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雲鵬組閣後，即前往府學胡同面見段祺瑞。又一次見到恩師，靳雲鵬的心情頗為複雜，其中既有得意，但也不乏歉疚之情，而段祺瑞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然後說：“我現在當了老百姓了！你來找我幹什麼？”
靳雲鵬低著頭說：“我沒有想到局面會演變到這個樣子，我很關心老師的生活。學生有不對的地方，還得請老師原諒！”說到這裡，他撲通跪倒在地，向段祺瑞請罪。
這一跪把段祺瑞的心跪軟了。他長嘆一聲：“唉，你起來！用不著這個樣。事已至此，責備你還有什麼用呢？”
等靳雲鵬起身後，段祺瑞又接著說：“你愚而自用，沒有我，你能站得住嗎？”
靳雲鵬不答，只是告訴段祺瑞，自己今後將保證他的安全並負責一切生活費用，然後便告辭而去。
過了不久，吳佩孚進京，也來與段祺瑞見面。不過他穿的是便衣，而且隨身只帶了一名副官和兩名衛兵。段祺瑞並不因為對方掌握著生殺大權而變得低聲下氣，他厲聲對吳佩孚說：“你來了好極了，我在家裡等著你呢，你看著辦吧！”
段祺瑞在台上時，吳佩孚恨之入骨，現在成了平民百姓，吳佩孚反而很欽佩對方的勇氣和骨氣。他一口一個學生，說：“學生久違教誨，不知我師起居飲食如何，時以為念。”
段祺瑞見狀，臉色才稍微緩和了一些，對吳佩孚說自從歇在家里後，睡眠的時間多了，胃口也比以前好，“方知清閒是福”。
吳佩孚書生意氣，在直皖戰爭前和戰爭中對段祺瑞及皖系極盡攻擊之能事，其攻擊的重點之一就是說段以出賣國家主權為代價，向日本大量借款，藉以自肥。這裡面本身就有很多道聽途說、人云亦云的東西，比如有說段祺瑞在合肥老家廣置田產，又在東北邊境圈佔了荒地二十萬公頃；還有說他在很多官僚企業中都佔有數目不小的股份；等等。
吳佩孚入京後也調查過。一調查就會明白，這些傳說與事實相去甚遠。實際上，段祺瑞在合肥既無房產也無土地，而且他向來不做生意，所謂圈地佔股份皆為無稽之談。再深入下去，還能發現段祺瑞簡直堪稱“官場極品”——他不建別墅、莊園，不收賄賂、禮品，不抽鴉片，不打茶圍（即過去的逛妓院），更不徇情賣官鬻爵。
在當時的軍人、官僚、政客中，能做到段祺瑞這種樣子，是比較少見的。吳佩孚本身在軍人中也算廉潔自律的典範，在段祺瑞已對直系不存在嚴重威脅的情況下，他很自然地產生出了敬意。
吳佩孚對段祺瑞說：“老師總兵符國政很久，因不事家人生產，故素無積蓄。學生本'束脩以上'（即學生向老師饋贈禮物）之意，願隨時為老師家居提供需要。”
段祺瑞婉拒了吳佩孚的好意，吳佩孚隨即辭去。之後曹錕、張作霖也先後到京，他們雖未登段公館的門，但卻派人持“沐恩”字樣的名帖，聯名給段祺瑞送來了一桌燕翅酒席。段祺瑞無法推託，只得收下，並給了來使一百元賞錢。
客氣都是表面的，說到底，新的掌權者們對段祺瑞這個“老百姓”還不是很放心。段祺瑞自己也很清楚這一點，他知道北京是不能久待了，於是便攜全家搬到了天津。
段祺瑞在任時不貪不佔，平時段公館的日常開支主要由陸軍部之類的政府機關負擔，比如他家裡吃的糧食就是到陸軍部去領。又比如，段祺瑞常請棋手來陪他下棋，當然不能叫人家白陪，所以按月還要送給棋手乾薪。乾薪少則八十，多則一百，加起來每月也在一千元以上，這筆開支同樣是由陸軍部出。
以往即便下野，段公館的費用總還是能夠得到基本保證。這次不同，一方面，段祺瑞身上什麼職務都沒有了；另一方面，他又謝絕了靳雲鵬、吳佩孚等人的資助。在全家人都只能單純依靠以往積蓄維持的情況下，段祺瑞不得不緊縮開支，家裡辭退了一些男女用人，棋手也不能再請那麼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