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督軍團在徐州會議期間定下的策略，張勛沒有隨眾宣布獨立。此時的張勛與黎元洪若即若離，加上被外界視為督軍團盟主，遂有舉足輕重之勢。正好李經羲與張勛的私人關係又比較密切，於是就勸黎元洪電召張勛進京調停時局——解鈴還須繫鈴人，既然各省獨立和“兵諫”起自徐州會議之後，作為徐州會議召集人的張勛如果能夠出面調停，不但能夠勸服督軍團，而且足以加強新內閣的地位。
由於張勛一直主張清室復辟，而德國皇室對複闢派表示過支持，所以張勛在對德宣戰上一直不太積極，這一度讓黎元洪認為張勛站在自己一邊，可以進行拉攏。不過張勛畢竟不是馮國璋，在不知其真實態度的情況下，黎元洪對於要不要召此人進京也一時拿不定主意。
總統府秘書郭同和張勛是同鄉，而且二人過去還有點交情，他自告奮勇，願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動張勛襄助黎元洪。
得到黎元洪的同意後，郭同秘密前往徐州。張勛正在家裡等魚兒上鉤，不僅予以盛情款待，而且對郭同說：“我有三總不做，一不做總統，二不做總理，三不做總長。黎總統是忠厚長者，如果有難言之隱，張某不吝為之聲援。”
郭同聞之大喜，返京後力言張勛可用。接著，張勛也致電北京，表示擁護總統，擔任調停人。
恰如溺水之人撈到了救命稻草，黎元洪忙讓代理總理伍廷芳給張勛發電報，令其“迅速來京，以備諮詢”。第二天，他又以國務院名義發電，要張勛來京“共商國是”，以便“匡濟時艱，挽回大局”。
1917年6月7日，張勛以應黎元洪之命調停說和為由，率步馬炮共十營“辮子軍”啟程北上。
張勛的總司令官張文生對此行顧慮重重，他雖然沒有能夠偷聽到“連環計”的全部內容，但仍認定徐樹錚和督軍團諸人佈置了一個圈套，一旦張勛到北京後真的保清廢帝溥儀復位，一準兒會上他們的圈套。
他知道如果直接勸阻張勛進京，對方不可能聽得進去，張文生便從外地調來一名叫蘇錫麟的統領，安排他帶兵隨張勛出發。
張勛的大太太曹琴常住天津，除有重大事情外一般不去徐州。臨行之前，張文生便囑咐蘇錫麟，讓他一到天津，就把這些顧慮轉告給曹夫人，要曹夫人勸張勛，“什麼都可以辦，只有保皇上復位這件事辦不得，一辦就糟糕，準得上當，又不得好。”
張文生仍怕不保險，又對蘇錫麟說：“必要時，你還可以向大帥（張勛）把我的話說明白，千萬不要讓大帥上這個當，將來是無法收拾的。”
張勛一行從徐州出發後，先到天津。蘇錫麟找了個機會，把張文生要他轉告的那些話告訴了曹夫人。曹夫人當時聽了也很重視，馬上就對張勛說了，可是張勛復辟之心已定，且到了臨門一腳的時候，哪裡能夠接受勸阻？
就段祺瑞的處境來說，他不僅已經在野，而且輿論上也正處於下風，督軍團尤其是張勛的支持無疑意味著雪中送炭，但他絕對不贊成張勛復辟。
還在第四次徐州會議期間，他就派曾毓雋到徐州對張勛聲明：“如議及復闢，段必盡力撲滅，勿謂言之不預也。”張勛這才明白段祺瑞並不像徐樹錚所說那樣支持他復闢，只得通過萬繩栻加以否認。
會議結束後，徐樹錚返回天津，向段祺瑞報告了自己的計劃。段祺瑞雖不便表示反對，可是也覺得這一利用張勛的計策過於毒辣了一些。在張勛到達天津的當天晚上，他便聞訊趕來看望張勛。二人見面談了很長時間，他對張勛說：“大哥來了很好，到了北京首先要維持治安，這是要緊的事。別的事都可以辦，只是保清帝復位的事還不到時候，即使勉強辦了，就算北方答應，南方亦不會答應。我看這件事還是慢慢來辦。”
蘇錫麟當時也在旁邊，聽後很是感動，認為“老段這個人可真夠朋友”，然而張勛當時卻什麼也沒有說，只是點了點頭。
張勛自然也要回訪段祺瑞，以及一起吃飯、打牌。段祺瑞趁此機會，再次鄭重其事地把重話放在了前面：“你如復闢，我一定打你！”
段祺瑞雖掌握軍權，但由於長期任職於中央，所掌握的軍權也只是間接軍權，手下沒有什麼可以直接控制的嫡係部隊。這或許讓張勛認為他只是空言恫嚇，並不可能真的動用武力進行干涉，所以仍未能聽進去。
當然段祺瑞畢竟是北洋的重量級人物，張勛表面上對段祺瑞還是非常恭敬的，以至於連段府家人都以為他和段祺瑞特別接近，殊不知他僅僅只是做些表面功夫而已。
與段祺瑞相比，張勛真正看不起且敢於玩於弄股掌之間的其實還是黎元洪，他曾經說過：“一個小小協統也配當總統？”
到天津後張勛即駐步不前，隨後向黎元洪提出五大條件，其中第一條為解散國會，同時威脅黎元洪：“如不解散國會，即行返徐。各省督軍自由行動，不能勸止。”
黎元洪這才知道張勛來者不善。雖然國會本身沒有武力，但畢竟是全國的代表，而當時黎元洪所能依恃的只有國會，一旦解散，他手裡就沒有什麼牌了。
明知是一劑毒藥，可是為了換取張勛的支持，以便在府院之爭中贏得頭籌，黎元洪還是決定接受對方的條件。
國會解散令一擬好，黎元洪就想讓代理總理伍廷芳副署，但遭到了拒絕。於是黎元洪又派人攜令赴津，找李經羲副署，然而李經羲也以尚未正式就職為由加以推託。
黎元洪只得召集各部院高級官員開會，讓眾人拿主意。最後步兵統領江朝宗被公推出來，以代理總理的名義予以副署，國會解散令這才得以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