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張作霖在內，十三省反皖同盟的形成過程，本身就可以看成是段祺瑞、徐樹錚為他們曾經的成功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和必定要償還的“債務”。
趙倜就不提了，他在反皖同盟尚只有七省時加入，七省同盟一下子成了八省同盟。爾後反皖同盟的雪球之所以越滾越大，則多與徐樹錚有關。
段祺瑞幾度出任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就全國各地的督軍來說，有關請餉、領械、編制隊伍……幾乎沒有哪一件事不要通過陸軍部，而這一切都必須徐樹錚答應才能算數——如果直接向段祺瑞請示，他總是說：“找又錚去。”
徐樹錚這個關口不通過，就意味著什麼事也辦不成；而只要徐樹錚一點頭，即使段祺瑞不知道，也能如願以償。無形之中，徐樹錚不知為自己樹了多少敵。
徐樹錚在具備過人能力的同時，也有氣量褊狹、不能容人的一面，有人評價他“成見太深，自信太強”，可謂入木三分。因為這一性格缺陷，他又額外得罪了許多人，甚至有很多將領、政客本屬於段幕或打算投段，也被他逼得只好另找出路，加入了反皖同盟的行列。
張志潭在段幕中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文人幕僚。馮國璋當總統時，他曾擔任國務院秘書長。段祺瑞繼王士珍之後重任國務總理，遂又任命張志潭為院秘書長，明令已經發表，張志潭也已到院接事。那時徐樹錚正在天津，一個電話就把張志潭叫過去，當面把他訓了一頓，說：“上次你當秘書長，不聽我的話，這一次你不用到任了。”
張志潭解釋說昨天已經到任，可是徐樹錚卻讓他馬上呈請辭職。張志潭知道惹不起徐樹錚，只好當面寫了一個辭呈交上來，說：“我暫時不回北京了，請你代我交了吧。”
徐樹錚立即收下辭呈，並發電報給段祺瑞，說張志潭乃是張國淦的死黨，和總統府互通聲氣，決不可以當秘書長，“我已叫他呈請辭職了”。
張國淦就是黎元洪時代的那個“千年和事佬”，其實也不能算是總統府方面的人，只是徐樹錚對他抱有成見而已。段祺瑞對徐樹錚的說法本不以為然，但他在公事上很少有不依著徐樹錚的，聽說張志潭的辭呈也交了，就沒太當一回事，說：“不讓他來就不讓他來吧。”
張志潭雖然是自己遞交的辭呈，可是剛剛到任一天就辭職，還得另換別人接替，總是說不過去，於是段祺瑞就安排了秘書方樞暫代。方樞親眼見到了前任秘書長的悲劇，從此以後就是徐樹錚讓他做什麼就做什麼。徐樹錚誘殺陸建章後，方樞即奉其命以政府名義寫了槍決令，一絲一毫都沒敢猶豫。
徐樹錚如此行事，效率固然高了，但也極容易給自己製造仇家和設置定時炸彈。張志潭就是這樣一個“定時炸彈”，由於對徐樹錚懷恨在心，他就倒向靳雲鵬，平時常將皖系內部的情報透露給各省督軍，對反皖同盟的捏和起到了一定作用。
還有想主動投段而不成的。比如吳光新下面曾有一個叫李炳之的混成旅長，因為和吳光新鬧矛盾，辭職不干了。他是段祺瑞的學生，於是就來找段謀事，段祺瑞表示同意，批了一個“交陸軍部任用”。徐樹錚看到批文，隨手寫上“此人無大用處”，就把李炳之的事給擱淺了。後來還是靳雲鵬派他為將軍府參軍，他才找到差事。所謂“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李炳之很快也走到曹、吳那邊去了。
吳佩孚保定集會，其實就是十三省反皖同盟的一次大示威，在會上，他們向皖系提出了一系列條件，要求予以滿足，其中核心的兩條是解散安福國會以及罷免徐樹錚。
消息傳出，京師震恐。徐世昌雖然暗中支持反皖，但他本人就是經安福國會選舉產生的，可以說無安福系，他就當不上大總統，而且這時西北軍第一師又與吳佩孚的直軍第一旅形成對峙，氣氛相當緊張，戰火已是一觸即發。
撥了半天火，卻發現火有可能會燒到自己，徐世昌心裡有些發毛了。他趕緊給曹錕、張作霖、李純下達電令，要三督入京共商大計，實際是希望說和各方，以便不讓事端越出自己可控制的範圍。
收到徐世昌的命令，李純稱病告假，曹錕則推說要撫慰歸來的部隊，不能輕離保定，最後欣然赴約的只有張作霖一個。 1920年6月19日，張作霖打著“調停時局”的旗號，在衛隊的前呼後擁下，乘專車抵達北京。
對張作霖來京的目的，徐樹錚看得很清楚，他認定靳雲鵬與曹錕、張作霖早就“狼狽為奸”了，現在張作霖名為調停，實質是要暗中窺探段祺瑞的動靜以及袒護曹錕。
徐樹錚急忙到團河找魏宗翰商量，並且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張作霖肯定要來團河見“老總”，十五師可就近派兵埋伏在團河附近，將張作霖截住和扣留在團河。
按照徐樹錚的設想，如果扣張成功，既能斷絕曹、張的聯合，又可以使曹知所警懼，俯首聽命。
魏宗翰卻覺得徐樹錚過慮了。在他看來，張作霖雖然與徐樹錚已經撕破了臉，但和“老總”並沒有到這種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