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一、陶行知之死

李公樸、聞一多被暗殺後，京滬一帶紛紛傳聞：下一個就輪到陶行知了。 但陶行知沒有被嚇倒，仍然四處奔走，在許多公開場合發表和平民主的演說，疾呼中國需要永久的和平，要用人民的力量反對獨裁、制止內戰。針對李公樸、聞一多被暗殺，他說：“為民主死了一個就要加緊感召一萬個人來頂補。” 在朋友們的勸說下，為了避開特務的騷擾，他不得不經常變換住址，借居友人家。翦伯讚、郭沫若和與他接觸的中共地下工作者都提醒他多加提防，他爽朗一笑說：“我這是等著第三槍呢！” 7月25日，周恩來原定於中午12時15分在周公館接待外國記者，並準備下午從上海趕回到南京。 當記者們陸續聚集在周公館時，突然一位民盟的聯絡員走進門對周恩來說：“陶行知病危！”

“陶先生現在哪裡？怎麼回事！” “陶先生還在他隱居的住處，據說是突發腦溢血，生命危在旦夕！”。 遽聞噩耗，周恩來非常悲痛，立即安排陳家康代表他接待記者，自己與鄧穎超一起立即乘車前往探望。一路上，他心情非常沉重，不斷催促司機把車開快一點。 他的眼前總是閃現著陶行知的形象。 陶行知1891年出生，安徽省歙縣人，偉大的人民教育家。 1914年畢業於金陵大學，後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1917年秋回國，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教務主任，東南大學教育科主任01920年，任中華教育改進社主任於事。同年，與朱其慧、晏陽初等發起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任執行書記，致力於平民教育。 1926年，起草發表《中華教育改進社改造全國鄉村教育宣言》01927年，創辦曉莊師範，任校長。九一八事變後，組織國難教育社，創辦“山海工學團”，主張採用“小先生製”，實行“即知即傳”。發起組織生活教育社。 1934年出版《生活教育》半月刊。一二九運動後，積極參加抗日民主運動，與沈鈞儒等聯名發表《團結禦侮》宣言，提出教育必須為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服務的主張。同時，他還運用自己廣泛的社會關係營救遭國民黨逮捕的共產黨人和進步朋友。 1936年2月，他與中共合作創辦了黨所領導的外圍組織國難教育社，任理事長。抗戰期間，他在重慶自籌資金創辦了育才學校，1945年又辦了社會大學。當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當周恩來趕到愛棠新村13號時，民主鬥士、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已溘然去世。周恩來心裡非常悲痛，他俯下身握著陶行知的手，淚水盈滿眼眶，深情哽咽地說：陶先生，放心去吧，你已經對得起民族，對得起人民。你的未了的事會由朋友們，由你的後繼者們堅持下去，開展下去的。我就要回南京去了，我們一定要爭取全面的、永久的和平並實現民主，來告慰你，朋友們都得學習你的精神，盡民主事業，直至最後一息。你放心去吧！ 放下陶行知逐漸變涼的手，周恩來向沈鈞儒、田漢和負責搶救的醫生詢問陶行知發病及搶救經過。潘漢年說：“從4月到7月，陶先生作了100多場反內戰、要民主的演講。” 周恩來對潘漢年、伍云甫說：“對進步朋友的安全和健康，我們必須負責保護。”

圖為周恩來與部分第三方面人士在梅園新村的合影。 “大家要多加保重。”周恩來拉著田漢的手：“文化界的朋友無論如何再犧牲不得了！”他含著淚說：在韜奮去世之後，我們黨又失去了一位最知心、最可靠、也是最可貴的朋友！一位黨外布爾什維克！這真是我們黨、我們人民不可彌補的重大損失！並關照在上海的工作的潘漢年、伍云甫等同志，要對進步朋友多加照顧。 離開醫院前往機場的路上，周恩來說：現在看來，中國革命的成功，是不會很久的，我總希望多幾個朋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可是，這段時間連續失去了這麼多朋友，實在不能不使回到梅園新村30號，已經很晚了。 周恩來主持召開南京局在寧領導和有關人員參加的緊急會議，研究佈置如何應對國民黨政府的特務和暗殺行徑。

周恩來說：李公樸、聞一多、陶行知等愛國民主人士，奮不顧身地為和平民主戰鬥，但他們手無寸鐵，在敵人還很強大的險惡環境裡，我們共產黨人對進步朋友僅有道義上的支持是不夠的。處廈當擔負起保護他們的責任。 董必武、鄧穎超、李維漢、廖承誌及王炳南、章文晉、宋平、童小鵬等紛紛發表意見，強烈譴責國民黨的特務暴行。給中央和重慶發出電報，還要在新華日報發表文章對國民黨的特務暗殺、迫害行為進行公開譴責！ “通知重慶、上海、廣東、北平的黨組織，發動群眾，開展反內戰要和平，反獨裁要民主，反對政治暗殺的宣傳。” “要對牲的朋友們大張旗鼓地舉行大規模的公祭和告別集會。” “還要進一步加強與各民主黨派的聯繫，幫助他們解決經價、交通、安全等方面的困難。”

當夜，周恩來給中共中央發了一封電報： 在上海，五六千人分別參加了為陶行知舉行的隆重集會和公祭李公樸、聞一多大會。 在南京，53個人民團體的代表和南京各界人士為陶行知先生舉行公葬。 昆明、重慶、香港等城市也先後舉行悼念和抗議活動。 8月4日和22日，重慶各界兩次舉行陶行知追悼大會。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吳玉章和民盟鄧初民參加大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