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時代的國會議員一年可以領到五千元薪水，這種收入水平在當時國家財政困難、百姓生活水平普遍較低的情況下，算是比較豐厚了。後來袁世凱解散國會，議員領不到薪水，大多數人都過了一段苦日子。現在國會重新恢復，議員們就覺得自己的議員地位不保險，說不定國會什麼時候又要關掉，於是大家紛紛以議員的頭銜為階梯，踏上了獵官求官之途。
議員之中，以政學會議員對於求官最為熱衷。政學會是從國民黨中分化出來的一個政治團體，他們之所以從國民黨中分化出來，就是因為北洋係對國民黨的印像不好，繼續掛著國民黨的老招牌於做官不利，只有脫離了國民黨，才能更好地奔走於黎段之門。當時有人私下評論說：“政學會分子都是官迷！”
清末民初之際，想當官的人常常會走公館的門路，也就是託大官的夫人、姨太太、少爺、小姐甚至是僕人打招呼、說好話。可這在段公館卻走不通，因為段祺瑞的事向來由他一個人做主，即便是段夫人張佩蘅都不敢在他面前提一句公事，更不用說薦官收禮了。
偏門走不進，求官者們只好走正門。對於這一夥求官的議員，段祺瑞開始還能敷衍敷衍，後來看到來的人太多，胃口又都不小，便一律饗以閉門羹，以至於有些並非求官，真是來和他商榷政事的議員也連帶受到了冷遇。
黎元洪則不然。他對於議員求見向來是來者不拒，而且接待態度平易近人。如果對方談到求官問題，黎元洪照例會說：“只要你和段總理方面商量好了，我這一方面毫無問題。總理若不答應，我也沒辦法，因為現在是責任內閣制。”
相比於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段祺瑞，黎元洪左右逢源，得到了很多議員特別是國民黨、政學會議員的支持。重開後的國會仍以國民黨議員居多，他們多數擁黎反段，有了他們做後盾，黎元洪頓時覺得局面與先前迥然不同，也有了可以向段祺瑞說不的勇氣。
黎元洪的幕僚們趁此機會建議他掌握兵權，其理由是，雖然政府實行的是責任內閣制，但僅指政治而言，在軍事方面，總統既然名義上是全國海陸軍大元帥，就不能不管軍事——“大元帥沒有軍權，總統有什麼價值？”
想到同為大總統，與袁世凱的實際地位相差如此懸殊，黎元洪顧影自憐，對幕僚們的話很聽得進去。
黎元洪要兵權，段祺瑞不給。段祺瑞認為，袁世凱當年最大的錯誤就是成立統率辦事處以集中兵權，而且他現在之所以能控制住北洋系，穩住政局，靠的就是有兵權，如果兵權都沒了，國務院還能起什麼作用？
如果說徐樹錚擔任國務院秘書長開啟了黎段之爭的序曲，府院（總統府和國務院）權限之爭則成了黎段爭鬥的第一個回合。
黎段之所以爭鬥不息，而且愈演愈烈，根本原因還是彼此在北京政治主導權到底應該由誰來掌握這一點上，始終存在著難以彌合的分歧。在段祺瑞看來，既然政府實行的是責任內閣制，那麼元首就應該自覺地做一個不管不問的“蓋印總統”，而把政治主導權完全交給內閣。
實際上，從黎元洪的執政能力以及他所擁有的資源來看，居於“太上皇”的位置對他確實也比較適合。可問題是黎元洪能力不大心很大，自接任總統以來，他“由不問而要問，由要問而多問”，越來越不甘於無所事事。
如果黎元洪為了顧及總統的體面，只揀點兒芝麻綠豆般的小事過問一下，倒也罷了，偏偏他還認為小事可以不問，大事必須過問！
段祺瑞當初組閣時，原以為今後最難打交道的是國會，沒想到他所碰到的第一個攔路虎不是國會，反而是他全力扶持上台的黎大總統，而且總統比國會還要難纏，這讓他如何受得了？
有時被黎元洪“要問”和“多問”煩了，段祺瑞忍不住朝身邊的人發火說：“我是叫他（指黎元洪）來簽字蓋印的，不是叫他壓在我的頭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