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於形勢所迫，馮國璋只得把段祺瑞和王士珍一併請到總統府商議解決辦法。段祺瑞表示除下討伐令外，別無他法，這本在馮國璋的意料之中。他找王士珍前來，就是想一道說服段祺瑞，以抵制天津會議的壓力，可是沒想到王士珍也變得一籌莫展，乃至說出了“如須作戰，不如請芝泉（段祺瑞）出來主持為好”這樣令他大失所望的話。
這時不僅國內形勢波詭雲譎，國外的“一戰”也出現了變數。眼看德、奧將敗，原在東線與德國作戰的俄國突然爆發革命，新生的蘇維埃政權與德國單獨媾和，退出了“一戰”。這不僅意味著德國減除了來自東線的威脅，而且當時還有一種猜測認為，它很可能會從蘇俄那裡得到援助和支持。
如此一來，對於協約國方面還能不能取勝，北京政府內部又產生了新的爭論，有人認為參戰乃失策之舉，身為總統的馮國璋也有些膽戰心驚。
為了應付可能發生的與蘇俄的大規模戰爭，馮國璋決定設立參戰督辦處，並打算由段祺瑞負責。當徵詢段祺瑞的意見時，段祺瑞未有任何猶豫或為難之色。他先是讓馮國璋堅定信心：“俄國雖然撤兵回家革命，但參加協約國的已經有十九個國家，德勢已孤，寡不敵眾，結果必敗。”接著又慨然表示：“我決不推卸責任，總統不要怕，參戰督戰辦令一下，我決不推讓，立刻走馬上任。”
1917年12月18日，馮國璋任命段祺瑞為參戰督辦，段芝貴為陸軍總長。同一天，他還下達了一道手令，規定以後參戰事務均交參戰督辦處理，不必呈送府院。
馮國璋的算盤打得很精明，他是要一箭雙雕，一方面讓段祺瑞去替他應付棘手的外戰，另一方面又要把段的權力限制在對外問題上。可是最後實際上是弄巧成拙——參戰督辦並不隸屬於內閣，段祺瑞的一切決定都可以直接發交有關各部辦理，對內可以發號施令調動軍隊，對外則可以憑藉這個機構直接取得外援。
馮國璋自己要搞的參戰督辦，結果卻讓段祺瑞重新掌握了國內的軍政大權。段祺瑞雖然已辭去了本兼各職，但自此以後，凡國內重大事務特別是南北問題，他都要不斷予以過問，成了不是總理的總理。
1918年1月中旬，正在陸軍部任職的陳文遠奉命到前線視察。此前馮國璋、王士珍已讓譚延闓回任湖南督軍兼省長，希望譚能夠收拾殘局，阻止事態繼續擴大，但譚延闓卻無意回任，而湘桂聯軍更是乘勝追擊，不肯罷手。
陳文遠到湖北時，湘桂聯軍距岳州已只有幾十里路。為了解前線的真實情況，他冒著危險親自去了一趟岳州。可是下火車後，什麼人也找不到，於是陳文遠只好在城內草草巡視了一番，結果發現駐城部隊雖然不少，可大多為從前線潰退下來的部隊，其中既有王汝賢、范國璋的殘部，也有山西商震的一部分敗兵。這些殘兵敗將無一例外地都無精打采、狼狽萬狀。
陳文遠不敢在岳州逗留，連忙又乘車返回武昌。一見到湖北督軍王占元，他就直言相告：“我看前方軍事危急得很，而且士氣頹喪，岳州恐怕也難久守。岳州一丟，（北軍）在湖南就站不住了，戰事立刻會擴展到湖北省來。你還不趕緊想辦法嗎？”
王占元皺著眉頭對陳文遠說：“我有什麼辦法呢？我的力量單薄得很，要想守住湖北都不容易。”
見王占元尚未完全認識到事態的嚴重性，陳文遠想了一下說：“我在岳州匆匆看了一下，人心已經慌亂到了極點，地方上經過這場戰事，真是糜爛不堪了。我看再經過十年，也不容易恢復元氣吧。”
王占元一聽這才慌了，急忙請求和陳文遠聯合拍個電報到北京，申述地方危急的情形，請立即派隊伍前來，以安定人心。
王占元雖為“長江三督”之一，但正如徐樹錚所分析的那樣，火如果燒到他的家門口，就不可能再裝腔作勢地“主和”了。王占元的請求正中陳文遠下懷，他當即表示同意，並立刻擬了一份電稿，讓人發往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