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支隊歸陸軍部直轄，出發前，所有官兵均由陸軍部製發上中等黃呢子製服。在支隊開拔的同時，陸軍部即在長春設立總兵站，從瀋陽、哈爾濱到支隊司令部所在的俄境雙城子，也均設有分兵站。
魏宗翰等人到海參崴慰問的一次，僅帶去的慰問品就計有：在南苑宰殺的大黃牛兩頭、在北京城內所烙的約一萬斤面的山東大鍋餅、在上海買的美麗牌香煙和毛巾、在長春總兵站購買的兩千斤白乾酒等。所有這些慰問品，把一節鐵悶罐車都裝得滿滿的。
除了後勤充裕外，中國支隊自進入俄境起，行動就很謹慎，不僅從上至下保持著良好軍紀，不擾民不滋事，而且夜間也從不出動，只有白天才會在防地附近巡查。
巡查時免不了遇到“窮黨”。 “窮黨”遠遠看到是中國軍隊，便會用俄語大聲呼喊：“中國人和我們是好朋友！我們不打你們，你們也不要打我們！”
中國兵聽到後，立即從遠處放一排槍過去，“窮黨”也不還擊，就全都躲開了。不管“窮黨”究竟出於什麼樣的想法和考慮，總之中國支隊可以在基本不打硬仗、不受損失的情況下，把防務完成得很好，這就是“打仗第一名”。
其他協約國特別是投重兵於西線的歐美國家，對乾涉行動要么力不從心，要么不夠重視。美軍的裝備最好，但是派來作戰的士兵素質很差，一聽到槍聲就往回跑，而且不敢到村莊里去，以至於讓美軍獲得了“打仗最差”的評價。日軍大概是協約國中對“西伯利亞干涉”最為重視，也最花力氣的，可同時也是投入產出比最糟糕的。
西伯利亞氣候寒冷，缺少青菜，作為亞洲人，對這種生活非常不習慣。日軍又向來不重視後勤，士兵的待遇很低，這無異於雪上加霜，導致他們的軍紀之壞在參戰國中排第一。
“窮黨”不打中國人，但對日本人非常痛恨，打得非常兇。日軍兵營常常遭到“窮黨”夜襲，部隊一營一連地被圍攻繳械，損失很大。
中國支隊主要負責分擔海參崴以東鐵路附近的防務，另抽出一個騎兵連到伯利歸日軍指揮。到伯利去的那個騎兵連遇到了和主力幾乎一模一樣的情況，即“窮黨”只要望見中國國旗就會大喊：“我們是好朋友，誰也不能打誰。”
由於和日軍一道行動，騎兵連很怕被“窮黨”看成是日軍，行軍時都不願和他們銜接在一起，總是或前或後地保持著一定距離，因而蒙受的損失也不大。
中國支隊和華工赴歐一樣，都是在國力弱小的情況下，竭力爭取國際地位的一種努力。與當地華僑接觸時間一長，他們能切身感受到華僑們對故國那種希望和失望並存的複雜心境。
“威海衛華工營”的華工在法國見到過一個中國女子。這名中國女子是北京西郊海淀人，是八國聯軍攻占北京時被擄到法國來的。八國聯軍攻進北京，不僅北京城被糟蹋得不成樣子，就連距離北京城十五里的海淀也未能倖免。她那一年才十八歲，家裡開一家香燭店，結果香燭店被焚毀，一家人都被殺光了，只有她因被一名法國軍官擄走而僥倖活了下來。
華工見到這名女子時，她還不到四十歲，獨自經營著一家雜貨店。她有兩子三女，因為“一戰”爆發，兩個兒子都參軍上了戰場，只有三個女兒陪伴在身邊。母女四人見到中國人都分外親熱，總是用酒和咖啡招待他們，並藉以打聽國內的情況，尤其是她家鄉海淀的情況。
有一次被問到法國人待她們怎樣時，女子說，周圍熟悉的人都很敬重她們，只是一提到“中國人”這三個字，就顯得不夠尊重。為此，她感慨地說：“這是祖國太亂太弱之故。”
女子的法國丈夫在五年前去世了。去世之前，夫妻之間感情很好，丈夫曾教她法文、算學和地理，所以她能看法文報紙，也了解國際大事。這時“一戰”已經結束，協約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時稱“巴黎和會”。她在法國的報紙上看到，法國總理克里孟梭竟然在和會上說：“中國不過是一個地理名詞。”這句話讓她備感傷心。
中國參加“一戰”，乃至加入“西伯利亞干涉”，其原始動機都是要獲得參與巴黎和會的機會，並在和會上爭取失去的權益。如今該付出的付出了，也得到了參加和會的資格，可是克里孟梭的那句話卻分明已經給中國的和會之旅罩上了一層沉重的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