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因陳炯明背叛孫中山，擁護孫中山的許崇智被擠出廣東，來閩進行活動。徐樹錚和許崇智是士官同學，就乘機和他取得聯絡，同時爭取了駐兵於福建的老部下王永泉。
在徐樹錚的謀劃下，許崇智、王永泉合力夾攻省城福州。李厚基在福州沒有什麼兵力，只得倉皇逃走。幾天之後，徐樹錚與許、王會師福州，隨即發出通電成立制置府，軍隊稱為建國軍，他自任建國軍總司令，同時尊奉孫中山、段祺瑞“二老”為領袖。
就像對李厚基說的那樣，徐樹錚未費一兵一卒，即在南方為皖系打響了第一炮。消息傳出，皖係人馬大為興奮，並都把重振本系的希望寄託在徐樹錚身上。段祺瑞更是點頭稱許，說：“還是又錚有辦法！”
發現皖系在福建豎起了反旗，直系立即以北京政府的名義調兵進剿。面對大兵壓境，已當了閩督的王永泉十分恐慌，便不顧徐樹錚對他多年的栽培，翻臉逼其離開了福建。至此，皖系想在南方另搞一個局面的計劃只能付諸東流。
儘管徐樹錚功敗垂成，但反直三角同盟卻越走越近。 1923年更成為三方聯繫最為頻繁的一年。當年6月，粵、奉、皖三方代表齊集廣州，商討反直事宜，標誌著反直活動逐步走向公開、激烈。
從這時候開始，已經沉默了三年的段祺瑞又重新成為國內政治旋渦中的重要人物，各省各方紛紛派人前來天津，徵求他對時局的意見和看法。他自己也積極加入到反直浪潮中，不但頻頻對外發表意見，還在反直問題上採取了一系列行動。
曹錕是個缺乏政治遠見的人。外面反直聲浪已經如此之大，他卻認為自己實現“總統夢”的時機已到，要通過選舉正式成為總統。段祺瑞則針鋒相對，他從浙督盧永祥那裡拿到一百萬元活動經費，準備設法使曹錕的這一希望落空。
這一百萬元經費的用法是，通過親皖系的國會議員章士釗、楊永泰等人在參眾兩院進行活動，以旅費三百元、每月生活費三百元為代價，策動議員們從北京、天津轉移到上海，從而達到使國會無法召開，總統也無法當選的目的。
此時北京新國會的議員人數和“安福國會”時相仿，還是八百多人。面對誘惑，“八百羅漢”中領款者竟達七百多人。錢花出去後，段祺瑞以為大功告成，不料曹錕搞賄選，亮出了每張選票五千元到一萬元不等的“賞額”。議員們聽說後眼都紅了，當下又紛紛潛回北京參加投票，使得曹錕如願以償。
想當初，徐樹錚“辦競選”時，也是金錢開道、花樣百出，但操作者畢竟還要掩人耳目、用點技巧。曹錕選舉則是連起碼的節操都不要了，直接拿錢砸——除選票明碼標價外，每個議員出席大選還有“出席費”五百元，帶病出席者另加醫藥費二百元。就這樣，大選時人數還湊不夠，又決定凡臨時出席者另發五千元。
民國以降，議員的政治品格和操守真是一茬不如一茬，與曹錕選舉相比，袁世凱時代的那些議員簡直可以說是品德高尚了。也因此，這一屆的“八百羅漢”特別讓國人看不起，稱之為“豬仔議員”。
曹錕過於明目張膽的賄選立即激起了國內輿論的激烈反彈，也為三角同盟提供了反直的最好理由。段祺瑞在天津以通電和向記者發表談話的方式加以譴責；盧永祥作為段的追隨者，也緊跟著發表“豪電”，主張各省派代表開聯席會議商討國是。
“豪電”得到全國各省的響應，孫中山、張作霖等人都紛紛派代表到上海召開聯席會議，上海儼然已由皖系根據地轉變為反直根據地。
始終不肯和直系合作的盧永祥成了曹、吳的眼中釘，必欲拔之而後快。他們藉口反對盧永祥擴充軍隊，調兵自江蘇、安徽、江西、福建四面向浙、滬進行壓迫，從而挑起了江浙戰爭。
為了履行三角同盟的義務，廣東出兵北伐，張作霖也分兵三路入關。北伐軍因受後方的陳炯明和廣州商團的牽制，不能全力以赴，所以戰果不大，決定戰爭勝負的主要還是直奉兩軍，所以這場戰爭也被稱為第二次直奉戰爭。
奉軍在經歷第一次直奉戰爭的失敗後，接受日本援助，實行了“整軍經武”，戰鬥力大增。關鍵時刻，直系將領馮玉祥又接受孫中山的革命主張及段祺瑞的遊說，在戰場上突然倒戈，進而揮師入京，通過發動政變將曹錕幽禁起來。
吳佩孚腹背受敵，就算再能戰也已回天乏術，十幾萬大軍頃刻土崩瓦解，吳佩孚的總司令部及其殘部則被圍困於天津。奉軍還準備進一步佔領塘沽，切斷天津至塘沽入海的交通，果真如此，吳佩孚必成甕中之鱉，插翅難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