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雲鵬的“拳頭”就是尚遠在湖南的吳佩孚。在靳雲鵬的暗中鼓動和指使下，吳佩孚接受了西南方面六十萬元的運動費，隨後便以“前方經濟困窮，官兵苦不堪言”為由，一再致電北京政府，請求撤防北歸。
吳部如果一撤，湘南空虛，南軍必然乘虛而入。同時在吳部撤至北方後，直系兵力猛增，對京師也是一個威脅。皖系的西北軍當時主要布防於北方，並無多餘兵力接替湖南前線。作為暫時緩和之計，有人建議乾脆改西北軍為京師警備隊，仍由靳雲鵬指揮，歸陸軍部直轄，徐樹錚則率其中的兩旅南下援湘。
這一建議馬上遭到曹錕、吳佩孚的反對，徐世昌、靳雲鵬便以也此為由，對建議不予採納。
段祺瑞起先想要用拖的辦法來阻止吳部北上，後來見拖不下去，又計劃撤換動搖於直皖兩系之間的河南督軍趙倜，改派吳光新繼任，並令吳光新部移師河南。
河南居南北要衝，京漢線縱貫其間，乃吳佩孚所部北返的必經之所。如果段祺瑞的這一計劃能夠實現，就可以成功阻止吳部北返。
徐世昌、靳雲鵬盼星星盼月亮似的期待吳佩孚北上“勤王”，自然不能同意段祺瑞的做法。徐世昌首先拒絕罷免趙倜，聲稱：“罷趙用吳，激起反動，我決不為。”靳雲鵬也採取消極抵制態度，說：“趙週人（時任河南督軍趙倜，字週人）在河南幹得好好的，我怎麼能夠無緣無故換掉他呢？”
由於段祺瑞事先已跟靳雲鵬打過招呼，所以靳雲鵬的這一態度大出段派意料，一些段祺瑞的部下便公開講，靳雲鵬已經背叛了段督辦（段祺瑞）。
在徐、靳的堅持下，段祺瑞被迫做出讓步，同意將河南易督一事推遲辦理，而這一事件所產生的嚴重後果，就是反而將趙倜逼上了梁山——這位豫督本來還想在直皖兩系之間左右逢源，現在見段祺瑞要撤他又沒撤得掉，遂馬上改變中立態度，通電“保境自存”，實際倒向了直系一邊。
見吳佩孚執意北返，趙倜又要大開綠燈，段祺瑞急了，他乾脆直接以北京政府的名義，要求曹錕阻止吳部撤防，同時又以陸軍部的名義對吳佩孚下達命令：在中央未有明令之前，不得擅自行動。
曹錕、吳佩孚在已得到徐、靳鼓勵和默許的前提下，選擇了對任何北京政府命令都置之不理。經鄂督王占元、豫督趙倜及其曹錕本人安排，平漢鐵路的火車幾乎全部被集中起來，專門用於運送吳部北上。
看到吳佩孚撤離湖南，張敬堯開始還鬆了口氣，以為再無人跟他搶湘督這把交椅了。孰料吳部前腳一走，湘軍後腳就殺了過來。
張敬堯其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相當於皖系裡面的一顆老鼠屎。他的部隊軍紀極壞，督湘期間，不僅個人巧取豪奪，兄弟姐妹也橫行霸道，湘民早就對他恨之入骨。湘軍雖然僅有一萬餘人，三千餘桿子彈奇缺的舊槍，但在當地百姓的支援下，照樣將號稱“十萬大軍”的張部打得落花流水。
張敬堯急忙向北京告急，然而徐世昌在拋給他一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後，便聽任其被南軍所痛擊。到張敬堯兵敗退入鄂境，他卻又板起臉來，下令將張敬堯撤職查辦，張部殘餘也被鄂督王占元或改編節制，或繳械遣返。
張敬堯雖然治軍無方、名聲很臭，但話又說回來，在皖系之中，他也已經算是一員驍將了。他的垮台及所部被解決，使皖系失去了一支重要的軍事力量。有人甚至認為，直系北返及張敬堯被逐，“實為直皖戰爭的起點”。
吳佩孚在率部到達北方後，即將部隊分別進駐於鄭州至保定一線的各軍事要地。接著，在接見記者時，他又進一步挑明了北上的真正目的，那就是要“清君側”，“遠小人”：打倒徐樹錚，推倒“安福系”。
段祺瑞當時還沒考慮到直皖戰爭那麼遠，但張敬堯痛失三湘，已經驗證了他先前關於南軍將會乘機長驅直入的擔憂，他對吳佩孚不聽命令、擅自撤離湘境北返感到異常憤慨，而吳佩孚所謂的“清君側”、“遠小人”，則更讓他感到匪夷所思。他對曾毓雋說：“徐樹錚並未見任何發端或舉動，而吳佩孚自由行動，政府不加懲戒，如是還有黑白之分嗎？”
段祺瑞極力促請徐世昌、靳雲鵬下令，要求將曹錕、吳佩孚予以革職拿問，並提出如果繼續置之不理，聽任這二人違法亂紀，政府將不成其為政府，威信必然掃地以盡。
要是以前聽到這些話，徐世昌可能還不得不嗯嗯啊啊地應付，如今可不同了，“勤王之師”就在眼前，還怕你老段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