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四、拜訪國民黨上層人士

離開聯總上海分署，周恩來的汽車行駛在回周公館的路上。 周恩來見時間還早，想順路拜訪一下一位國民黨人士，章文晉提醒他說：“週副主席，斯特朗女士已經與上海工委約好，今天在馬思南路將要與你見面。” “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嗎？”周恩來問。 “是的，就是那位美國知名的記者。”章文晉說。 “好，趕快回去！”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周恩來的老朋友了。她1885出生於美國，進步作家和記者。從1925年起多次訪華，這是她的第5次訪華了。在她1940年第4次訪華時，恰巧是皖南事變爆發前後，周恩來在重慶曾家岩50號連續幾個晚上徹夜長談，向詳細闡述中共對時局的看法，並交給她一份長達26頁的文件資料，請她回國後在適當時機發表，以沖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揭露皖南事變真相。斯特朗不負中共期望，冒著危險將採訪筆記和周恩來交給她的資料帶回美國，並在《先驅者論壇報》予以發表。這些第一手資料的發表，是繼斯諾報導之後的又一顆重磅炸彈震動了美國政壇，在國內外引起強烈的反響。她懷著對中國人民的深厚感情，先後寫作了《千千萬萬中國人民》、《人類的五分之一》和《中國人征服中國》等書，宣傳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業績。 1958年後定居中國。這次她到中國來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她想詳盡了解中國內戰的原因和內幕，也曾耳聞過中國紅軍長征的奇聞，想親眼見一見中共的領導人。而周恩來的行踪總是那麼飄忽不定，好不容易在周公館找到了華崗，才定下這次採訪。

斯特朗女士與華崗聯繫上以後，由於這幾天周恩來因黃河堵口和解放區善後救濟的事務纏繞在身，確實太忙，周公館的於產同志奉華崗之命帶了些土特產和上海城隍廟的小吃，幾次去上海百老匯大廈（今上海大廈）看望斯特朗。見面後，於產向她表示歡迎，並表示將盡量滿足她提出的要求。 斯特朗對此表示非常感謝，並要求：希望盡快會見周將軍。於產當即說：“我們已經報告了周將軍。我認為周將軍一定會很高興見到您的。他到上海後，我將很快通知你到周公館，你看好嗎？” 斯特朗通情達禮地說：“完全聽周將軍方便吧！” 周恩來的汽車剛在馬思南路停下，華崗等人就迎了出來。 華崗說：“斯特朗女士已在會議室等待多時。” 周恩來大步流星地走到一樓會議室，握著斯特朗的手說：“歡迎你哪，斯特朗女士，讓你久等了。”

會見時，章文晉、華崗、喬冠華在場。 周恩來首先對斯特朗在抗日戰爭中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道義上的支持表示衷心地感謝，並向她詳細介紹了國共談判的進展及中共對美國對華政策的態度。為了便於斯特朗對解放區的情況和當前內戰局勢的了解，周恩來還特地讓工作人員取來一幅新繪製的戰場形勢圖，不厭其詳地向她介紹了國民黨軍隊進攻解放區的情況，以及我軍必勝，蔣必敗的根據。 在談到為什麼原來東北的情勢嚴重，關內比較平靜，而現在反過來了的原因時，周恩來運用邏輯推理解釋說：這更證明，凡政府軍隊增加的地方，戰爭就會起來的事實。現在，東北政府軍隊沒有增加，而且比較分散，力量是比較不夠，就沒有發生大的衝突。這正說明一個真理，究竟誰是進攻的一方。斯特朗擔心地問：“週將軍，你看有無達成停戰協議的可能，中共方面對內戰的態度如何？”

周恩來詳細向她介紹了目前形式上是邊談邊打，實際是向全面內戰發展的局勢，闡明了中共要求全面地長期地停止內戰的態度。他強調指出：把已經談好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方案簽字，召開政協，改組政府，這才是和平民主的軌道。 當周恩來介紹到解放區、根據地人民反擊國民黨軍隊的進攻時，周恩來發現斯特朗對解放區的來由及共產黨在根據地的情況很不熟悉，便以極大的熱情推薦她到解放區去親眼去看一看，走一走。斯特朗愉快地答應了。 周恩來還向斯特朗女士介紹了解放區的救濟和民主人士被暗殺等問題。 不久，經周恩來安排，斯特朗女士從上海，取道北平乘坐軍調部的飛機到延安採訪解放區和毛澤東主席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由於周恩來這一安排，毛澤東才有機會與她會面，並發表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

事情經過是這樣的。 斯特朗乘軍調部的飛機到達延安後，先在延安住了幾個星期，了解了延安的基本情況，並與中共許多領導人和各界人民廣泛接觸。 8月6日的下午，斯特朗在楊家嶺見到了毛澤東。陪同她去的，一個是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一個是長期在延安工作的美國醫生馬海德，擔任臨時的翻譯工作。聽到斯特朗來了，毛澤東走出窯洞，來到院裡歡迎。 幾個人一起坐在窯洞前蘋果樹下的一張石桌周圍，娓娓而談。 毛澤東先向斯特朗詢問了許多美國國內的情況。 斯特朗驚奇地發現：“美國發生的事有許多他知道得比我還詳細”。 毛澤東回答了斯特朗提出的問題。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第一次提出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觀點。毛澤東列舉俄國沙皇和德國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以及日本帝國主義的例子，來說明這些反動力量從表面上看是強大的，可怕的，但從長遠的觀點看，從本質上看，“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動派，而是屬於人民。”

當斯特朗問到對美國使用原子彈的看法時，毛澤東爽朗地回答：“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隻紙老虎，看樣子可怕，實際上並不可怕。”原子彈當然是一種大規模屠殺的武器，“但是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毛澤東最後又談到蔣介石發動的這場大規模內戰的前景。他十分堅定地告訴斯特朗：拿中國的情形來說，我們所依靠的不過是小米加步槍，但歷史最後將證明，這小米加步槍比蔣介石的飛機加坦克還要強些。雖然在中國人民面前還存在著許多困難，中國人民在美國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派的聯合進攻之下，將要受到長時間的苦難。但是這些反動派總有一天要失敗，我們總有一天要勝利。這原因不是別的，就在於反動派代表反動，而我們代表進步。

這次談話中，還有一個小小的插曲：談話開始後不久，斯特朗發現附近的草叢中發出響聲，吃驚地問：“那兒有誰？！”“是一家老百姓家的孩子”，毛澤東笑著回答：“他大概是對我的外國客人產生了好奇心。” 這件小事給斯特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4年後她回憶說：我很少見過這樣能和周圍環境打成一片的人。吃飯後，他們又接著談下去，直到午夜。 毛澤東關於“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關於“小米加步槍比蔣介石的飛機加坦克還要強些”的論斷，一提出來，立刻傳遍國內外，深人人心，產生了人們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後來，斯特朗在《一個現時代的偉大真理》這篇文章中，懷著深厚的感情回憶起這次談話。文章說：“毛主席是14年前在延安時說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現在這已成為有歷史意義的歷史名言了。”“毛主席的一針見血的語句，淵博的知識，敏銳的分析和詩人的想像力，使他的談話成為我一生中聽到的最有啟發性的談話。”

第二天，周恩來、鄧穎超驅車來到國民政府監察部委員楊虎的家中。 在1927年四一二政變中，擔任淞滬警備司令的楊虎曾下令追捕並屠殺了一批參加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的革命者。抗戰時期，周恩來與楊虎相逢於重慶。楊虎面對這位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的指揮者滿臉愧疚。談及往事，周恩來寬容大度地說：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更何況楊先生是奉命行事，知道錯了就好。共產黨的政策是既往不咎。對一個人不但要看他的過去和現在，更要看他的將來。對於楊先生這樣的國民黨高級軍政人員也必一視同仁。楊虎深為周恩來不計前嫌、寬容豁達所感動，政治傾向日趨進步。 抗戰勝利後，他受國民黨內部派系排擠，正在上海閒居。 楊虎再也沒想到周恩來會來看望自己，喜出望外地把周恩來請進屋內。

“楊將軍一向可好，我們到上海有幾天了，今天特地前來看望。”周恩來親熱地說。 “嫂夫人也在家嗎？”鄧穎超說。 “老朽了，不中用了，有勞週將軍記掛，慚愧，慚愧！”年過60的楊虎說起話來還是中氣十足，言語中明顯使人感到一股怨氣。 桌上一張打開的報紙，赫然印著《宋慶齡發表時事聲明》的大標題。 談話中，周恩來知道，楊虎已閑職住家。聽周恩來介紹談判桌上進展後，楊虎憂鬱地說：“戰前十年混戰，抗戰八年，國民又殘遭塗炭，泱泱中國又要遭受一次大劫呵。” “孫夫人講得很好，國共談判是不能得到最後答案的，最後的答案必須由中國人民來決定。”周恩來指著桌上的報紙說：中國的和平、民主不能靠蔣介石的恩賜，要靠人民來爭取。人民，包括楊將軍和國民黨的上層一起動員起來，和平才有望，民主才能有望呵。

談興正濃，突然，一名身著警服的國民黨軍官闖了進來。周恩來、鄧穎超嘎然收住話頭，副官何謙也警覺地握緊槍支。 楊虎一見，忙說：“不要緊，老部下。” 原來，這位是上海警備司令部稽查處任職的閻錦文，也是來探望楊虎的。 周恩來和鄧穎超又不失時機地對閻做了耐心的勸說工作，表示歡迎他站在人民一邊來。 閻錦文被周恩來的真誠、坦率所感動，站起來說：“是，是！”三年後5月初，上海戰役打響，蔣介石抵達上海，下令密切注意民盟負責人張瀾、羅隆基的行踪，以防被共產黨轉移，必要時就地予以處決。周恩來當時正在陝北的轉移途中，得知這一消息後，從千里之外急電中共中央社會部吳克堅，要他通過楊虎設法保護張瀾和羅隆基兩人的生命安全。吳克堅派人與楊虎取得聯繫，轉達了周恩來的重托。楊虎即與閻錦文商量營救張、羅的辦法。 1949年5月24日，上海解放的前夕，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命令閻錦文於當晚10時將張瀾、羅隆基綁架至十六鋪碼頭的船上投入江中。閻將計就計，全副武裝驅車將躲避在虹橋療養院的張、羅兩人護送到楊虎寓所保護起來。從而避免了黎明前的一起大慘案。

離開楊虎家，周恩來看時間還有富餘，對鄧穎超說：“剛才聽楊虎講國民黨元老，司法院副院長覃振也臥病在家。離這裡不遠，我們再去一下吧。” “多做幾個人的工作，和平、民主的希望就大一些。”鄧穎超說。 黑色小汽車，駛出了楊虎家後就一直往覃振家急駛而去。 晚上，周恩來在周公館又約見了解總駐滬辦事處的伍云甫和林仲。 周恩來說：“現在形勢變化很快，內戰很可能在各地蔓延，你們要盡快想辦法把同聯總、行總爭取來的救濟物資送到解放區人民手中。在工作中，要注意團結聯總、行總的工作人員。”“是，週副主席在接見外國記者的講話，在聯總、行總中已引起很大的反響，有好幾位外籍人員還向我們要有關材料呢。”伍云甫說。 “外籍人員對國民黨政府及一些高官濫用職權，浪費和腐敗現像很有意見，多數人對中共解放區的救濟表示同情。我們已經和聯總的外籍人員初步建立了良好的工作關係。美籍農業官員李馬薩還向我們提供了聯總倉庫物資清單，並帶紀鋒進倉挑選解放區需要的物資。”林仲補充說。 “孫夫人宋慶齡領導的中國福利基金會與聯總有過合作，她還同聯總的一些美國官員有關係，你們可以與她們加強聯繫，密切合作。”周恩來說。 不久，解總又在解放區的煙台、開封、淮陰、天津、會採圩等地設立了解總辦事處。 在解總上海辦事處和中國福利基金會的努力下，爭取來的大批救濟物資通過租來的外國運輸船和美國唐納德航空運輸公司源源不斷地從上海運往解放區。 在黃浦江碼頭，宋慶齡、伍云甫及解總上海辦事處的同志親自趕來，為裝滿十輪卡車、麵粉、機械以及解放區急缺的藥品等運往解放區貨船送行。 解總上海辦事處雖然成立前後僅一年多時間，但在周恩來、董必武的具體部署和領導下，積極開展工作，有力地配合中共代表團的談判鬥爭，使聯總、行總的不公平和歧視政策在世人面前暴露無遺。通過揭露和駁斥國民黨的誣衊和造謠，使全國和世界人民從一個側面認清了美蔣的反動面目，增進了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的了解，加強了世界人民和中國人民的友誼。同時，為解放區爭取到數以萬噸的聯合國救濟物資和黃河復堤工程物資，以及數以百億元（法幣）的現款，僅從山東沿海港口收到的救濟物資就有8萬餘噸。截止1947年11月，解總賬戶上共收到聯總救濟物資價值約法幣1000億元，雖然僅佔聯總對華救濟總額的2%，但這對於加強解放區人民醫治戰爭的創傷，支持解放戰爭的進展發揮了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