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周恩來同志交往，始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當時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駐在重慶，常常邀請一些愛國民主人士在四川著名的民主人士鮮特生的公館“特園”聚會，有時也邀請一些民族工商業家談話。我是猪鬃出口商，又是全國進出口貿易協會的總幹事。當時在《新華日報》工作的許滌新，常到我經營的四川畜產公司向我了解抗戰期間出口方面的情況，有時交換一些有關戰時經濟問題的意見。我與周恩來第一次見面，是由許滌新代為邀請的。會見的地點就在“特園”。
猪鬃與蠶絲、茶葉、桐油等都是我國傳統的、重要的出口物資。猪鬃的主要用途是製刷。除了製作牙刷、衣刷、須刷等生活用刷外，三英寸以上的長鬃，一般都用以製作工業用刷。抗戰以前，西方工業國家所需要的猪鬃，幾乎全部由中國供應。美國歷來是銷售中國猪鬃的最大市場。戰前，銷售到美國市場去的猪鬃佔中國出口總金額約百分之八十，其餘百分之二十銷售到西歐市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由於軍需，美國政府把猪鬃列入戰略物資A類，與軍火等同，並頒布“M51號猪鬃限制法令”，規定三英寸以上的長鬃，全部供應海陸空軍所需，嚴格限制民需消費。美、英、蘇三國還在華盛頓成立機構，負責協商如何向中國取得猪鬃、如何分配。當時美國政府還曾派一位“特使”到重慶，表示事關戰爭勝負，要求中國政府保證供應。
抗戰初期，中國大陸沿海港口相繼淪陷敵手；內地對外的陸路交通，包括滇緬路、滇越路等也相繼斷絕。美國為此開闢了中印航線，把駐華美軍的軍需，從印度的加爾各答空運到昆明或宜賓，然後又利用回航的飛機運輸猪鬃回國。這條航線要飛越海拔一萬五千多英尺的喜馬拉雅駝峰，其高度要比當時飛機通常飛行的高一倍，而且往往會碰到狂暴的氣流，使飛機破裂，常常有百分之四五的飛機會出毛病。這些都說明美國不惜用航空員的生命來換取中國的猪鬃。
對中國來說，猪鬃出口不僅是中國戰時外匯收入的重要來源，而且是用以抵償蘇聯和英美等國援華貸款或易貨的物資。 （當時稱為易貨償債）。周恩來同志一度關心桐油，後來因內地對外陸路交通斷絕，桐油體積大，無法外運，所以他轉而關心猪鬃。我就是在這個情況下，與周恩志同志相識的。
抗戰時期，周恩來給我的最深的印像是他堅持民族團結，一致抗日。當時國民黨官僚資本借抗戰名義，對13種傳統出口物資進行壟斷，實行所謂統購統銷。其中特別是猪鬃，因係戰略物資，出口利潤大得驚人，以1944年價格為例，官僚資本企業向民營企業收購的猪鬃，按牌價每箱只有法幣5萬元，而在昆明或宜賓一裝上飛機，出口到美國的價格竟高達67萬元（折合黃金官價計算）相差達十多倍之巨。這實際上是官僚資本憑政治特權殘酷剝削工人、農民所創造的財富，同時也是與民營企業爭奪暴利。這些情況，周恩來是了解的，同時也是十分憤慨的。因而他每次與我談話時，總是一方面傾聽我的意見，指出國民黨的腐敗與官僚資本掠奪人民的真相；同時指出這種掠奪嚴重地破壞了生產力的發展。譬如桐油，早已不能出口，而國民黨還在實施“統購統銷”，實際上是統而不購，結果不僅使桐油商無法生存，而且摧殘了桐油生產，大批桐樹被砍伐了，輿論為之嘩然。但是另一方面，周恩來又指出，猪鬃是美、英、蘇等盟國急需的戰略物資，美國人甚至認為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負有關，為了促使國民黨能繼續抗戰，應當保持政府必要的外匯收入。因此，他與我談話時，強調對於國民黨種種不合理的、阻礙生產發展的措施，必須改進，使鬃商有一定的利潤，但又不應要求過高的利潤，要支援抗戰。他還說，抗戰勝利後，國家要建設，還要發展猪鬃的生產和出口。他勉勵工商業家要有遠見。他的這些開導給了我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早在30年代初期，我就壟斷了以重慶為集散中心的西南諸省猪鬃的出口。即使在抗戰中間，國民黨對猪鬃實行統購統銷，我的公司供應給官僚資本企業的猪鬃，仍佔其全部收購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我當然反對這種不顧民間疾苦的官方壟斷，尤其是因為它限制了我的發展。儘管抗戰期中我與官僚資本作過各種各樣的鬥爭，但這是為了防止官僚資本吞噬我這個賺大錢的企業，不是為了其他。我的基本態度是遵守國民黨在出口貿易上的法令和措施。這也就是說，我是支援抗戰的。
我的這個態度與周恩來對我的開導有關。
抗戰勝利以後，國民黨借助美國的軍事力量發動內戰，這個情況就改變了。
我對同國民黨、共產黨關係態度的演變，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一）不偏不倚；（二）“一推一拉”，即國民黨把我向外推，共產黨把我向里拉；（三）拿定主意投向共產黨。
作為一個民族資本家，在國共鬥爭勝負未分之前，我是走中間路線的。但這並不是說我不關心政治，也不是說我不認識誰得民心，誰失民心。我是個實業家，我不關心政治，就不能作出經營決策，這個道理淺而易見。抗戰以前，我就開始覺察到民族資本要生存、發展，必須反帝愛國。
中國資本家不會喜歡“共產”，但卻喜歡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反帝愛國運動。資本家是要剝削勞動人民的，但在反帝愛國上，卻與無產階級有共同的語言，也有共同的要求，因為兩者在這方面的利益是一致的。中國共產黨所以斷定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面性，可以與之合作，共同組成反帝反封建的愛國統一戰線，我想根本原因就在這裡。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資本，反對官僚資本，保護和發展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民族資本的政策已經十分明確了，不論周恩來同我的談話，或《新華日報》上發表的文章，都一再闡述這個政策。同時也由於上述我的一些認識，因而對中國共產黨既不陌生，也不害怕。所謂“不偏不倚”，對我來說，實際上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生意人做生意的手段。尤其像我這樣一個壟斷了西南諸省廣大地區的猪鬃出口商，更是一種必要的手段，否則我就不能在國民黨統治下經營企業。然而我心中是有數的，中國民族資本要生存，要發展，真正的出路，是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反帝愛國運動和民主革命的勝利，第二條道路是沒有的。因此，我每次與周恩來見面，聽他談話，都倍感親切。
作為一個民族資本家，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是逐步提高的，其間經過的歷程是十分曲折的。所謂“一推一拉”，就是這個曲折歷程的反映。具體到我來說，國民黨把我向外“推”，是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先後動手的；而共產黨把我向裡“拉”，其代表人就是周恩來。
太平洋戰爭勝利前夕，各盟國的工商界、商會，實際上也是政府，準備舉行一次世界經濟會議，討論戰後經濟和國際貿易等問題，邀請有關各國商會派代表參加。由於我是進出口貿易協會的總幹事，王曉籟主持的全國總商會選上了我，而且是選出的10個代表中得票最多的，貿易委員會和國民黨的宣傳部長彭學沛也都支持我，要我當代表團的團長。
恰巧，當時的中國經濟學會也在開始研究戰後中國的經濟建設問題。這個學會的總幹事是冀朝鼎，我們成了朋友，那時候我只知道他是孔祥熙的紅人，是代表孔祥熙的，解放以後，我才知道冀朝鼎是共產黨員。
戰後中國究竟應該如何建設，事關國策，討論時分成兩派，爭論得相當激烈。其中有一派是多數（我稱之為主流），主張戰後建設要靠美國貸款，美元對法幣的匯率宜低不宜高。這在我看來，實際上是反映著孔祥熙和宋子文等買辦資產階級的意見。我是屬於少數派的，代表進出口商反對這個意見。我說，把美元的匯價作低了，就會衝擊民族工商業，同時也會影響中國商品在國外市場的競爭能力。戰後建設，絕不能把希望寄託在美國的貸款上，那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依靠自己的經濟力量，擴大出口。
那次與會的大多是經濟學家，有國民黨的，也有共產黨的。我的這番話，共產黨人聽了替我鼓掌，國民黨人聽了就很不高興了。
這件事情給蔣介石知道了。當出席世界經濟會議的代表團名單報到委員長侍從室時，蔣委員長看到代表中有古耕虞，在我的名字下批了四個字：“寧缺勿濫”。於是我的代表資格就被取消了，還迫使我辭去了進出口貿易協會總幹事和其他團體的職務。甚至當時四川畜產公司的董事長吳晉航正被選為重慶市參議員，也因此被迫辭職。
日本投降僅僅幾天，重慶就傳出內戰即將爆發的消息。當時，《商務日報》和《新華日報》的記者來訪問我，要我對時局發表談話。我隨即表示，抗戰8年，人民已經受夠了痛苦，今天他們一致要求安定，決不許打內戰。就在那次談話以後一兩天，《新華日報》的負責人潘梓年約我在特國吃飯。我應約而去，在座的有周恩來、許滌新、潘梓年和中共代表團的其他幾位負責人。客人只有我一個。那次周恩來與我談話的時間較長，首先問我對時局怎樣看。我對他說：“我對政治興趣不大。我認為內戰不能打，建國要靠自己。從我內心說，大哥不能打小兄弟，你們打起仗來，我們的生意就做不成了，所以我堅決反對內戰。”
周恩來聽了後對我說：“和平與民主，是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和共同要求。中國共產黨是主張和平建國，反對內戰的。抗戰勝利後，首先要有安定的政治環境，才能建國。為了求得和平，中國共產黨願意逐步撤退在一些地區的抗日軍隊，但國民黨軍隊要停止向解放區前進。希望民間團體和民族工商界人士都團結起來，制止內戰，共同建國。”
1945年10月19日，周恩來應西南實業協會的邀請，出席星五聚餐會，作了一次歷史性的、與民族工商業者的命運息息相關的演講，題為《當前經濟大勢》。他說，中國不但要政治民主，經濟上也要民主，工業界應推派代表參加討論和平建國方案，決定施政綱領和修改憲草；我們主張國家資本、私人資本、合作資本應該在節制資本的原則下互相配合；我們反對官僚資本、壟斷資本和侵略資本；共產黨是實事求是的，只有忠實於事實，才是忠實於真理，等等，都是在那次演講中提出來的。
周恩來那次演講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至今難忘。在1945年11月4日我向《商務日報》記者談話時，強烈要求停止內戰，和平建國，並盼美國不干涉中國內政。我說：“我是一個無黨無派的人，站在老百姓的立場，看中國今天內戰的情形，不是你說我打你，或者說你打我的問題，打架單是一方面是打不起來的，要說不對，雙方都不對，責任雙方都要負的。今天本是國家新生的機會，國家光明的前途，人民生存的幸福，不能給兩黨這樣毀滅。政黨既是代表人民，不管國民黨代表各階層也好，共產黨代表農人、工人也好，今天中國人民所一致要求的是安定。只有安定，商人才能做生意，農人才能種田，工人才有工做。因此今天要尊重人民的意志，無論哪個政黨，違背工商界的要求，都要失敗的。”
我的那次談話當然考慮到了當時的政治形勢與自己的利益和處境。從表面上看，我的談話還是“不偏不倚”的。所謂“老百姓的立場”，實際上是生意人的立場。我要求和平建國，反對內戰，無非是為了要做生意。然而正是這個立場，使我在客觀上與共產黨保持了政治上的一致。而正由於這個一致，共產黨看我是好人，蔣介石看我是壞透了。
這是抗戰勝利前後的“推”和“拉”。到了1948年秋，由於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勝利，國民黨在大陸上的統治，已如“西風殘照，漢家陵闕”，面臨徹底崩潰的局面，其倒行逆施變本加厲。當時，在我看來，國民黨的“推”，不只是對我一個人，而是對整個民族資產階級了。
1948年，中國出口的猪鬃供應著世界市場需要量的百分之九十七到九十八。這也就是說，已經恢復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出口水平。濟南解放後兩個月，遼沈戰役結束，東北全境解放；再過一個月，即1949年1月，天津完全解放，北平也隨之停止抵抗。天津解放之後，海口一度封閉，國際市場鬃價頓時暴漲了百分之五十。我作為猪鬃出口商，離不開猪鬃，也就離不開我的故國。猪鬃既像徵我的財富，又像徵我的事業。我熱愛自己的事業，就必須熱愛自己的祖國。失去祖國也就是失去了我的一切。濟南解放時，有一位叫蔣漢傑的登門來訪。我們是在抗戰以前就認識的。他告訴我，他開設的合中公司是共產黨領導的地下企業，現在解放戰爭正在進行，蘇北的猪鬃不能運到上海出口，東北解放區和山東解放區的大批猪鬃也只能運到香港。而香港的洋行不經營猪鬃，賣不出去，他希望我在香港設公司，既可幫助共產黨，又可做一筆大生意。我欣然同意，撤銷總經理駐滬辦事處，把業務指揮機構移至香港，並指令其他各地分公司的人員、貨物一律暫時不動，等候解放；如果同重慶總公司失去聯繫，就同香港公司聯繫。
1948年冬，我到香港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共產黨。到香港的第二天，我碰到了夏衍和陽翰笙。夏衍拉我到一家俄國小飯店裡吃便宜的羅宋大菜，我問到在港的中共組織，知道當時聯繫政治方面的是潘漢年，聯繫文化界的是他們，聯繫經濟界的是許滌新。隔一天，許滌新就親自來找我談猪鬃問題。我表示天津眼看就要解放，四川畜產公司在天津有一大批人，我來香港是為了準備恢復東北和華北的猪鬃出口業務的。
會見了許滌新之後，我把與共產黨接頭的經過秘密地報告了董事會，並通知各地分公司的職員不得擅離職守，等候解放。香港的公司很快成立了。我立即著手解決運輸問題，貸了一筆款項給一家公司，先後租了10艘1萬噸級的外國輪船，突破蔣介石的海上封鎖線，把東北、華北解放區的猪鬃和其他出口物資運到香港來。從1948年底到1950年，各解放區輸出的猪鬃，都是由我先付錢、後來貨。解放戰爭還沒有完全結束，新成立的人民政府與資本主義國家間的貿易還沒有開展，國內需要的進口物資沒有外匯支付。特別是後來發生了抗美援朝戰爭，帝國主義封鎖中國海岸，實行禁運，當時我在香港，一方面把解放區的猪鬃輸向美國和西歐，一方面為新中國的政府在國外購進所需要的戰略物資，為新中國作了些貢獻。
1949年9月，幾乎是在人民政協會議舉行的同時，我在香港接到了中央財經委員會的通知，邀請我出席一次全國性的猪鬃會議。當時我已經與新中國的東北猪鬃公司簽了合約，作為該公司在香港的總代理。東北人民政府貿易部長葉季壯想請我赴東北整理當地的猪鬃工廠。接到通知後我決定啟程到京赴會，但抵達時已在開國大典之後了。到京後，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徐冰通知我說，週總理在一二天內接見你。 10月4日，即新中國開國之後三天，徐冰陪我到中南海周總理的家。在解放戰爭時期，我沒有見過週總理。闊別四載，總理很親切地接待我。在座的只有三個人，總理、喬冠華和我。敘舊以後，總理用商量的口氣對我說：“今天時間不多，不能暢談。請你先考慮一個問題，我們準備把猪鬃公司交給你全權負責，你的意見怎麼樣？不要急於表態，你可以先考慮。”總理還說，“抗戰時，我們同你多次談過桐油、猪鬃生意問題。那時，我們共產黨不是執政黨，所以只能空口支持你，現在我們執政了，相信你一定能夠把這件事情辦好。”我當時表示可以接受這個任務，但希望總理給我一些條件，我參加中國猪鬃公司工作之後，現在的四川畜產公司和公司的一批人怎麼辦？總理問我，你說怎麼辦？我回答說，“我想把四川畜產公司全部交給國家。”總理聽了，對我說，這事要從長計議，我還沒有考慮這麼多，以後由主管部門具體研究再定。但我還是想請你先把猪鬃公司的事情定下來，以便我通知中央貿易部長葉季壯。
傍晚時，總理請我和幾位別的客人一起吃晚飯，飯後又請喬冠華通知我留下，總理還要同我談話。等到別的客人離開，已經夜深了。繼續談話時，週總理又一次向我提出全權負責猪鬃公司的事。從內心講，我還是有顧慮，主要是對共產黨還不十分了解，一個資本家怎麼能領導同業的共產黨人？我雖是按週總理講的，可以做主，但這樣的大事還是要通過股東大會和董事長會才能定下來。所以我向總理表態說，我是願為人民服務的，但由於我經營的不僅是猪鬃，還有土畜產，品種多，銷路廣，需要先到各地看看再定下來。總理勉勵我要把這事情辦好。我最後回答總理：“我一定努力辦好。但你要答應我先出去看一看，了解各方面的情況，然後向你匯報後再定。至於我個人，政府要怎樣用我就怎樣用好了，請總理先轉告葉季壯部長。”
我向總理告辭時，已是第二天清晨四時了。
以後幾十年，我經常回憶起當時的情景。當週總理提出要把猪鬃事業全權交我負責時，我簡直像四川人說的“小孩放火砲——又愛又怕”！過去，我雖然壟斷了全國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猪鬃出口，但現在周總理說的是“全權”，這意味著百分之百。儘管這百分之百，不再是我個人壟斷，也不再是為我個人發財，但多少年來，我想在猪鬃行業上“執牛耳”的願望卻完全實現了。週總理親自把這麼大的事情交給我，我怎麼能不歡喜！士為知己者用，我感到我這一輩子沒有白活！
在談話時，我思想上非常清楚，共產黨是一定要搞社會主義的。就像春天一定要生髮花木，天空一定會升起太陽一樣。解放以後，新中國決不會再存在壟斷資本家，何況，對外貿易事關國家的經濟命脈。因而，當週總理與我談話時，擺在我面前的，實際上只有兩條路可走。 1949年結賬時，公司有900萬美元資金，2700萬美元銀行往來。國內資產，除廠房、辦公樓、汽車等外，尚有大批猪鬃和各種畜產品，值很多錢。這樣，除了公司的財產不計，我個人擁有的財富，足足有100萬美元，一個地道的百萬富翁。我可以到紐約去當寓公，過優裕安樂的生活，即使我今後什么生意都不做，這筆錢也足夠我一輩子花費而綽綽有餘。如果我暫時還不想當寓公，也可以繼續留在香港，象前兩年那樣，做共產黨的往來戶，為共產黨在國外推銷猪鬃，與共產黨平分秋色。但是，這條路我不想走。我知道我的根子在祖國。遠適異國，昔人所悲。我為什麼放著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不做，卻去仰外國人的鼻息？ ！至於當“往來戶”那是權宜之計，不是根本辦法。新中國亟待建設，周恩來總理這樣器重我，委之以全國猪鬃經營的全權，我為什麼不接受？ ！我想到了周總理在抗戰時期開導過我的民族資本家要有遠見。唐人張九齡有詩云：“一枝何足貴，憐是故園春”。應該愛憐的是祖國的春天。誠然，我手中有條柳枝，但這條柳枝比起新中國錦繡江山，滿園春色來，又算得了什麼呢？於是，我選擇了另一條路，那就是與共產黨合作，為共產黨所用。我的企業機構、資金是現成的，人才是現成的，外銷關係是現成的，“虎牌”商標在歐美市場是有競爭力的，企業在銀行和同業之間信譽很好，如果我主動拋出去，人民政府一定會歡迎，會接受，會利用。因此，當我向周總理表示“政府要怎樣用我就怎樣用好”時，事先是經過長時間深思熟慮的。那年我45歲。我不是輕率作出這個抉擇的。從根本的長遠的利益出發，這樣做，對國家、對企業、對股東、對職工，以及對我自己都有利。
不過，當時我只是同人民政府簽訂了協議，把四川畜產公司改為國營公司的組成部分，受國營公司領導，並接受委託在香港擔任外銷業務。這也就是說，四川畜產公司與國營猪鬃公司（後改為中國畜產公司）已經由過去的往來戶關係，變為組織關係。我也沒有立即就任國營公司的總經理，而是奉命到美國去推銷猪鬃，同時從美國進口我國所需要的物資，如重型卡車輪胎、五金機械、橡膠等。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開國，猪鬃出口就直線上升，超過了舊中國出口的任何一年。它使我看到了，統一的新中國，在經濟上有多麼大的潛力。
中國人民志願軍渡江後，杜魯門下令凍結中國大陸在美資金。當時，四川畜產公司在美資金達500多萬美元，如果加上國內其他公司委託的輸美物資，合資達700多萬美元，比上海儲蓄銀行在美的資金還多，約佔當時中國大陸全部在美資金總額的十分之一弱。這筆資金也被凍結了，而且被指定為“特別凍結戶”，非經美國總統批准，不准解凍。所謂“特別凍結”，是因為四川畜產公司有“特殊嫌疑”。美國的猪鬃進口商和香港的美國大通銀行，不相信一家私營公司能從中共手中搞到這麼大量的猪鬃。他們估計香港的四川畜產公司是與中共合作的。
幸而我事先向有關同志請教，未雨綢繆，以防萬一。當時我的直系親屬都在香港或美國，沒有一個在大陸；香港公司的股份，百分之八十歸在我名下，其餘股東（實際上是公司職工）也都在香港，內地的機構，已經全部轉讓給國營企業，由英國駐上海、重慶總領事館作了公證（當時英國已與我國建交，並且是美國在華權益的代理國）；加上公司內一些深惜美國法律、財政、金融的高級職員共同努力，通過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反復交涉，終於使美國政府同意解凍了。
解凍那筆資金，開始許多人都認為可能性很小。有的領導同志勸我，所謂“特殊嫌疑”是講不清楚的，“人比錢重要，不要勉強再辦”。但後來畢竟解凍了，於是有人說這是“古耕虞生平奇蹟”。其實，發生這個“奇蹟”的真正原因，是由於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急需軍用猪鬃。美國商務處對敵貿易處在市場上來回調查，了解到世界上能供應如此大量軍用猪鬃的只有古耕虞，其他任何鬃商都沒有這個能力。而我的在美資金被凍結著，活動不了。因此，美國政府同意解凍我的在美資金，說穿了是為了他要從中共手中搞到猪鬃。
當時，猪鬃輸美，為的是換回我國所需要的重要物資。這是交戰雙方各取所需的公平交易。同“難忘的1950年”一樣，是戰爭湊成的，並非什麼“奇蹟”。
解凍以後，我把款項全部匯回國內，並把在香港的子女也送回北京來上學，讓他們可以親身體驗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是怎樣建設起來的。後來，有關部門來向我了解在美資金解凍經過，我寫了一封信，報告我在港、在美的工作情況，並闡述了我與週總理交往的經過，尤其是周總理對我的關懷與信任。我以深切的感激之情，在信上說：“週總理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
1955年，我國政府逐步把猪鬃出口的重心由香港移到北京，並把我調回北京擔任中國畜產公司經理，主持業務。我成為一個新中國的為人民服務的國家幹部，不再是一個資本家了，這是黨的統戰工作和社會主義改造的成果，同周恩來對我的引導和啟發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