9月，梅貽琦再次呈文教育部，請准許繼續開辦因戰爭中斷的研究所的工作，考慮戰爭時期國防需要，特請求將原來的3個研究所擴充為5個，即再增加金屬、國情普查兩個研究所。

此時，清華大學的本科教學雖合併到聯大，教學資源共享，但各大學的學術研究仍相對獨立。特別是“特種研究事業”，是清華學術研究的一塊金字招牌，也是體現清華社會價值的一個重要標誌。梅貽琦長校之初就說：“凡一大學之使命有二：一曰學生之訓練，一曰學術之研究。清華為完成此使命，其發展之途徑不徒限於有效之教學，且當致力於研究事業之提倡。此在學術落後之吾國，蓋為更不可綏之工作。”由此可見學術研究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基於這樣的情勢，清華大學的特種研究事業就像梅貽琦手裡的一支奇兵，而引領這支勁旅的人則定是不負眾望的人。 梅貽琦再次想到了留守北方多時的葉企孫。 於是，葉企孫披掛上馬，就任清華大學特種事業研究所委員會主席，委員有梅貽琦、陳岱孫、施嘉煬、李繼侗、李輯祥、戴芳瀾、莊前鼎、任之恭、吳有訓、陳達等共11人。

1939年1月7日，葉企孫以研究所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出席清華第二十次校務會議，這是葉企孫到西南聯大後的第一次正式亮相。梅貽琦開會伊始便宣布：“加聘本校研究所委員會主席葉企孫先生出席校務會議。”當時參加校務會議者有梅貽琦（校長）、潘光旦（教務長）、馮友蘭（文學院院長）、吳有訓（理學院院長）、陳岱孫（法學院院長）、施嘉煬（工學院院長）、沈履（秘書長）、張子高（特約報告人），加上葉企孫共9人，他們可謂清華的靈魂人物，一直左右著戰時清華這條船的航向。 葉企孫就任特種研究所委員會主席時，各研究所研究項目和規模如下： 航空研究所：與航空學校、航空機械學校合作，研究飛機構造、飛機材料實驗、風洞實驗、航空氣象各問題。 （民國）二十五年度曾在南昌經航委會之補助下，建造了一15英尺直徑之風洞，最近擬在昆明再造一5英尺風洞，以資實驗。

無線電研究所：與資源委員會合作，注重各種真空之製造與測量，短波無線電之設計，短波軍用無線電機，秘密軍用無線電話之研究，及專門電訊人才之訓練等。 金屬研究所：與資源委員會合作，注重以x光研究金屬及合金之質性及微觀結構，以輔助國家工業機關解決所用鋼鐵及其他金屬質料各問題。 農業研究所：與中央農業實驗所及其他農機機關合作，注重滇省及其臨近區域農產品之病蟲害問題及對植物生理之研究、以農產品製取國防所需原料問題。 國情普查研究所：國情普查，平時與戰時同屬切要之舉。但其問題，至為複雜。該所擬先在滇省擇一區域，作實際之研究，以期於普查之表格、統計之方法及各普查人才之訓練各問題，於相當期間有所貢獻。

從這些研究所的主要任務便可以看出，它們不僅僅是純粹的學術研究機構，而且還與當時中國的戰時情況密不可分。這正是葉企孫所期望的。從支援冀中抗日開始，他就對中國國防建設的薄弱深感憂慮。如果能培養出更多的國防人才，研究出更高更新的國之利器，那中國的希望豈不更大？所以葉企孫接手這個特種研究所後，馬上把目光轉移到了國防研究上面。他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為國家做些事情。用現在的眼光看當年的特種研究所，可以這樣說，它其實就是中國最早的軍事科研基地，而葉企孫無疑是這個基地的創始人。 以無線電研究所為例。世界上最早體現出無線電實用價值的是20世紀20年代美國的匹茲堡廣播電台。也許是當時在美國留學的葉企孫早就發現了其中的奧秘，也許葉企孫真的是先知先覺，1933年，當葉企孫主持他的第一屆留美招考的時候，他就毫不遲疑地開設了儀器和真空管製造門兩個名額，以期有朝一日中國也能趕上世界的潮流。

這是葉企孫為中國打開的又一扇大門。 1933年9月，葉企孫利用吳有訓去美國休假之機，託他在美國訂購製造真空管的機器設備，以備我國研究製造電子管之用。 1935年，葉企孫主持臨時大學籌委會的時候，他預見到抗日戰爭不會在短期內結束，便提早把沉重的真空管製造機運到了長沙，後來，南京淪陷，真空管又運到了昆明大普吉，無線電研究所也在那裡重新籌建起來。即便是在戰亂時期，清華特種研究所的學術研究也沒有停止過，尤其是無線電方面，由於有較好的設備，其成績還頗為令人矚目：中國第一根電子管就是在這個研究所裡研製出來的。在軍事方面，曾與航空委員會空軍軍官學校合作研究長波定向問題，設計和製造出軍用無線電通訊器、軍用秘密無線電通話器、航空用無線電定向器等等。這一切不能不歸功於葉企孫先生的高瞻遠矚。

有人說當時的清華特種研究所是“為國效忠”和“為國儲才”，其言甚是。還以無線電研究所為例，它不僅培養了大批科技人才，如任之恭、孟昭英、範緒筠、葉楷、林家翹、戴振鐸、張恩虯、陳芳允、王天眷、慈雲桂等等，還為提高世界範圍內的無線電技術做出了貢獻。 1943年，孟昭英去美國學術休假，在這一年中，他選擇了剛剛發明不久的金屬波導中阻抗的精確測定作為他的研究課題。經過一年的努力，他獲得了一項專利，並於次年受mit輻射實驗室的邀請參加了雷達系統的創造性研究發展工作，研究出了一個在10厘米波段雷達系統使用的發送接收開關，為世界無線電技術的發展打上了中國印記。 再以航空研究所為例。或許是因為攤上了野心勃勃的鄰居，蔣介石對中國的領空設防相當關注。 1930年前後，國民政府不僅從國外購買了一批飛機，還引進了當時比較先進的意大利飛機製造廠。當然，他的這種關注沿襲了舊中國官僚政體急功近利的特點，與中國科學家的關注點不盡相同。當時軍政界更多的人主張直接購買西方的飛機大炮，而梅貽琦和葉企孫們的目光則更加深遠一些。他們認為如果想改變中國在天空上的劣勢，僅僅靠購買外國利器來解決燃眉之急並非上策。要從根本上轉變這一態勢，就應該著眼於兩點：一要發展自己的航空工業，二要發展自己的航空科學。

如果追溯中國的航空史，人們會在一片蒼茫的底色裡，發現清華大學曾經以先行者的姿態突出在那一抹不易分辨的遺痕中。而設定這最初的底色的，當是以葉企孫、梅貽琦、顧毓琇等人為首的科學先驅們。 一切還要從清華大學的歷史說起。 清華大學成立時，原本是沒有工學院的。大學成立之初，只有一個土木工程學系，序列排在理學院各系之後，並且還有一括號，裡邊註明“附屬”二字。這樣的情況一直延續到1932年。也就是說，在這5年時間裡，工程系一直在理學院麾下，身為院長的葉企孫先生一直與工程系的血脈緊密相連。 20世紀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國工業普遍萌動和發展的年代。鑑於時局和工業界的籲請，同時也為了配合政府發展理工學科的政策，梅貽琦在葉企孫等人的支持下，將土木工程係從理學院的序列里分出，另起爐灶，增加機械工程系和電機工程系，成立了繼文、理、法之後的又一學院——工學院，梅貽琦兼任工學院院長。

這一年，時任中央大學工學院院長的顧毓琇受聘來到清華擔任了電機工程系首任主任。顧毓琇，1902年生，1915年至1923年就讀清華，是葉企孫的同學，兩人在美國哈佛大學讀書時受業於同一導師。他在擔任電機工程系主任的同時，又講授物理系大學一年級的課程，與葉企孫又是同事。顧毓琇多才多藝，既是傑出的自然科學家，又是著名的文學家。他是第一位在美獲得電工博士的中國人，後入選美國電機學會院士和美國科學院院士。他與葉企孫的這種“三同”（同學、同師、同事）關係，使他與葉企孫之間一直保持著深厚的情誼。即使葉企孫故去多年，即便他已是耄耋之年，當他聞聽清華大學要設立“葉企孫獎”，便立即彙來500美元以示支持，他還寫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講述他與葉企孫先生的“三同”關係，以致深深的懷念。在他98歲高齡的時候，他還為《中國科技的基石》一書題詞，稱葉企孫為“物理宗師，典范永存”，表達他對葉企孫欽敬追思的濃厚情感。 1933年，顧毓琇就任清華大學工學院院長。在辦學思路上，他與老學長葉企孫不謀而合。他們認為，工程學與物理學應該是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一個工學院的學生，必須打好物理學的基礎，同時又具備數學和化學的有關知識，再著重發展工程學專業，這樣才能走得遠，走得好，走出名堂。原來的工程系一直在理學院的序列裡，葉企孫先生要求工程系的學生在大學一二年級與其他學生一樣學習公共基礎課，數理化的要求都一樣高，直到三年級時才分專業。工程系在理學院的這個大環境裡不僅沒有枯萎和變異，反而充滿生機，左右逢源。在依托理學院優勢開辦工學院的實踐中，顧毓琇不僅一直擁有理學院的傳承，而且創造了諸多新的光榮。 清華大學先成立的機械工程係有兩個專業，原動力工程和航空工程。這個航空工程就是為當時國防需要特別設立的。 1936年6月，工學院第一級航空工程專業學生畢業，9名學生全部分到航空委員會工作。第二級航空工程專業10名學生於1937年6月畢業，大部分充實到空軍和研究部門。西南聯大時期，以清華航空工程組師生為主體，擴展為航空工程系，共培養兩批學生，第一批畢業於1939年，僅兩名學生；第二批於1940年畢業，共10人。這31名航空畢業生不僅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並且影響著舊中國和新中國航空領域的發展格局。第一級畢業生寧榥，後來到了英國牛津大學深造，獲碩士學位後又回西南聯大航空工程系任教。第二級畢業生梁守槃後去美國深造，獲得碩士學位後回西南聯大航空工程系任教，新中國成立後主持多種型號的導彈研究工作，作出傑出貢獻，被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和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第四級畢業生李華敏（女）曾任美國航空諮詢委員會和布魯克林大學研究員，中國科學院固體力學研究室主任、技術科學部院士。沈元後去英國倫敦大學深造，獲哲學博士，1946年回國後任清華大學航空工程系副教授，後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校長，是該校的創始人之一。他同時還是中國航空學會理事長。值得一提的是，正是他的啟發和誘導，才有了陳景潤向“哥德巴赫猜想”進軍的壯舉。他的同學屠守鍔畢業後考上航空門公費留學生，回國後對新中國的導彈和航天發射作出巨大貢獻，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並獲得“兩彈一星”功勳獎章。 說到此，我們不應該忘記葉企孫在航空航天領域所作的開創性貢獻。 當年，就全國而言，“航空”這兩個字對別的大學都是陌生的，僅有清華大學在1932年設立了航空工程專業。九一八之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嘴臉已暴露無遺，中國領空安全問題頓時凸顯出來，因此，當務之急是儘早、盡快培養中國的航空人才。就常識而言，航空人才的培養對象至少要學完4年本科，這樣計算，要到1936年以後才會有我國的第一批航空畢業生。但形勢不允許這種四平八穩的培養計劃。 怎麼辦？ 此時，葉企孫正主持清華大學第一屆招考公費留學生工作。他審時度勢，毅然決定在第一屆特設飛機製造門，招收3名學生。考慮到國內各大學都沒有航空專業，因此考試時要求考生只具備一般的機械知識，待錄取後，再到清華大學集中補學航空方面的專業課程。這是萬不得已的急就章，但在當時，只有用這個方法才能搭上第一屆留美的班車，不失時機地培養出我們自己的航空航天人才。 葉企孫的這一急就章多年後獲得了一個連他也意想不到的回報——中國因此獲得了一個自己的航空航天的時代。 從1933年之後，每年都有至少1名航空門公費留學生的名額。 1934年第二屆公費留學生中，有錢學森和趙九章。他們的留美專業都和天空有關，一個是航空，一個是高空氣象…… 葉企孫給了他們一個機會，而他們給了中國一個時代。 由於清華大學的未雨綢繆，中國航空建設在初始階段曾經獲得過驕人的成績。 南昌航空大風洞就是一例。 風洞是飛機實驗和研究必不可少的重要設備。清華大學第一個風洞是王士倬教授設計並主持建造的。 這個風洞僅5英尺口徑，於1935年4月完成。儘管是個很小的風洞，但卻為中國培養出許多有名的專家和學者。錢學森考取公費留學生後，遵照葉企孫的安排，在王士倬教授指導下補修專業，許多實驗就是在這裡完成的。 清華大學航空工程的師資當時已經接近西方發達國家的水平，任教的王士倬、馮桂連都是清華學校畢業生，又先後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專修航空工程，獲碩士學位。 1936年2月，美國航空專家華敦德由著名的航空界權威、有“超音速時代之父”之稱的美國學者馮·卡門推薦到清華任教，使清華航空專業的師資力量大大加強。馮·卡門曾於1929年訪問過清華大學，並建議羅家倫開設航空工程課程，但羅家倫沒有聽取這個美國大叔的意見。梅貽琦長校籌建工學院時曾致信馮·卡門，請他代聘航空方面的專家，於是，馮·卡門便熱切地回應了梅貽琦的請求。 在華敦德的指導下，清華大學又相繼建造了兩個風洞，其中就有南昌大風洞。 南昌大風洞將要建成時，清華大學航空研究所邀請馮·卡門來檢查指導。 關於南昌大風洞，多年之後馮·卡門在自己的傳記裡透露了與它有關的細節—— 我在1937年夏天到南昌時，這座風洞已快完工了——正在灌漿，風葉已訂購，平衡設備已完工了。這座風洞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風洞之一，比加州理工學院的要大50%。 現在日本領先，中國落後了，中國人想以同樣的方法急起直追，迎頭趕上。他們恭請我這個中國的榮譽顧問就中國航空研究的長程展望發表意見，我現在的任務變成如何說服蔣介石和蔣夫人怎麼做最有效。當時蔣夫人任航空委員會秘書長。這次任務執行得順利愉快，7月6日我們到了北平，在北京飯店頂樓和軍方高級將領及清華方面的主要人物開會。臨走，他們告訴我將邀請我與空軍將領會商，同時將安排晉謁蔣氏伉儷…… 在北平住了一天，7日我們搭津浦路特別快車南下南京，應邀去了空軍軍官學校並參觀了其他航空研究設施，這些設施十分隱秘，外面世界沒人知道……最後我們到達浦口，乘渡船過江到南京，先休息了一晚，次晨見到航空委員會主任周至柔將軍。星期六會議後，我們飛到南昌，中國空軍司令部的所在地。在這裡，我們得以參觀這個準備抗日的核心武器基地……我看到了意大利人為中國建的工廠，已開始生產意式飛機…… 中國之行的高潮，是和蔣介石夫婦共進午餐，地點在揚子江畔的牯嶺。飯後，話題談到航空研究，蔣夫人以空軍總戎的身份委婉地問我：“大師面前容我不恥下問，請解釋一下風洞。”我用盡平生之力，為她解釋，我提到飛機和氣流間的相對運動，實驗室的風洞如何模擬飛機在天上的實況，她很注意用心聽講。 我講完之後，她笑道：“我並不完全懂您的意思，但由您閣下對風洞解釋的熱誠以及認真的態度來看，我想它十分重要，就這樣辦，我同意中國有個風洞。” 我感覺得出我的話她是不折不扣地全懂了，但她這樣回答是多麼聰明又得體，我是說我終於說服了蔣氏伉儷，中國空軍的發展，不斷地研究是迫不及待的……（《中國科技的基石》，第185-186頁） 我們從馮·卡門的回憶裡可以解讀到南昌大風洞的投建實際上存在著變數，倘若清華大學沒有請來外援，或者說沒有馮·卡門的遊說，“我同意中國有個風洞”這樣的權威話語或許就不會出現，於是也就沒有先後353萬元的撥款，而後續的中國航空研究的長程展望也就是一句空話。這就是中國的現實。促使馮·卡門先生來華的背後推動力是清華的科學家們。為了使中國的航空事業從急功近利中走出，進入可長遠發展的結構中去，他們付出了種種努力。 南昌大風洞是一個標誌。它是當時的亞洲第一大風洞，是世界上最大的風洞之一。建造這樣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多種學科和多個部門，同時也需要多種社會力量的凝聚，包括上層要人的傾力關注。在當時，除了清華大學之外，國內沒有任何一所大學具有這樣的能力和影響力。 從另一方面看，南昌大風洞也是對清華大學理工學科成果以及協作能力的綜合檢驗。可以說，顧毓琇、莊前鼎是南昌大風洞的策劃者，投建時，不僅有華敦德、馮桂連及張捷遷等專家和全體航空專業學生的參與，物理系主任吳有訓也特派第九級學生戴振鐸全程跟進配合，並在任之恭教授和助教張景廉指導下研製出測量風洞波動變化的儀器，寫出了質量頗高的畢業論文。這種理工合作的優良傳統從葉企孫與顧毓琇開始，一直傳承下來。多年之後，顧毓琇欣聞王淦昌榮膺何梁何利基金優秀獎，回憶清華大學理學院和工學院成績斐然，不禁向王淦昌致函感慨道： 吾兄於1929年在清華畢業，時本人剛回浙江大學任教。 1932年吾兄在柏林大學得博士學位，是年秋本人始返清華任教，清華擬辦工學院，本人以北京（當時）條件甚差，覺得頗不容易，不知從北京遷赴昆明後，物理係人才突出（包括楊振寧、李政道、周光召、朱光亞等），而工學院亦沾了物理、數學（陳省身、華羅庚等）的光，得以發展。新中國成立以後至今，清華工學院供給了國家許多建設人才，現在中央及各省市負責的人不少（如朱鎔基、胡錦濤、吳邦國、黃菊等及許多省的省長）。 （《中國科技的基石》，第19頁） 實際上，顧毓琇還曾當過江澤民同志的老師。他在抗戰勝利後曾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長，在此期間在上海交大兼教電機和運算微積分課程。身為交大學生的江澤民選修了他的運算微積分。多年之後，已是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江澤民去美國訪問期間，還專程去探望在美國定居的顧毓琇先生，重敘師生之情。此時的顧毓琇已逾耄耋之年，但他仍在科學領域不懈地追求著和探索著。 有資料顯示，在葉企孫任特種委員會主席期間，正是航空研究所大發展的時期。 梅貽琦在總結航空研究所抗戰期間的成果時寫道： （一）完成設計直升飛機。 （二）完成設計三層板機器。 （三）利用國產材料設計製造模型。 （四）試驗直升飛機控制模型。 （五）製造三層板機器。 （六）研製牛胳膠及豆類膠。 （七）研究紫膠。 （八）研究風洞擾亂表度。 （九）完成自製彈性力學設備。 （十）完成建設航空圖書館。 （十一）嵩明氣象台遷建於聯大校址內。 （十二）編輯航空書籍，完成（a）空氣動力學，（b）飛機材料學，（c）航空材料學，（d）飛機模型製造，（e）理論氣象學。 （《中國科技的基石》，第176頁） 此外農業研究所、金屬研究所及國情普查研究所在這期間都取得突出成果。值得一提的是，金屬研究所所長是吳有訓先生，國情普查研究所所長是陳達先生，而農業研究所所長則由葉企孫先生兼任。當時的農業研究所曾在育種、抗病、病理、昆蟲研究等方面頗有建樹。由一個物理學家兼任農業研究所所長，有些匪夷所思，但卻是真實發生過的事。而由清華大學農業研究所開創的農業科學研究事業，在解放後發揚光大。筆者所在單位與中國農業科學院僅一路之隔，走在農業科學院的大院裡，每每想到葉企孫先生與農業科學院還有這樣的一段因緣，想到這個大院里或許還有受過他影響的傳人，就有了別樣的感覺。 在葉企孫的引領下，清華大學的特種研究事業實際上已邁出了高校學術研究的範疇，具有重要的國防意義。在諸多領域中，他們完成了前無古人後有來者的開創性和發展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