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 五、“國大”召開

15日，“制憲國民大會”在南京國民大會堂冷冷清清地開幕了。 在世人的眼裡，這無非是代表國民黨一黨利益的大會。這一點，連青年黨也不得不承認。就在開幕的前一天，青年黨的一位成員對馬歇爾講：“國民政府的真正意圖是，成立一個僅僅是名義上的聯合政府，而實際上，所成立的將依舊是一個一黨的政府。” 蔣介石也深知這一點，“國大”召開的前一天，他在國民黨黨部會堂召開國民黨籍國大代表會議上說：“今天我們面臨著本黨危急存亡的關頭，要渡過這個難關，就只有同心協力，犧牲小我。各位同志要知道，這次國民大會開會的時期，乃是本黨與共產黨反對派最後的一次決鬥，這次決鬥，比20年來任何決鬥都重要，都困難，我們全體同志在這次決鬥中，是生則同生，死則同死，成功則整個的成功，失敗則整個的失敗。這次大會可以說是本黨為革命而鬥爭的舞台，我們黨員有沒有革命家的志氣和風度，就可以在這裡看出。”

蔣介石也看到在周恩來領導下，中共宣傳工作的巨大影響，他說：“我們現在所採取的步驟，是如何在這惡劣的環境下，打破共產黨中傷本黨的陰謀。現在共產黨最成功的一點便是向國際上宣傳，說本黨一黨專政，實行獨裁，說這次國民大會是一黨的會議，必將製定法西斯的憲法，這種錯誤的觀念，以訛傳訛，已經深入外人的心裡，使政府外交上的運用，處於很不利的地位，而增加了許多困難。我們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就是要用事實來打破共產黨的宣傳，使共產黨無法藉口。” 大會原定代表2080名，實到1485人。大會秘書處宣布說，虛席以待共產黨代表和其他未到代表的參加。第三方面只有青年黨、民社黨（中途參加）及少數無黨派人士參加。 司徒雷登作為美國大使和英、法等國的外交使節出席大會，以示祝賀。馬歇爾沒有參加這個會議。在他的使華報告中，他這樣說：“我認為我是最好不出席，因為我不希望在人們心目中被看成是附和國民政府召開國民大會的方針，而司徒雷登博士的到場則是履行外交上的官方禮儀。”

馬歇爾的話講出兩層意思，一是他不願意被人們認為他支持國民黨繼續獨裁；二是他對這個“國大”的擅自召開也確實不滿。 “國大”的召開，意味著中國內戰將無限期地打下去，而中國政府將仍然是獨裁的一黨政府。而這樣一個政府的命運早為美國政府的有識之人估計好了，也等於宣判了美國對華政策根本目標的死刑，只是緩期執行而以。 蔣介石在開幕式上說：“此次大會的任務是製憲”，稱這是“國民革命的最後目標”。憲法草案的修改，由國民黨指定了幾個人承辦，經蔣介石親作刪改，再交立法院及吸收幾個青年黨、民社黨、“社會賢達”的成員“審議”，再冒充政協憲草，交大會通過。 所謂的《憲法草案》仍以《五五憲草》為基礎。 《五五憲草》是繼1936年5月5日《臨時約法》、1913年《天壇憲草》、1914年《中華民國臨時約法》、1924年《中華民國憲法》、1931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之後的第六部憲法。國共雙十協定中，中共就提出了包括修改國民大會選舉法和《五五憲草》的主張，1946年1月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又通過了國民大會案和修正憲法案。

“國大”制定的所謂“憲法”共12章175條。其內容完全違背政協決議精神，取消了聯合政府的責任內閣制，恢復了的總統獨裁制；取消了地方均權、地方自治的原則，實行中央集權制；取消了人民民主自由和民族自決的保障，以立法形式確定了總統個人獨裁的統治制度。 還是在這個大會上，蔣介石發表了憲草演說。他的中心意思是五權憲法還要他自己來行使。他說：“我相信，假如我自己來行使五權憲法，我一定能以國父之心為心，……我個人本來沒有統治的慾望和興趣”，所以必須將國家的責任交託於全國同胞。但目前大多數同胞還沒有這種能力和習慣故仍須“以治權保護政權，培育政權，養成人民行使政權的能力和習慣”。說來說去，憲法雖然要產生，但因民智低下，仍不能實行憲政，當然仍要實行“訓政”。

對此，中共《解放日報》發表社論駁斥蔣介石的演說，指出其目的仍是繼續“訓政”，並指出：“民主不能由獨裁者製造。” 談判之門從此被國民黨關死。 為揭露蔣介石破壞政協決議、停戰協定和假和談、真內戰的陰謀，闡明我黨的立場和態度，周恩來在“國大”召開的第二天下午，在中共代表團駐地梅園新村內舉行了告別性記者招待會，這也是國共南京談判期間，周恩來在南京舉行的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 記者招待會會場仍在梅園新村17號南樓的大飯廳內，周恩來已是多次在這裡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了。會議廳中央放置用6張吃飯的方桌拼起來的大桌子，上面鋪了一塊白布，桌子上放著玻璃杯和煙缸。桌子兩邊擺放了幾十張椅子。進門靠北面的牆上掛著一幅軍事組工作人員繪製的大幅“國民黨軍進攻解放區形勢圖”，圖上許多紅藍線縱橫交叉著，紅線標的是國民黨區界線，藍線標的是解放區界線。

招待會定在下午2點半召開，但很多記者中飯後就趕來了。 新聞界的朋友們都知道國共談判因“國大”的召開而陷入了僵局，周恩來離開南京就意味著國共之間的破裂。大家都想通過採訪周恩來了解一下國共雙方軍事鬥爭和政治談判的內幕。今天，到會的記者特別多，有的報館出動了近十人，連總編輯都來了。到了2點多鐘，不大的會場已被擠得水洩不通。加上各地來採訪“國大新聞”的記者，就更顯得人多了，連窗外都站滿了人。來得晚的，只好站在牆角和擠在門口。 在記者招待會門前桌上的簽到簿上簽到的有：美聯社、路透社、塔斯社、法新社、印度自由社、《泰晤士報》、《時代》周刊、《生活》雜誌、《紐約先鋒論壇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英國新聞報》等駐京記者及國內10餘家報館記者。招待會前，工作人員向記者散發了中共的書面聲明和歷史文獻社編選出版的《政協文獻》、《整軍復員文獻》兩本書。書面聲明指出：

國民黨政府一手包辦的“國民大會”，已於昨天開幕了。 這一“國大”，是違背政協決議與全國民意，而由一黨政府單獨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堅決反對。 ……政府當局在政協開幕時所宣布的四項諾言，從較場口大打直到李、聞暗殺案，已被國民黨特務統治破壞得一干二淨。政府改組迄未協議成功，和平建國綱領遂亦無從實行，而對許多解放區的地方政府，國民黨當局不僅不准其依照綱領規定維持現狀，且欲實行“接收”，不允則實行武力佔領。軍事決議的基本精神是軍民分治，但現在國民黨政府的各省主席幾無不以現役軍人充當。憲草審議在重慶既未完工，中共代表當即有全部保留之聲明；政府遷南京後，國民黨當局更將其一擱至今，從未再議。國大問題的協議，是政協開會期中最後一個妥協。

國民黨當局保證不開一黨包辦的分裂的“國大”，並保證通過政協審議完成的憲草，其他黨派方允許十年前一黨包辦的代表得保留在區域與職業的代表名額之中，且必須增加各黨派代表與解放區代表。在內戰完全停止、政協決議已付諸實施、人民自由權利已獲保障及政府改組之後，才能夠召開國大。這樣的國大，才算是各黨派參加的團結的國大。現在開幕的所謂國大，不只違背上述決議及其精神，而且連開會日期或延期也由一黨政府決定。代表名額，據11月15日上午已公佈者竟達1580人，在原協議2050人中，已侵占其他黨派名額410人，尤其是已侵占解放區200代表名額至140人之多。可見這一“國大”是徹頭徹尾一黨包辦的分裂的“國大”。所謂空出名額等待中共參加，既係破壞政協，又屬完全騙局，實際上只是想騙取中共以外的其他黨派參加，以粉飾國民黨當局個人獨裁的面目而已……

中共書面聲明嚴正譴責了國民黨一黨召開的“國大”是違反政協決議和全國民意的，中共堅持反對和不承認這“國大”，並指出，我們中國共產黨願同中國人民及一切真正為和平民主而努力的黨派，為真和平真民主奮鬥到底。很多記者一邊翻閱著中共書面聲明和這些過去的決議，一邊相互議論著眼前的破裂局面，感慨不已。 2時半，周恩來準時出現在會場，他還是身上穿著那一套在政協開會時穿過的黑呢中山裝，彬彬有禮，目光炯然地站到了長條桌前邊。人們紛紛入座，逐步安靜下來。這時，只見拍攝記者的鎂光燈閃閃不停，照相機開關聲不息，忙著拍攝周恩來的各種鏡頭。 “留出時間讓你們發問吧，我願意回答一切問題。”周恩來一邊向大家點頭示意，一邊朗聲說道。他沒有把書面聲明再念一遍。於是，口頭提問和遞字條的一個接一個來了。會場氣氛熱烈而緊張。周恩來站在會場中間鎮靜從容地回答著各種各樣的問題。

有記者問：“周先生認為現在已不可再談了嗎？” 周恩來答：是的，自國民黨召開一黨“國大”召開後，已把政協決議破壞無遺，政協以來和談的之門已被最後關閉。他具體說道，一黨單獨召開的“國大”，違背了政協決議與全國民意，中國共產黨堅決反對，不但這一“國大”的開會日期未經政協協議，更重要的它是一黨召開的分裂的“國大”而不是各黨派參加的團結的“國大”。政治協議的“國大”，依照政協決議及其程序與精神，必須將政協決議次第付諸實施之後，在改組後的政府領導之下，始能召開。 一個記者問道延安的軍事情況。周恩來詳細回答了這個問題，他指著掛在牆上的“國民黨進攻解放區形勢圖”說：“就在國民黨政府下所謂'停戰令'前後，胡宗南即在陝甘寧邊區南線集中了十個旅、馬鴻逵在西線集中五個旅，馬部距邊區僅十公里左右。在全國六個降落傘大隊中，已經抽調兩個大隊集中西安。據我估計，國民黨政府作試探性進攻不久，之後將大舉進犯。下停戰令後的第二天，就有14架國民黨飛機在延安上空示威，企圖壓迫中共參加'國大'，但這是徒勞的，中共絕不會在刺刀下屈服。”

周恩來右手叉在腰間，左手指著地圖上標著藍線的解放區，堅決地對大家說：我們一直在自己區域裡自衛，但假如政府繼續進攻，特別是進攻中共和解放區的中心——延安，那就逼著我們從藍線裡面打出來，那就是全國變動的局面。 這時，國民黨一家反動報紙的一個記者站起來，語調激昂地向周恩來責問道：“報紙上常常登載中共屠殺農民的事，蘇北逃出來的農民都在罵中共，這是為什麼？” “這位先生對農民那麼關心，我很欽佩。”周恩來沉著地回答，但如果你認為從農村出來的都是農民，那我們之間還有很大差距。在蘇北我們共產黨地區的確有這樣的事，但是我們殺的人都是為非作歹、欺壓人民、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惡霸地主，蘇北人民是擁護我們這樣做的。至於說“中共屠殺農民”，如果事實那樣，就無勞蔣主席派兵去打，中共早就自趨滅亡了。 在場的很多人認為周恩來說得在理，無不會心地點頭微笑。這時，周恩來手裡已經積了好幾張字條，他抽出一張念道：“有人問，'對外傳中共和蘇聯的關係有何感想？'請問所謂'外傳'是什麼？'傳'些什麼，是不是關於密約之類？”那個發問者吱吱唔唔答道：“我們腦子裡也很籠統，”這句話一出口，引得哄堂大笑。 周恩來卻很嚴肅地說道：“我們和蘇聯人士的交往是在如雞尾酒會之類的外交場合”，大家又笑了起來。周恩來接著自豪地說：20年來的事實已說明，中國共產黨是在中國的土壤上生長起來的，一切靠自力更生，比如我們這次回延安去，要吃飯就要參加生產，自食其力，只要我們永遠勤勤懇懇做人民的勤務員，就會有事做，有飯吃，永遠有新的活力，永遠有新的希望，這是我們的光榮。周恩來雙手攤開，作了個手勢又說，我們願意把這種光榮分贈給諸位。 國民黨《掃蕩報》的一個記者突然挑釁性地問：“假如國大通過對中共下討伐令，中共將何以自處？” 周恩來冷靜地笑了笑說：那有什麼不同呢？早就在打了，我們南京人早就準備坐監獄的。他接著又激動地說：抗戰前十年內戰，抗戰中八年磨擦，勝利後一年糾紛我們都經歷了，再二十年還是如此，我們還是要為人民服務的，只要不背叛人民，永遠依靠人民，我們在中國的土地上就一定會有出路的。周恩來逐步恢復了平靜，轉而溫和地對發問者說：假如你是替我們耽心的話，我可以告訴你：不要緊。大家原來都很緊張，聽了周恩來這句話都笑了起來，那個發問者卻灰溜溜地低下了腦袋。 有記者問：“如何評價第三方面的努力？” 周恩來說：這個問題問的好。一個月來，南京商談一直有第三方面的辛勤努力和積極斡旋，中共方面曾不斷提議商談形式可以不拘，但必須依照政協決議及其程序辦事。惟均被政府當局拒絕。現在召開的一黨“國大”，不但使中共及第三方面最近在商談中的協議成為不可能，並且最後破壞了政協以來的一切決議、停戰協定與整軍方案，隔斷了政協以來和平商談的道路，同時也很快地徹底揭穿了政府當局11月8日“停戰令”的欺騙性。這一黨“國大”還要通過一個所謂憲法，把獨裁“合法”化。把內戰“合法”化，把分裂“合法”化，把出賣國家利益“合法”化。照這樣下去，中國人民一定要陷入苦痛的深淵。 話題轉到第三方面，一個記者又問：“青年黨參加'國大'後還能再稱'國大'為一黨包辦的嗎？” 周恩來氣憤地回答：一黨包辦的性質並無改變，因為這一“國大”是以近千名代表10年前一黨包辦選出的舊代表作基礎的。政協時因為改組政府、憲草修改原則等一切決議都成立了，而且政府還保證在國大中通過由政協審議完成的憲草。這樣，我們才作最大的讓步，承認這些舊代表。但是，現在政協各項決議一條都沒有實行，而“國大”卻仍以舊代表為基礎。其次，這一“國大”的召開不是經各黨派協議的，而是一黨召開了之後，再請其他黨派參加的。青年黨的參加，也是單獨和政府交涉的。 有記者問：“請問周將軍戰爭的前途如何？” 周恩來回答：可以假定兩種前途，一，國民黨多占城市就須多付代價，過去已損失了35個旅，佔的城市都是空的，我軍的主力未受損失，漸漸地他的損失達到1/2時，佔的城市和交通線就保不住，那就逼得他考慮新的問題。二，國民黨一面佔領許多地方，一面又消滅了我們的主力，那就叫做勝利。但我可以肯定地說：這種勝利他永遠也得不到的。 問題一個接一個，幾乎無所不包，其中不乏挑釁和故意刁難的問題，但這一切都沒有難住周恩來，他始終站在地圖前侃侃而談，時而語調激昂，時而妙趣橫生，時而是冷靜的分析，時而作誠懇的解釋，他精闢的話語無不令到會記者感到折服，並由衷地讚賞：“周恩來真是位卓越的政治家！” 兩個小時的記者招待會就要結束了，和這位談判十年的中共將軍告別，新聞記者們或許由於和他接觸比較多的緣故，都不自覺地感到有些惆悵。 “幾時回來呢？” 這是招待會上問得最多而又最懇切的問題。 “南京，我們一定要回來的！” 周恩來鏗鏘有力的回答久久縈繞在人們的耳旁，迴響在會場上空。 國民黨單方面召開“國大”的行為，充分錶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統治集團決心把內戰進行到底，通向和平、民主的道路被完全堵死。同時，戰爭初期的實踐證明，革命根據地軍民只要在長期戰爭中，堅持正確的戰略方針和作戰方法，不斷殲滅國民黨軍隊的有生力量，就完全有把握贏得這場戰爭的最後勝利。 “國大”召開之時，國民黨軍隊加緊了對延安的包圍，國民黨政府駐延安聯絡官已做好撤退的準備，決裂的架勢，已經明顯擺開。 人民軍隊在毛澤東的領導下，軍事上實行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堅持“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原則，以殲滅國民黨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為主要目標，在四個月戰爭中，人民軍隊共殲滅了國民黨軍隊達到30萬人，其中起義、被俘和斃傷的各約佔一半。人民軍隊損失兵員12萬人，其中負傷的佔九萬多人，國民黨軍隊的損失是解放軍的2.4倍。而且人民軍隊的傷員大約80%在傷癒後仍然歸隊，但國民黨軍隊很少有人歸隊。 四個月的戰爭中，國民黨軍隊佔領了解放區的城市153座，其中包括張家口、菏澤、淮陰、安東（今丹東）等解放區中心城市。人民軍隊收復或攻占了48個城市。面對這一形勢，蔣介石和毛澤東各自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斷。蔣介石認為自己已取得重大勝利，他的戰略目的已接近實現。因此，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準備出任總統，下決心關閉談判的大門。 毛澤東在總結了七八九3個月戰爭實踐的經驗後，指出：“除了政治上經濟上的基本矛盾蔣介石無法克服，為我必勝蔣必敗的基本原因之外，在軍事上，蔣軍戰線太長與其兵力不足之間，業已發生尖銳的矛盾。此種矛盾，必然要成為我勝蔣敗的直接原因。”並且預計，我軍必能奪取戰略上的主動，由防禦轉入進攻，強調實現這種轉折的關鍵在於不斷地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 國民黨一手包辦的“國大”的召開，中共中央清楚地看到和談的大門已被蔣介石完全關死，正如毛澤東所說“中國人民只剩下一條路可走了”，那就是只有經過革命戰爭來推翻蔣介石的獨裁統治，才能在中國獲得真正的和平。這是毛澤東在思想上的一個重大轉折，是他從抗戰勝利後一年多的事實中得出來的結論。它對中國共產黨決心領導中國人民去奪取全國解放戰爭的最終勝利，具有重要意義。 11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蔣介石召開偽國大和進攻延安給各局的指示》，指出：蔣介石日暮途窮，欲開“國大”、打延安兩項辦法，打擊我黨，加強自己。其實，將適得其反。中國人民堅決反對蔣介石一手包辦的分裂的“國民大會”，此會開幕之日，即蔣介石開始自取滅亡之時。蔣介石軍隊在被我殲滅了35個旅之後，在其進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時，即使用突襲方法佔領延安亦無損於人民解放戰爭勝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蔣介石滅亡的前途。蔣介石開“國大”，打延安，兩著一做，他的一切欺騙全被揭破，這是有利於人民解放戰爭的發展的。 在這裡，毛澤東第一次使用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名稱，代替了前一階段使用的“自衛戰爭”。因為形勢證明，實現國內和平已經不再可能，中共中央別無選擇，只有下決心以戰爭的手段來解決中國的問題了。 抗戰勝利以後的人民軍隊，包括八路軍、新四軍和各抗日根據地的革命武裝，從此有了一個響亮的名稱：“中國人民解放軍”。 從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使中國共產黨人從失敗中認識到武裝鬥爭和組織軍隊的重要性。 8月1日，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獨立地領導武裝鬥爭的開始，但在當時的條件下，在起義過程中並沒有公開打出中國共產黨的旗幟，起義部隊仍沿用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的番號，公開的稱呼是國民革命軍。直到8月21日，中共中央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任務與策略的決議案》中才明確提出：“建立工農的革命軍”。但各地起義武裝的稱謂也不盡相同，有的稱農民革命軍，有的稱土地革命軍，還有的稱游擊隊。 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頒發《軍事工作大綱》中，才明確規定：正式定名為紅軍，取消以前工農革命（軍）的名義。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國民黨政府才正式宣布紅軍主力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 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命令，將中國工農紅軍第一、第二、第四方面軍和陝北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全軍共4.6萬人。 9月11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命令八路軍改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屬第二戰區序列。由於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後，八路軍這個名稱已在群眾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儘管國民政府令其改變番號，但人們仍習慣地稱它為八路軍。以後，經過談判，南方湘、贛、閩、粵、浙、鄂、豫、皖等8省15個地區的紅軍和游擊隊又改編為新四軍，還有的改編為抗日義勇軍，有的改編為抗日游擊隊。抗日戰爭勝利後，各解放區的人民軍隊名稱也各不統一。 1945年10月，各解放區進入東北的部隊和東北抗日聯軍等組成東北人民自治軍，次年1月改稱東北民主聯軍。以此同時，各戰略區的部隊都陸續進行整編，先後組成了晉冀魯豫野戰軍、晉察冀野戰軍、山東野戰軍、華中野戰軍。 1946年11月以後，各部隊陸續改稱人民解放軍。 1947年10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布《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次年，中央軍委發出關於統一全軍編制及部隊番號的通令。規定：野戰部隊的縱隊改稱為軍，軍以上設兵團和野戰軍兩級，軍以下各級一般按三三編制。團和分區以上各部隊，均冠以“中國人民解放軍”字樣，人民解放軍走上了正規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