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五、營救被捕的中共人員
下午，中山路上《新華日報》籌備處的同志們正在整理著剛剛空運到的新一期新華日報，有的忙著給分銷的報販數數，有的忙著去把閱報欄更新。
突然，周恩來乘坐的汽車到門前停了下來。
原來，他是專程來看望中原軍區在突圍前轉移出來幹部和戰士的。這20多人中，多數是在“漢口協定”簽定後，通過合法的渠道離開了中原解放區的傷員，也有少數是參加中原突圍後輾轉來到南京的。通過合法的渠道離開中原解放區的總計有約700多人，多數是傷病員和部隊家屬，其中也插入了一部份必須轉移的干部。到了南京，中共代表團把他們專門安排這裡的二樓暫住，等待合適的機會再送往解放區。
周恩來走上樓，親切地看望大家，並與大家一一握手。他給大家介紹了形勢，說明此刻的國共談判已陷入僵局，全面內戰實際上已經開始。我們只是利用合法陣地，揭露美、蔣陰謀，擴大黨的影響，教育國統區人民，爭取更多的愛國民主人士。他又說道，原計劃由上海利用聯總去山東解放區，看來也去不成了，只有另想辦法。
周恩來說：“形勢可能急劇變化，辦事處機關內不宜人太多。為了安全計，大家要到社會上找關係，分散隱蔽。”
當一切都安排妥當，天已經很晚了。周恩來依依不捨地和大家道別。
夜已深了，周恩來辦公室桌前的檯燈依然散發著柔和的光線。
周恩來正在聚精會神地看著一封從蘇州監獄傳出的求救信。
蔣介石一直沒有放棄其獨裁、反共政策，抗戰勝利後在國民黨各級監獄中，依然關押了大批抗日愛國將士和民主人士。
營救遭國民黨無理拘捕的革命戰友和民主人士是中共代表團的重要任務。周恩來利用國共談判的有利條件營救被捕的新四軍、八路軍及中共人員不是第一次了。
早在1946年3月，張治中由重慶即將赴任西北行營主任兼新疆省主席時，周恩來、鄧穎超曾登門拜訪，希望他釋放關押在新疆的中共黨員，並囑咐與張同往的屈武協助解決。
張治中1890年出生於安徽巢縣，字文白，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曾任黃埔軍校學生團團長、學生總隊隊長、軍官團團長。歷任國民黨第5軍軍長、第4軍總指揮、第9集團軍總司令、湖南省政府主席等職。他也是蔣介石比較信任、善辯的將才。談判是冷酷無情的鬥爭，從抗戰期間到戰後和談，周恩來與張治中多次代表國共兩黨利益唇槍舌劍。
在談判桌上，雙方既為共同抗戰協商，更為本黨利益堅持力爭。
周恩來冷峻、機敏，堅持原則，不含一絲一毫私情的人格魅力使張治中十分敬重。他們從抗戰後期一直談判到抗戰勝利，他倆既是對手，又是談判主角，在那激烈波折迭起的談判中舌戰中周恩來那力爭和平建國的態度，堅持共產黨與人民利益的立場以及高超的談判藝術，令包括張治中在內的中外人士欽佩讚賞。
“雙十協定”簽字後，蔣介石派張治中到新疆處理伊犁和塔城的糾紛案。周恩來得知立即想到關押在烏魯木齊國民黨監獄的同志。他們是抗戰初期我黨派去的干部，蘇德戰爭爆發後，軍閥出身的原新疆省主席盛世才錯估了形勢，由親蘇到反共，於1942年、1943年兩次將他們全部逮捕入獄。張治中臨行前，周恩來把營救這批同志的事託付給他。
周恩來誠懇地說：我們有一批同志被盛世才逮捕，至今生死不明，釋放政治犯的事已寫入“雙十協定”，請你到新疆後設法把他們放出來，並派人送延安。
張治中慨然應諾，並說：只要恩來你交辦的事一定照辦。
張治中到新疆後立即派人到獄中探望，獄中同志得知周恩來的朋友到了新疆，心中升起希望。 1946年3月，張治中到任西北行營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後，先後3次致電蔣介石，要求執行雙十協定，釋放這批中共人員。
蔣介石最後不得不同意。
得到蔣介石的同意，張治中立即把護送這批同志的任務交給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陶峙岳交待給交通處長劉亞哲。
張治中不僅親自審批護送計劃，而且臨行前把劉亞哲找去叮囑：“這是護送而不是押送，要注意禮貌，你護送到蘭州，將有人接替。從烏魯木齊到蘭州路途遙遠而又混亂，一定保證他們安全，每到一地都要來電，有困難請示，只要遵我指示辦，一切由我負責。”
然後，張治中給甘肅省主席谷正倫、陝西省主席祝紹週、陝西一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發報，強調這批中共人員是由蔣委員長批准釋放的，由行營派人護送回延安，請沿途放行妥善接待。同時，張治中又把這件事及他們動身的日期電告周恩來，以便延安方面接應。
周恩來立即致電張冶中表示感謝，並請其派人將由新疆返回的中共人員直送交道鎮。同時，又致電中共中央派車去接。
1946年7月8日，131位同志終於平安回到延安黨的懷抱。
寫信的是身陷囹圄的中共吳縣黃橋區區委書記、區長兼武工隊指導員李覺。信中寫道，他們一批抗日戰爭中的英勇戰士、共產黨員，在抗日戰爭勝利後堅持地方鬥爭中，不幸被捕。現被國民黨政府以“殺人犯”的罪名，投入監獄，面臨死刑的判決。監獄裡還同時關押著200多名中共黨員、新四軍和地方武裝幹部戰士。
周恩來看到信後，心情久久不能平靜。他對國民黨政府倒行逆施，逮捕、屠殺共產黨人的罪惡行徑無比氣憤。這段時間正是周恩來最繁忙的日子。國民黨撕毀“停戰協定”和政協決議，在中原、蘇北、晉察冀等解放區大舉進攻，挑起了全面內戰。周恩來作為中共代表團的主要負責人這幾日，真可謂日理萬機。但是，他決心不顧一切困難，採取措施，把這批革命同志從敵人的屠刀下搶救出來。
周恩來伏案奮筆給國民黨政府和談代表、國民黨中央常委國民參政會秘書長邵力子寫信：
這封信，被火速送交邵力子手中。
邵力子即於7月23日以“午梗電”，請國民黨江蘇省主席王懋功“轉電釋放”。但是，王懋功僅作了官樣文章，將這封信轉給國民黨政府江蘇省高等法院。高等法院堅持認為李覺等人不屬於政治犯，堅持按刑事犯罪加害中共黨員和被捕的中共人員。在高等法院的指使下，國民黨吳縣地方法院不顧李覺等人的申辯和抗議，一審仍判決李覺、鄭重死刑。
8月14日，在獄中的李覺又寫一封密信，用上次相同的方法，藏在送食品的網袋裡交給妻子宿惠芳，要她火速趕到南京面交周恩來。
宿惠芳懷抱著2歲的孩子。手提一籃麥餅，再赴南京闖入梅園新村中共代表團的大門。在小小的會客廳，一位女工作人員熱情接待了她。宿惠芳掰開麥餅，從中取出密信。幾分鐘後，周恩來來到會客廳。當工作人員介紹這就是周恩來時，宿惠芳像見到親人似的哭了起來。
她把李覺等人被判處死刑的消息告訴了周恩來，懇求救救她的丈夫。
周恩來猶如一位和藹可親的長者，一面傾聽著她的哭訴，一面非常親切地說：“不要著急，不要著急，慢慢講。”當他聽說宿惠芳7月初曾來過一次梅園新村而未敢進來時，他萬般無奈地說：“我們也是在熊穴狼窩中鬥爭啊。”
周恩來細心地詢問起獄中同志們的情況，撫摸著孩子的頭，關切地問起她的家庭生活，並讓錢之光取來一疊現金，他親手遞給宿惠芳說：請下次去監獄時告訴獄中的同志們，黨組織一定會想辦法營救他們的，還要告訴他們向國民黨高等法院上訴，並想辦法請一個律師幫助辯護。
送走宿惠芳，周恩來思考再三，決定再給邵力子一封信，其主要內容為：接到李覺等人家屬來信講，李覺、鄭重二人均以殺人罪判處死刑，滕小良亦將以殺人罪名同樣判處死罪，不勝驚異。李、鄭、滕三人既係新四軍工作人員，即應以政治犯案處理，予以釋放，絕不能假借殺人罪名，而判處死刑。要求邵力子先生急電江蘇王主席，立即電飭蘇州地方法院，停止李覺、鄭重二人死刑之執行及滕小良死刑之判決，並照政治犯一併予以釋放。如果當局一意孤行，必欲置三人死刑，勢必影響敝方於貴方被拘人員之處置。時機急迫，希即緊急辦理。
周恩來在給邵力子寫了第二封信後，又給國民黨政府和談代表徐永昌寫了一封抗議信，揭露國民黨政府玩弄陰謀，將政治犯變成普通刑事犯或他罪犯，“蘇高等法院的新四軍政治犯即達300餘人之多……雖經敝方迭向政府要求釋放，但毫無結果，近更將李覺以殺人罪判處死刑”。周恩來在信中向國民黨政府提出嚴重抗議，要求立即停止對李覺等人的死刑。
邵力子接到這封信後，深感問題的嚴重性，立即將這封信抄轉給王懋功，要求他“迅予轉函甦法院，對該三人死刑暫緩執行，免起重大糾紛。”王懋功接信後，於第二日又寫信給國民黨江蘇省高等法院孫洪霖、首席檢察官韓濤，並將周恩來的抗議信和邵力子的函一併抄轉他們。
以後，周恩來又兩次寫信給國民黨吳縣地方法院，為滕小良出具證明書證明滕小良為新四軍工作人員，駁斥國民黨政府強加於滕小良頭上的殺人罪名。營救活動，在社會各界引起很大有反響，《中央日報》、《蘇州日報》、《錫報》等都先後以“中共代表周恩來函蘇高院，為殺人兇犯李覺緩頰”為題作了報導，一些民主人士和正直的記者也為李覺鳴不平。
經周恩來的多次交涉、抗議，在社會輿論的影響下，國民黨政府最後被迫改變了對李覺等人的判決，終於從敵人的屠刀下，救出了同志們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