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國璋愛財，乃是北京政治圈內眾所周知的一件事。據說他有一次飯後散步，看到中南海的池塘里養著很多漂亮的魚，就問隨從：“這都是些什麼魚啊？”
隨從回答說什麼魚都有，最近放進去的是袁世凱執政時期，由河南進貢的黃河大鯉魚。這些魚全部為珍稀品種，最令人稱奇的是，自明朝嘉靖年間開始，明清兩代的帝王后妃搞放生活動，被放生的魚的魚鰭上都拴有作為標誌的金牌、銀牌或銅環。
馮國璋聽了不由脫口而出：“嗯，不錯，把這些魚賣了肯定能得不少錢吧！”
隨從以為他只是開玩笑。不料這位總統真的動了賣魚的念頭，過後即開價十萬出賣中南海的捕撈權，最後以八萬元成交。一時間，北京的飯館裡都開始出現並競賣“總統魚”。
徐樹錚將“認賊作父”、“總統賣魚”等直接作為文章標題，並放大成頭號字在報上刊登，在吸引讀者眼球的同時，對馮、王的聲譽進行極力貶損。
除了馮國璋、王士珍，被徐樹錚列入黑名單的還有“長江三督”中的江蘇督軍李純，因其對馮國璋跟得最緊，“和平統一”的調子也唱得最高最響。
徐樹錚在報紙上把李純罵得狗血噴頭，甚至說李純是北洋的叛徒。有一次李純要召集各省議會代表到南京開會，以“協商和平”，徐樹錚便讓京師警察廳具呈，以違法為由請求取締，同時通知各省督軍不許參議會派代表前往參加。
在報上損人固然帶勁，但更有效的顯然還是讓北洋軍人們直接站隊發言。北洋以雜牌居多，皖系或親皖軍人又主要集中於雜牌，如安徽督軍倪嗣衝、浙江督軍楊善德等。這些雜牌督軍早已響應段的號召主戰，可是他們在實力和聲勢上仍遠不及那些嫡係將領。
當時的北洋嫡係部隊一共有六個師，這六個師實際都是由清末的北洋六鎮演化而來。第一師原為“京旗鎮”，駐於北京，既然段已下台，當然就指望不上了。第二、第四、第六師的師長即“長江三督”，徐樹錚判斷第四師師長陳光遠、第六師師長李純都是鐵桿直系，無法拉攏，只有第二師師長王占元因身在湖北，如果被南軍逼緊了，出於自身利益考慮，倒還可能轉過頭來跟皖系一道主戰。
剩下來的兩個師中，第六師師長曹錕身兼直隸督軍，本身屬於直系，不過徐樹錚認為可以拉也應該拉。原因是曹錕與皖係也一直保持著良好關係，號稱直、皖二系的兩棲督軍。另一方面，第六師近在直隸，兵力又最多，可以隨時威脅中央。若把這部分力量用上，讓他們到前線去攻城略地，勝了，皖系沾光；敗了，反正不是皖系的嫡係部隊，對皖係而言，也不至於傷筋動骨。
為了拉住曹錕，徐樹錚親自跑到天津對其進行遊說。他先對曹錕許諾，說明只要曹錕肯站在主戰派一方，不久召集新國會時，一定想辦法捧他為副總統。接著又舉反證，指出如果曹錕想站到主和派一邊，則不會再有出風頭的運氣，因為“長江三督”以李純為首，早就在主和上拔了頭籌。如果南北和平真的實現，李純的政治地位必然提高，而曹錕卻必然一無所得。
曹錕聽後大為動心，於是立即單獨發表“馬電”，主張以南軍首先退出長沙作為南北議和的條件。
六個師中的第五師師長張懷芝駐於山東，雖然該師戰鬥力並不強，但是資格老，而且聽從段祺瑞，讓他跟著走沒有問題。
1917年12月2日，在曹錕和張懷芝的主持下，全國七省三區的督軍和都統代表在天津舉行督軍團會議。這次會議除“長江三督”未派人到會外，幾乎囊括了北洋系所能控制的各個省區，其規模和聲勢之大，不亞於過去的徐州會議。
天津會議是主戰派的大聯合，也是皖係對馮國璋和“長江三督”的一次有力反擊，而馮國璋在這種反擊面前又幾乎找不到什麼抵禦的藉口——說好要“和平統一”，可是南軍卻仍舊沒有要與北軍立即實現“和平”的跡象，不僅湖南方面的南軍已攻至岳州附近，而且入川的滇黔軍也攻克了重慶，吳光新已被迫棄城東下。
馮國璋曾責成李純與陸榮廷接洽，主張南北軍在湖南先行停戰。陸榮廷倒是答應了，但南方聯軍中的湘桂軍還想奪回岳州。岳州為湘北門戶，駐守岳州的北軍又屬湖北督軍王占元的部隊，王占元當然也不肯輕舍。
馮國璋派人攜自己的親筆信到天津，要求天津會議本著“有備無患，先禮後兵”的精神進行，然而主戰派已在會上佔據絕對優勢，一致要求組織強大兵力討伐南方。
馮國璋被南軍和主戰派夾在中間，真是苦不堪言，有一次忍不住對女婿陳之驥說：“瞧瞧我都被他們弄到這個地步了，想想黎黃陂（黎元洪），也真難為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