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尚未去西北，就已經弄得這麼風生水起，免不了遭到反對派的忌恨和各方面的猜疑。民國是個相對開放的時代，英傑們大多脫不開風流二字。徐樹錚平生以“醒握天下權，醉臥美人膝”自命，在政治舞台上叱吒風雲的同時，也從未忘情於聲色。他是京城八大胡同的常客，曾經娶過一個妓女，且對之十分寵愛。當了西北籌邊使後，又同時娶了兩個妓女，只是這兩個妓女都不像前一個那麼得寵。於是乎，八大胡同就紛紛傳說：“徐樹錚娶這兩個人，不為自己，是為了蒙古王子，他想唱一出昭君和番呢！”
就在徐樹錚厲兵秣馬、積極準備之際，外蒙古的撤治問題也有了新的進展。經過多次談判，1919年8月4日，王公們在庫倫召開大會，與陳毅商定了撤治的兩條原則，即“恢復前清舊制”以及由王公總攬政權。
陳毅隨後將交涉情形電告北京政府。龔心湛內閣討論後，對達成的兩條原則無意見，但提出應該走一下程序，也就是先讓外蒙古王公以全體人員的名義呈請恢復前清舊制，然後再由政府與之具體磋商條件。
接到北京的訓令，陳毅卻沒有照辦，只是敷衍說，外蒙古希望先以非正式協商的方式談妥各項條件，否則便不能安心撤治。
外蒙古高層由王公和喇嘛共同構成，但在撤治過程中，陳毅一直是與王公打交道，從未與喇嘛直接接觸。自庫倫大會起，撤治的商談過程以及達成的條款均係秘密進行，俄國及喇嘛都毫不知情。
對於喇嘛，陳毅的想法比較一廂情願，他是希望讓王公去說服喇嘛，再通過喇嘛去說服活佛。王公們答應去對喇嘛進行說服，對於說服的結果，他們提供給陳毅的信息也非常樂觀。陳毅信以為真，他給北京政府發去電報：“至於喇嘛方面，王公既願，彼必無詞。且活佛亦久向中央，殊無可慮。”
9月26日，他再電北京：“喇嘛方面，經王公竭力疏通，亦全體通過，冊封一事……復經回禀活佛，亦奉允許。”
10月1日，陳毅派秘書黃成垿將與王公磋商好的條件草案送往北京，這就是“外蒙古善後條例”，共六十三條款，也可簡稱“六十三條”。此時陳毅認為已經大功告成，不願讓徐樹錚介入，於是就在黃成垿由庫倫動身時，囑咐他避免見到徐樹錚，以免讓徐樹錚知道此事後分去自己的功勞。
黃成垿到京時，徐樹錚尚在北京。黃成垿按照陳毅所囑，盡量避免與之見面。徐樹錚是何等樣人，平時眼觀六路，耳聽八方，黃成垿來京的消息又豈能躲過他的視線？但因為黃成垿沒有主動來聯繫，暫時也就未予理會。
陳毅沒有想到，王公們給他提供的有關疏通喇嘛成功的消息居然全是假消息。就在他派黃成垿進京的同一天，活佛哲布尊丹巴給徐世昌寫了一封親筆信，對“六十三條”表示明確反對。
陳毅在辦理撤治過程中的一大錯誤，就是先與王公議定條件而非先請撤治，這使得他和王公在事發後騎虎難下，連迴旋的餘地都失去了。這時，他才想到徐樹錚的作用和價值，於是便在黃成垿到京的六七天后，趕緊給徐樹錚發去一封電報：“黃成垿有秘密要務赴京，到時祈面晤。”
陳毅既要徐樹錚派兵來庫倫助助聲勢，又不希望他本人涉入撤治事務，這導致黃成垿在見徐樹錚時，始終吞吞吐吐，閃爍其詞。徐樹錚問他到底有什麼“秘密要務”，他就掩飾說只是因為個人私事要請假去奉天，奉陳毅之命順道來北京催隊伍。
徐樹錚一聽，便知道其中一定另有玄機，當下也不點破，就笑著把黃成垿打發走了。
陳毅讓黃成垿“催隊伍”，至少說明事不宜遲，應立即動身。 10月23日，徐樹錚由北京啟程，急赴庫倫。
出發前一天，他去謁見徐世昌，談到自己還沒有見過撤治的條件草案。徐世昌馬上讓他去向國務院秘書廳調卷，這一調來的捲宗正是陳毅派黃成垿送來的“六十三條”，上面還有外交部所加的簽注。在徐世昌的允許下，徐樹錚得以攜帶此卷北行。
在決定自己入蒙的同時，徐樹錚命令西北軍第三混成旅由宣化徒步前往多倫，然後再在那裡乘汽車前往庫倫——自出任西北籌邊使以來，他就未雨綢繆，購買了80輛大型卡車，作為日後運兵之用。與之相應，西北軍裡校、尉一級軍官都有一個與其他軍隊不同的技能要求，即必須學會開汽車、火車以及掌握車輛調度等知識。
在那個時代，80輛大型卡車是個驚人的數字，讓軍官普遍學會開車也殊為少見，由此亦可見徐氏的遠見卓識和非同凡響的氣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