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
中國共產黨為了國家民族的利益，繼續同國民黨談判合作抗日問題。周恩來率領中共代表團，來到“戰時首都”武漢。為了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促進全民族的抗戰，周恩來同當時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的馮玉祥過往甚密。當時我在馮身邊任職，從事馮的日記工作，有機會見到恩來同志並聽到他們的談話。
1938年2月14日，周恩來同志與馮會晤於武昌黃土坡千家街福音堂。談話的內容涉及我黨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等精神，深得馮先生的讚許和擁護。當時的形勢是：日寇的主力已逼近徐州，準備打通津浦路以配合奪取武漢，投降派活動甚囂塵上。面臨這種形勢，為加強宣傳“抗日救國十大綱領”，進一步團結薈集在武漢的全國文藝界愛國人士，從事抗日救亡工作，恩來同志與馮先生商量籌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請馮給予支持，立即幫助解決“文協”開幕地點等問題。經過老舍和陽翰笙等同志的緊張工作後，“文協”很快於3月27日在漢口商會禮堂開幕了。這是文藝界統一戰線的一次盛會，恩來同志邀請馮先生以“丘八詩人”的資格參加“文協”，還推選他為“文協”理事。在“文協”開幕這一天，馮先生被請出來演講，最後大家表演文藝節目。輪到他表演時，他趨向台前，輕拂著一塊手絹，大唱泰山民歌《柴夫的兒子》，博得滿堂喝彩聲。會後，馮先生假普海春大飯店設宴招待與會的全體文藝界人士。當時，五六百位文友歡聚一堂，談著團結抗戰的話語，實為一大快事。
周恩來同志還向馮先生談到：宣傳抗戰，須有自己的宣傳工具，如印刷、報刊等。馮隨即在漢口武庫街（現統一街）成立了“三戶印刷社”。他取“三戶”的含義是“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意在抗戰必勝，建國必成。馮先生還創辦了《抗到底》等刊物，辦得雖不很出色，但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隨著周恩來同志的以上安排，洗星海領導的“中華全國歌詠界抗敵協會”，派了陶宏來教唱抗戰歌曲，一時福音堂裡，天濛濛亮就響起了“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工農兵學商，一起來救亡”的嘹亮歌聲，政治空氣濃厚極了。
“文協”成立後，武漢遭受敵機大轟炸，由於沒有會址，馮先生便以接待恩來同志的客廳於4月4日供“文協”召開了第一次理事會議，老舍作為籌建“文協”的主要負責人，當選為常務理事兼總務部主任，主持“文協”的日常工作。會後，馮先生請吃便餐，吃的是燒餅、油條、小米稀飯。 5月中旬，“文協”在福音堂東南樓老舍住處的客廳裡召開第二次理事會議，周恩來作為名譽理事，應邀參加。對這次會議，老舍先生在以後作的會務報告中，有這樣一段精采的描述：“輪到周恩來先生說話了，他非常高興能與這麼些文人坐在一處吃飯，不，不只是為吃飯而高興，而是為大家能夠這麼親密，這麼協力同心地在一塊兒工作。他說，必須設法給'文協'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寫些文章，使會務有更大發展。最後他說他要失陪了，'因為老父親今晚10時到漢口！（大家鼓掌）暴敵使我們受了損失，遭了不幸，暴敵也使我的老父親被迫南來。生死離合，全出於暴敵的侵略，生死離合，都增強了我們的團結！ 告辭了！'”周恩來的情緒感染了到會的每一個人。從此以後，福音堂連續遭到敵機大轟炸，馮先生遷武昌東湖西岸六合村。 8月，馮資助“文協”800元，交老舍赴重慶，租到了張家花園和臨江門等處作會址。以後馮先生仍不斷地給老舍送款，以幫助“文協”會務的發展。
馮先生受恩來同志的面托，對“文協”給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幫助。
在國民黨反共頑固派多次掀起的反共高潮中，許多進步人士被捕，周恩來請馮先生幫助營救，他都積極進行。在恩來同志提議下，馮先生先後救出了張申府、周茂藩等人。其中以救周茂藩為最出力，馮曾大罵何應欽是法西斯。
1941年11月14日，是馮先生的60壽辰。這一天，中國共產黨中央的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林伯渠等同志，都致電致詞向馮祝賀，稱頌他是一位反帝愛國的英雄。特別是周恩來同志給他親筆寫的祝詞，最為懇切、詳具，現錄於下：
周恩來同志這篇祝詞，非常全面而中肯地評價了馮先生的精神和為人。這一天，馮先生格外高興，他以《六十歲的小伙子》為題，作詩以自勉，表達了他以人民為主人，決心作抗日公僕的意志。我黨領導人特別是恩來同志為馮賀壽的祝詞，蔣介石在那一天就見到了。何應欽見到周恩來的祝詞，不以為然，他在一個場合上說：“中央有一位大員，共產黨把他捧上了天，此人不用提名，大家也知道。”同時，馮玉祥收到一封匿名信，他打開一看，內有一顆子彈，紙上寫著：“你如與共產黨來往，決以此彈對待。”這是國民黨內右派勢力的恐嚇，馮先生冷笑著裝進信封裡，然後派人送交蔣介石。蔣只好回信說，“陪都重地，竟有此狂妄之徒，殊堪痛恨，已飭戴笠限期破案。”後來此案再也沒有下文。
1946年春，蔣介石一面同共產黨談判，一面在積極準備內戰。馮玉祥將軍獲悉國民黨第六綏靖區司令官週（品石）在花園口設立中心指揮部，企圖在潢川平原地區誘殲我鄂豫邊境桐柏山區的李先念、鄭位三領導的新四軍五師以及中原軍區的第一縱隊。在這異常緊急的關鍵時刻，馮在恩來同志來抗倭樓訪談時，鄭重地對恩來同志說：要吸取“皖南事變”的教訓，不要相信蔣的和談，中原部隊要轉移到陝、甘邊區去。恩來同志急忙返回駐地，採取緊急措施。六月下旬，蔣軍全部進入陣地，向我中原解放區發起進攻。可是，他們的主力，被我軍誘向東去，我中原部隊的主力，早已越過平漢線，安全到達目的地。
馮玉祥將軍從許多事實中，逐漸認清蔣介石的真面目，感到在國內已無能為力而且危險，因此，便與李濟深等計議出國，李濟深主張趕快走。 “校場口事件”發生後，馮的一系列革命行動和言論，使蔣很惱火，他為了排除內戰障礙，給了馮一個赴美考察水利專使的名義，把馮遣往美國。
馮臨行前，周恩來同誌曾訪馮并諄諄相告：把不能同行的孩子，一定要先送離上海，切莫停留，免生意外。
馮到了美國，還惦記著“文協”的艱苦歲月，他在《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一書中寫道：
“在武漢這一個地方，最好的現像是大家都想團結一致，共同抗戰。如同漢口成立的抗敵文協，是舒舍予他們領導的。我聽說，這些拿筆桿子的文人，平時都是你挑剔我，我批評你，誰和誰都不易在一起；這一次為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收復失地，雪我們全民族的恥辱，他們成立了抗敵文協，大家全團結起來了，把自己互相指責的精神，集中起來對準敵人進攻！開成立會那一天有幾十桌客人，我唱了個歌叫《柴夫的兒子》，還講了一段話。假如在政府的人和黨裡的新貴族，他們能了解到這一點，我想決不應該後來再弄個張道藩來專做挑撥離間的工作。雖然那位姓張的努了些力，到底也沒有破壞文協的團結。也可見不以最大多數的利益為利益，而以很少數人的利益為利益，永遠不會成功什麼事體的。”
馮先生不忘恩來同志當年面託他支持成立“文協”的情景，他遠離祖國，猶念念不忘“文協”的艱苦歲月，也思念恩來同志對他的幫助與鼓舞。
1948年7月31日，馮先生毅然拒絕了美國政府的引誘，經蘇聯駐美大使潘友新的幫助，乘蘇聯輪船“勝利號”回國，準備參加籌備新政協的工作。 9月1日行至黑海，因輪船起火而遇難。翌年9月1日，在北平為馮先生舉行逝世一周年紀念會，周恩來同志致詞說：“馮玉祥先生從一個典型的舊軍人轉變成一個民主的軍人，他經過曲折的道路，最後走向了新民主主義的中國。馮先生生前曾進行反蔣，尤其在美國最後一幕與美帝國主義曾進行了正面的鬥爭。今天反蔣的鬥爭快要勝利了，但是反帝國主義尤其是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則是今後相當長期內的事情。馮先生堅決地拒絕了美帝國主義對他的引誘，毅然離美準備回到中國解放區，接受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號召，不幸中途遇難，實值得大家紀念。今天，我們紀念馮先生的最好辦法，就是堅持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尤其是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
1953年10月15日，馮玉祥先生骨灰安葬泰山，周恩來同志為墓碑寫了題詞。
回顧周恩來同志與馮玉祥先生近10年的交往中，他們親密無間，無話不談，馮崇敬恩來同志為良師益友，恩來同志尊重馮先生是與我黨合作的朋友。在他們相處的日子裡，都極為融洽，每逢他們會晤時，都能聽到他們達於戶外的爽朗笑聲。在恩來同志與馮會晤的初期，馮曾在他的客廳裡親筆寫上“吃飯太多，讀書太少”八個大字，表示自己不如周恩來，對周十分敬佩。而恩來同志早在40年代初期，就在為馮賀壽時稱頌馮“屹然成為抗戰的中流砥柱”，時經8年，又在40年代末期，稱頌馮“走向了新民主主義的中國”。馮不是一個完人，但他後半生在與周恩來同志的交往中，得到幫助和鼓舞，使他成為一個民族英雄，人民的英雄。這充分體現了周恩來同志在執行我黨統一戰線的政策中，取得了巨大的威力和成功。
值此周恩來同志誕辰90週年，馮先生黑海遇難40週年行將到來之際，我們緬懷這兩位偉大的人物，謹致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