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你們還不知道！梁秋水就告訴他們協議開會是為了反對簽訂和約。他接著侃侃而談：“不料當局反來禁止我們開會，這明明是幫助日本壓迫我們……諸位都是中國人，如果都是好漢，請快快與我們同去開會。”
警察們都沒話說了。梁秋水遂請他們進屋休息，抽煙喝茶。
坐了一會兒，為首的頭目突然想到上峰那裡難以交差，便趕緊對梁秋水說：“我告訴你真話，會員可不逮捕，會所可不封閉，但公園萬不可去，如去一定死人如麻。”
梁秋水毫不退讓：“俗話說得好，來者不怕，怕者不來。”這時會員已來了一百多人，他指著這些會員說：“自來送死的越來越多了。”
警察頭目口中的“死人如麻”不過嚇唬嚇唬人，哪裡敢真的開槍。見相持許久，協會的人仍難以搞定，他只得央求梁秋水幫他想個辦法，好讓他對上面有所交代。
梁秋水沉吟了一下說：“如果我們今天不去公園開會，那今天必須先把被捕的學生釋放。”警察頭目聽了便向上司打電話，反反复复打了幾次後，他終於告訴梁秋水：“長官同意梁先生的辦法。”
既然問題已經解決，警察也就散掉了。外交協會的會員們隨即整隊向天安門進發——說好不在公園開會，也沒說不到街上游行。
在新華門前，會員們與剛剛被釋放的學生相遇。大家合兵一處，沿路一邊高呼“反對巴黎和約”，一邊散發傳單，至下午四五點鐘方散。
五四運動不僅沒有就此停步，而且呈現出愈演愈烈的勢頭。除北京學生繼續上街遊行示威外，上海、南京等地還實施了大規模的罷工、罷市和抵制日貨行動。
1919年6月3日，北京政府被迫罷免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一周後，徐世昌向國會提出辭呈，雖然未獲批准，但其不堪重壓之態已顯露無遺。
儘管如此，府院雙方仍認定簽約為正確選擇。徐世昌在遞交辭呈的同時，就通電各省主張簽約。 6月23日，國務院也再次給代表團發電，指示可以簽約。
6月28日是和會規定要簽約的日子。當天，巴黎中國留學生包圍了代表團寓所。
就算是留學生們不包圍寓所，代表團也未必敢簽約。五四運動的消息早已傳到巴黎，各處要求拒籤的電文更是如雪花般一封接一封。其中外交協會連去三電，第三電的全文赫然為：“公果敢簽者，請公不必生還！”外交協會的電文尚不算最兇最猛，後面喊打喊殺的還有的是。
代表團中除團長陸徵祥有“好好先生”之稱外，其他如顧維鈞等，都堪稱人精中的人精，他們即便專為個人著想，又豈肯背負簽約責任，來蹈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之覆轍？
好了，反正現在寓所已被學生包圍，想去凡爾賽宮簽約也不可能了。大家於是索性哪兒都不去，只向巴黎各報社發去一個正式聲明，歷述前後原因經過。聲明最後說：“中國代表團為正義，為國家，只有不簽約，以待世界輿論之裁判。”
五四運動的洶湧浪潮非但擋住了和會簽約，還震垮了內閣。總理錢能訓早在5月就一再向徐世昌請辭，但因為國際國內都處於多事之秋，更換內閣不易，所以一直拖到6月，徐世昌才接受其辭呈，派龔心湛暫代。
就在這時，北京政府突然接到中央駐庫倫都護使陳毅的報告，說外蒙古已有回歸中國之意。
直到清末，外蒙古仍在中國的疆域範圍之內，其北端與俄國貝加爾省相接壤，共立有中俄國界標牌九十六處。辛亥革命後不久，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受沙俄政府的唆使，才宣布外蒙古獨立，其後便一切聽命於沙俄。
民國建立後，北京政府堅決不承認外蒙古獨立。為了解決這一分歧，中國、俄國、外蒙古三方進行了多輪曲折複雜的談判，最終簽訂“中俄蒙協約”。根據協約，外蒙古承認中國的宗主權，俄國承認外蒙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但協約又規定外蒙古對內擁有充分的自主權。這就意味著外蒙古仍未脫離俄國的勢力範圍，中俄兩國在外蒙古也都分別駐紮著軍隊。
從那時候起，中國政府一直在為外蒙古撤治準備條件。袁世凱為了顯示國家威信和實力，還特地從國內挑選人高馬大的騎兵作為駐軍。這些駐軍全部配發黃呢軍服和新式武器，軍紀也很好，頗受駐地百姓的歡迎。
最大的障礙仍是俄國，然而十月革命的爆發卻自動為中國消除了這一障礙——原駐外蒙古的沙俄軍隊陸續撤回國內，鬧革命的蘇維埃政權又因忙於內戰而無力兼顧外蒙古。
隨著俄國在外蒙古的統治暫時陷入真空，一部分外蒙古王公擔心日本乘虛而入，便聯繫陳毅，表示願意撤治（撤銷自治），重新回歸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