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佛言在他的辭職書上說：“大總統無見無聞，日以坐待用印為盡職。”這是丁佛言的心聲和怨尤，更是他的幕主黎元洪的心聲和怨尤。
黎元洪不甘心做一個只能給別人蓋印的“虛君”，雖然他在府院權限之爭、徐孫（徐樹錚、孫洪伊）交鋒中接連落敗，但只要有機會就還要跟段祺瑞較量一番。在這種心理的支配下，僅數月之後，府院便又展開了第三回合的角力，京城更大的政潮洶湧而至。
與前兩個回合主要局限於權限、人事不同，這次還涉及了彼此的政見分歧，具體來說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一戰”）問題。
“一戰”爆發於袁世凱當政時期。戰事開始之初，因為中國遠在亞洲，對國際間的情況也不十分明了，需要時間進行多方面的研究和觀察，所以袁世凱決定暫時先採取中立方針，避開這場戰火，為此還頒布了中立二十四條規，規定各交戰國不得在中國境內有交戰行為，不得把中國海陸各處作為攻擊敵軍的根據地。
可是就在中國宣布中立的第二天，日本便突然打破中立條規，派艦隊聲勢浩大地駛入了德國租借地膠州灣海岸之外。此後，又藉口對德宣戰出兵山東，把德國在山東的權利盡數掠去。
在此情況下，袁世凱曾有過響應協約國要求對德宣戰，藉以使山東免遭日本侵占，同時擺脫其外交訛詐的動議，但由於遭到日本政府的直接反對，以及英美不敢開罪日本等因素的影響，而不得不暫時擱置。
“中而不能立”，讓中國政府的處境既尷尬又被動，實際利益也無法得到保障——德國抗議中國不能嚴守中立，致使其在山東的權利喪失；沒跟德國翻臉，給德國的庚子賠款就得一分錢不少地照付；協約國沒有得到中國對德宣戰的響應，很不高興；日本對中國虎視眈眈，直至提出“二十一條”。
袁世凱死後，段祺瑞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實權。他從執政開始就對“一戰”非常關注，並且認為“中國當先準備”，為此，還特地在國務院闢西花廳，約集外交部及對國際形勢有相當了解的專家學者，共同對“一戰”進行研究。
段祺瑞早年留學德國，對德國強大的軍事體係有很深印象，這使他最初還認為德國在“一戰”中沒有落敗的道理。但隨著戰爭的持續以及外交格局的變化，他逐漸認識到德國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堅不可摧。
段祺瑞開始和協約國方面進行秘密接觸。 1916年10月，他會見在華的英國人，談到了中國參戰一事；當年年底，更將投入協約國陣營，參加對德作戰的意圖相當明顯地表示出來。
最終使段祺瑞下定決心採取行動的則是美國的參戰。作為國際新貴，美國在“一戰”初期也沒有加入協約國，它採取的是一面保持中立，一面調停議和的外交政策，不過段祺瑞那時就預感“歐戰（即“一戰”）倘持久，美國終將加入”。
果不其然，1917年年初，德國宣布實行“無限制的潛艇封鎖政策”，美國對外投資受到嚴重威脅。同時，德國關於建立德、墨（墨西哥）、日三國反美同盟的密電被英國破譯，隨後又轉告美國。美國在外交政策上終於發生了戲劇性轉變，遂於2月3日宣布與德國斷交，並勸告其他中立國與其採取一致態度。
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除照會中國外交部外，還連日拜訪黎元洪、段祺瑞，陳述中國參戰的好處。為了增強中國參戰的積極性，他甚至自行向中國做出了提供援助的保證。
芮恩施的許諾當然會讓段祺瑞動心，不過此時中國國內朝野還有相當一部分人對參戰持強烈反對態度，有人就認為，德國潛水艇的破壞力極大，如對德絕交或宣戰，中國就是德國的敵國，沿海地區必會首先蒙受損害。
正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何去何從，段祺瑞不能不結合自己對國內外形勢的分析，重新對參戰的利益得失進行綜合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