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瓦爾特筆記》出版之後，我緊接著進入了一生中最捉摸不定、最沉悶陰暗的時期，直到我與保羅·洛朗一塊出發去非洲，才得以擺脫。一個分心、不安的時期……如果這個時期的陰影之臨近，能使後來的一切變得明朗，如果我為寫《安德烈·瓦爾特筆記》一書而一直處於的緊張狀態，能為這種分心找到某種解釋和理由，那麼我情願併攏雙腳跳過這個時期。如果我既已無法肯定我心裡會產生相反的要求，那麼對這樣一本書的誇張渲染，什麼樣的反應不會引起呢？我在這本書裡所描寫的不安，似乎因為描寫了也就消除了。在一段時期之內，我的思想不會再糾纏於無聊的小事，而僅僅受最世俗、最荒唐的虛榮心引導。
我不知道愛瑪妞對我這本書有什麼想法。她讓我知道的事情，就是她拒絕我隨後提出的求婚。我宣稱我並不認為她的拒絕是最終的，我可以等待，無論如何我都不會放棄。不過，有一段時間我不再給她寫信，就是寫她也不回信。這種沉默令我心裡空落落的，感到不知所措。但在這期間，友誼填補了愛情讓出的時間和位置。
我幾乎每天都去看望皮埃爾·路易。那時他與他的兄弟住在維洛茲街盡頭一座矮房子的三層；那座房子位於街道拐角處，俯瞰著小小的富蘭克林廣場。站在他工作室的窗口，可以望見特羅卡德羅廣場，甚至廣場那邊。但我們很少想到去望外邊，而是專心致志於我們自己、我們的計劃和幻想。皮埃爾·路易在陽松修哲學課那一年期間，與同班的三個同學結下了友情，其中兩個即德魯安和齊約很快成了我們的密友（與第三位法蘭·諾安我只有一些愉快的但不經常的接觸）。
各種友誼在我的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可是在這本回憶錄裡我卻沒有任何慾望談一談，關於這一點我力圖加以解釋。簡單講，可能是擔心不由自主扯得太遠。通過我的朋友們，我感受到了尼采這句俏皮話所包含的真理：“任何藝術家可以利用的不光是他自己的智慧，還有他的朋友們的智慧。”我的朋友們能更加深入了解思想的某個特殊領域，而這是我無法做到的，所以他們經常代替探索者的角色。我出於好感有時陪他們一些時間，那是出於一種本能的考慮，使自己免得進行專門研究。因此，在這個特殊領域，我承認沒有一位朋友不高我一籌，不過他們的智慧也許更加局限。我知道對於別人理解最深刻的東西，我比他們之中單個的每個人理解都更膚淺，這樣我覺得我就同時理解了他們所有人；在我所處的十字路口，我的目光環視四周，得以透過他們，洞察他們的言論所揭示的各種觀點。
如果我不慶幸自己成了這些朋友中每個人最好的朋友，那麼我說的這些話就太沒意思了。因為每個人都把自己的思想當成中心，認為世界是排列在自己周圍。認為還有更親密的知己，在我是不能接受的。我向別人敞開心扉，像我要求別人向我敞開心扉一樣徹底。些許的保留在我看來都是可恥的，大逆不道的。幾年後我繼承了母親的遺產，齊約的工業企業瀕臨破產，請我幫助解救，我沒有絲毫猶豫，沒有進行權衡，就向他提供了他要求提供的一切，而且認為自己所做的完全是理所當然的。就是他要求再多我也會提供，而不考慮這樣做是否真的幫助了他。以至於如今我都弄不明白，當時我也許並沒把自己的行為特別放在心上，甚至是否我所珍視的是朋友而並非友誼？我信奉的這一套帶有狂熱的特色，皮埃爾·路易一清二楚，以此嘲笑我。一天下午，他躲在聖絮彼斯一家店舖裡，開心地觀察了我一個鐘頭，而我冒著雨，在井邊即正好在他這個愛胡鬧的傢伙約定的地方踱來踱去，其實我已預感到他是不會來的。總之，我對朋友們的欣賞甚於自我欣賞，想像不出還有更好的朋友。我對自己充滿詩意的命運所抱的這種信念，使我對一切都抱歡迎態度，看到一切都迎著我而來，相信一切都是天意經過精心選擇，指派來幫助我，完善我，使我變得完美。就是在最嚴重的逆境中，我也多少保持著這種性情，本能地尋求能讓自己開心，或者能讓自己學到知識的事情。我對命定的友誼如此看重，不屑於考慮也許另外某種變故或辦法對我更可取。我不僅喜歡既有的東西，而且認為它是最好的。
然而在對已逝去的歲月進行反思的同時，現在我估量一位博物學家的友誼究竟對我有多少好處。假如那時我遇到一位這樣的博物學家，而我對博物學的興趣那樣強烈，肯定會拋棄文學，迫不及待地去追隨他……或者追隨一位音樂家：路易不久就把我領進了馬拉美周圍的圈子裡，這個圈子裡的每個人都自炫熱愛音樂，可是我覺得，馬拉美本人以及與他過往的所有人，從音樂里探索的還是文學。他們都把瓦格納奉為神明，對他進行闡釋和評論。路易經常在我欣賞時發出這樣那樣的叫聲和感嘆，使我對“表現”音樂產生反感。這樣我就特別熱烈地轉向我所稱的“純”音樂，即不企圖表現任何意義的音樂，反對瓦格納的複調音樂，而更喜歡（現在仍喜歡）樂隊四重奏、交響樂奏鳴曲。可是我已經過分專注於音樂，講究自己的音樂風格。我所需要的朋友，也許是能叫我關心他人的某個人，是能讓我擺脫自我的某個人，一位小說家。可是那時我只注意心靈，只對詩歌感興趣。誠然，當我聽到路易出於對《人間喜劇》作者的蔑視，把蓋茲·德·巴爾扎克稱為“巴爾扎克老大”時，我就生氣。然而，當他要我把形式問題置於我所關注的問題的前列時，他是對的，我感激他的這一忠告。
我想，沒有皮埃爾·路易，我依然像野蠻人一樣離群索居。並非我缺乏與文學界交往並尋求友誼的慾望，而是一種無形的畏懼心理令我卻步。總是擔心打擾、妨礙按天性我最想接觸的那些人，這種心理至今還常常使我動彈不得。皮埃爾是一流運動員，更大膽，肯定也更靈活，具有已經成熟的才華，把他的頭一本詩集奉獻給了我們願意仰慕的長輩。在他的催促下，我決定把我的書送給埃爾迪亞。
“我對他談到你，他等你去呢。”皮埃爾一再對我說。
埃爾迪亞還沒有把他的十四行詩彙編成集，其中有一些已在《兩個世界》雜誌上發表，另一些被米爾·勒梅特引用，大部分還沒發表，卻被小心翼翼地保留在我們的記憶之中，而一般人都不知道，所以在我們的心目中顯得格外光輝奪目。我頭一回按響巴爾扎克街他家的門鈴時，心怦怦直跳。
埃爾迪亞與我那時想像中的詩人沒有多少相似之處，這是首先讓我感到驚愕的。他沒有沉默不語的時候，沒有任何神秘感，他那像喇叭一樣但有點結巴的嗓音沒有任何抑揚頓挫的變化。這是一個矮子，體態相當均勻，略顯得胖墩墩，但腿和腰板挺得筆直，走起路來鞋後跟噔噔響，蓄一部方形鬍子，頭髮像刷子似的，閱讀時戴副單片眼鏡，從鏡片上方，或者更經常是從鏡片側面，投射出特別混濁、無神、絲毫不顯得狡黠的目光。思想是無所阻攔的，他頭腦裡閃過什麼念頭，就直截了當地講出來，所以他與人交談顯得放肆而又特別風趣。他幾乎唯一感興趣的就是外部世界和藝術，我的意思是說，令人困惑不堪的是，他一直處在思辨的狀態，對他人的了解僅限於行為。但他讀書很多，只是不知道自己缺少什麼，所以對什麼都不感到需要。這多半是一位藝術家而不是詩人，更確切地講是一位工匠。起初我感到非常失望，後來終於尋思，我之所以感到失望，是否因為我對藝術和詩歌所抱的觀念是錯誤的；單純職業上的完美，是否並不像我直到那時所想像的那樣難能可貴。他總是張開雙臂歡迎別人，他的歡迎是那樣熱烈，使你立刻覺察不到他的頭腦的開放程度比雙臂還差一點。但他酷愛文學，即使內容上不理解的東西，我想字面上他還是能夠理解的，因此我不記得他在什麼事情上說過蠢話。
埃爾迪亞每逢星期六接待客人，從下午四點鐘開始，他的吸煙室裡就擠滿了人，有外交官、記者、詩人。如果皮埃爾·路易不在場，我在那裡會拘束得要死。這一天也是他家的女士們接待客人的日子，有時一位獻殷勤者從吸煙室過到客廳裡，或者從客廳過到吸煙室裡，門半敞開一會兒，就會聽到一陣清脆的嘰嘰喳喳的交談聲和笑聲。我怕被埃爾迪亞夫人或她的三個女兒之中的一個看見。她那三個女兒，自從我被介紹給她們之後，我覺得稍許經常一點去向她們表示敬意，倒是適宜的。由於擔心被她們看見，我不得不待在吸煙室的另一頭，隱藏在香煙和雪茄的煙霧之中，就像隱藏在奧林匹斯山的雲霧之中一樣。
亨利·德·雷尼埃、費迪南·埃洛德、彼埃爾·齊亞爾、貝爾納·拉扎爾、安德·封泰納、皮埃爾·路易、羅貝爾·德·博尼埃爾、安德烈·德·蓋納，一個星期都不會缺席。每逢星期二晚上，我又能在馬拉美家見到前六個人。在這些人之中，路易和我是最年輕的。
在馬拉美家相聚的更清一色是詩人，有時也有幾位畫家（我想起的有高更和惠斯勒）。我在別的地方描寫過羅馬街那個既是客廳又是餐廳的小房間。我們的時代已變得太嘈雜，如今不容易想像得出這個地方那種清靜和幾乎宗教般的氛圍了。馬拉美的談話肯定有所準備，與他精心寫出的《雜談》往往沒有多大區別。他談話那樣巧妙，絕少帶說教口吻，彷彿每個新主張都是他即時想出來的，但他並不特別肯定，似乎幾乎是以提問的方式向你提出來，豎起食指，神態像是說：“諸位不是也可以說……或許……”他的每句話末尾幾乎總是帶“不是嗎”三個字。可能正是通過這三個字，他最能左右某些人的思想。
常常會有某種趣聞打斷“漫談”，就是說他苦心孤詣要使自己的談話顯得風雅脫俗，常常無懈可擊地說出一句妙趣橫生的話。這使得他的藝術隨意地脫離了生活。
有些晚上，圍坐在小桌子旁的人不太多，馬拉美夫人久久不願離去，手裡捧著刺繡，身旁坐著她女兒。但濃濃的煙很快就使她們逃跑了。我們圍坐的小圓桌中央有一大罐煙草，每個人都到裡面撮了捲紙煙。馬拉美本人不停地抽煙，不過更喜歡用一個小陶瓷煙斗抽。將近十一點鐘，熱娜維耶芙·馬拉美又進來了，送來摻熱糖水的烈酒。這個簡樸的家庭裡沒有用人，每次門鈴響，總是大師自己去開門。
對於向這兩位夫人獻殷勤並成了我的伙伴的這些人，我要描述其中幾個。那時我們似乎或多或少都自覺地服從於某種模糊的口號，而沒有一個人聽從自己的思想。運動顯示出與現實主義對抗的態勢，並且也激烈地反對巴那斯派。我堅信叔本華的主張（我不明白某些人居然更喜歡黑格爾而不喜歡他），認為一切非絕對的東西、生活整個多棱鏡般的多樣性都是“偶然性”（這正是當時人們使用的詞）。我的每個夥伴也差不多一樣。錯誤不在於從“現實主義”所展示的錯綜複雜的混亂中，引出一般性的美和真實，而是按既定的決心背離現實。我因講究美食而獲救……現在再來談談我的伙伴們吧。
在他們所有人之中，亨利·德·雷尼埃無疑最引人注目。他的外貌已經顯示出這一點。他風度翩翩，真誠可愛，時時感到自己出類拔萃，但注意掩飾，不流露出來。他個子太高又瘦，顯得笨手笨腳，但那副笨樣子卻挺討人喜歡。頭一眼看上去，他的長相給人強烈印象的，是高高的前額、長長的下巴和長長的臉，還有一雙修長漂亮的手。他經常抬起手，捻那部下垂的高盧式長鬍子。一副單片眼鏡使整個人物臻於完美。勒孔特·德·李勒曾經戴過詩社里風行的單片眼鏡，這些先生之中好幾位也戴。在埃爾迪亞和馬拉美家，雷尼埃出于謙恭，差不多總是沉默不語。他機靈而又活潑，在談話時（我指的是馬拉美的談話）只是謹慎地搭腔，使談話變得更加活躍。但與人促膝交談時，他的談吐則變得優雅。我總是不出半個月就會收到他的一張便條：“如果沒有更好的事情可做，明天晚上就過來吧。”我不能肯定如今去參加這樣的晚會，我是否也會感到那樣愉快，但那時我沒有更多的企求。記得我們兩個都話不多。那時我還不抽煙。他的聲音顯得有些懶洋洋的，但有著異乎尋常的魅力，也許不如馬拉美的聲音悅耳，卻更加響亮，不壓低一些就顯得刺耳，但用以表達他那些極異想天開、極令人困惑的想法，就顯得帶某種藝術性了。我說他的想法，而沒有敢說他的思想，因為人們對思想很不信任。我不知道面對人和事有什麼調侃的樂趣。時間過得飛快，午夜十二點鐘敲響時，我還不想離去。
讀者想必可以理解吧，這些描寫是我把散落各處的資料匯集起來的，有的已超過十來個春秋。因此，那是不久以後……記得是一個晚上，我覺得雷尼埃顯得憂心忡忡，他摘掉單片眼鏡，目光顯得茫然。
“你怎麼啦，朋友？”我終於問道。
“咳！”他整個上半身晃了晃，用嚴肅而又滑稽的口氣答道，“我就要度過三十歲大關啦。”
他頓時在我眼裡顯得很老了。這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時，弗朗西斯·維耶雷-格里芬是他最親密的朋友。人們常常把他們的名字連在一起，混淆他們倆寫的詩。讀者長期認為，只有格律詩才看得出差別，所有自由詩都是一樣的。每當音樂、繪畫、詩歌方面一種新技巧被普遍接受時，情形也是這樣。然而這兩個人分歧極大。他們之間的友誼，一如我與皮埃爾·路易之間的友誼，是建立在陰差陽錯的基礎之上。格里芬是最為襟懷坦白、正派老實、乾脆爽快的人，不過我絕不是想說雷尼埃相反是個居心叵測、詭計多端、城府很深的人。當然不是這樣！學識淵博的素養陶冶著他最敏感、最淳樸、最高尚的感情，使之變得優雅、光彩、溫和，終於使他對任何事情都不會顯得愕然，對任何激情都是事先控制住了並下決心體驗的。有些人力圖達到這種境界（這種人我認識一些），認為這是最高境界。在我看來，這種境界他們往往達到得太容易了點兒，太快了點兒，總是使自己受到損害。換句話說，我覺得，這種理想境界只適合於那些枉費心機力圖達到的人。格里芬肯定不會是什麼力圖達到的人。他是用俏皮話幽默地表現自己，儘管他非常真摯地熱愛我們的國家，熱愛美好的法蘭西語言。他的言行之中，總是保持著一種難以形容的愣頭愣腦、桀驁不馴，粗暴地讓人感覺到他的“新世界”。他像勃艮第人一樣，聲音略顯混濁（我發現他那位風度翩翩的同鄉斯圖亞爾·梅利爾也一樣），使他說的每句話都有一種奇特的味道；如果他不過分地喜愛反論，他的表達方式就再真誠不過了。他有著非常好鬥的性格，為人慷慨，疾惡如仇，骨子裡有點像清教徒。對他經常接觸的文學界往往矯揉造作的極端放蕩不羈，他難以將就。他經常與亞歷山大體的詩干仗，與孟戴斯干仗，與習俗干仗，與時代干仗。他每講述完一件事，總要說下面這樣一句話，同時開懷大笑（他甚至生氣時也尋開心）：
“可是紀德，我們究竟該說啥？”
他一張臉圓圓的，挺開朗，前額彷彿一直延伸到後頸，不過他從一鬢將一大綹頭髮撩到另一鬢，蓋住過早謝了的頭頂。他雖然言談舉止放肆，但還是注重禮儀的。他臉色挺紅潤，眼睛是勿忘草那種顏色（有些跟他很熟的人，對我說他的眼睛是灰黃色的，但現在浮現在我眼前的，仍是勿忘草色）。他那被窄小的禮服緊裹的身軀顯得很強壯，褲子總顯得過緊，過分粗短的胳膊盡頭一雙手寬度超過長度。據說，一天晚餐後，他打賭雙腳併攏從餐桌上跳過去，結果果然跳了過去而且什麼也沒摔碎。這是傳說。實際上只要有人請他跳，他就會從客廳裡所有桌子上跳過去。作為一位詩人，這已經足以令人吃驚了。
他是第一個就《安德烈·瓦爾特筆記》那本書給我寫信的人。這一點我不會忘懷，而且想對他表示感謝。我很想與他深談，可是他的談吐那樣不合常情，使我非常拘謹，不敢苟同他的說話方式，便只好裝傻，不一會兒便只由他一個人說了。他呢是這樣一個人，只要說得來勁，根本不需要聽對方說什麼。我常常帶著很明確的想法去找他談，總是直到告辭出來都插不上三句話。
思想的另一個小毛病有點妨礙我與他交往，這就是總處於警醒狀態但並不總是很清醒的敏感。他時時擔心人家不會想到他，弄得我也時時擔心自己會顯得沒有想到他。他這種擔心往往促使他最終幹出某種大蠢事，弄得自己也挺尷尬，直到他最可貴的品質真誠佔了上風，一陣開懷大笑，才把一切一掃而光。於是你看到面對你的，只有他明澈的目光。一個事例勝過所有議論（我說過在這裡我超越了十多年的往事）。
我接替了萊昂·布勞姆在《白色雜誌》文學批評欄的職位，專門負責散文作品；和我共事的居斯塔夫·康負責詩歌。附帶提一句，居斯塔夫·康在某些人之中以“自由詩的發明者”著稱。那時這是一個爭論很激烈的問題，激怒了不止一個人，其中就有格里芬。他聲稱，在必要的時候，自由詩完全可以不要康，它是獨自產生的，或者它另外有一個父親……格里芬出版了《維蘭德帶翅膀的傳說》，像他出版的其他書一樣，給我寄了一本。我不能對這本書進行評價不免感到遺憾，我在對他表示感謝的信中，並無惡意地寫了這句不合時宜的亞歷山大體詩：
在康的土地上我什麼不能獵取！
格里芬大概火冒三丈。反正三天后我收到這封令我驚慌失措的回信：
我們倆都非常真誠，彼此都懷著強烈的好感，因此誤會不可能不很快消除。
格里芬的暴躁雖然也顯示出他慷慨大度的性格，卻使我犯了一個錯誤，一個性質和後果都相當嚴重的錯誤，那就是貶低雷尼埃一本題為《雙重情婦》的書。在這件事情上，我有點愚蠢地言聽計從，亦步亦趨，而後立即又真誠地後悔。格里芬認為，雷尼埃寫這本書是走錯了路。不久前出版的《白三葉》那本書，披露了他的天性的某個方面，那是更純真、更純樸、與格里芬很相近的一面。格里芬完全不是只懂得啃書本，他所帶來的更好的東西我也講不清楚，也許除了這個領域的鑰匙，還有某種尚顯得不自然的自發性，某種清新的空氣，而這，應當承認，當時我們的文學正是迫切需要的。在他看來，寬恕《雙重情婦》就是開倒車。他認為這本佳作空話連篇，充斥著編造的道德敗壞。他竭力讓我相信，我如果能讓雷尼埃幡然悔悟（這似乎是可能的！），直言不諱地揭露他的錯誤，無論對法國文學還是對雷尼埃本人，都會大有助益。請讀者聽清楚，我絕不是企圖推卸或縮小我所寫的那篇嚴厲甚至不公正的文章的責任。我只是難得地找到這個機會，表示悔恨，因為我沒有按照自己本來的興趣行事，而是聽從了逆反和對抗的需要（這倒也是符合我的天性的），沒有老老實實憑自己的愛好行事。不消說，雷尼埃依然我行我素，令讀者非常高興。我那篇文章唯一的效果，就是給我們之間一直非常好的關係，帶來一片新氣象。不過，即使沒有那篇文章，不久我們也會因新的原因而鬧得不和，我們的興趣差異太大。
去馬拉美家、埃爾迪亞家、博尼埃爾家、尤迪斯·戈迪埃家、勒孔特·德·李勒家去得最勤的人之一，無疑是埃洛德。我呢，最後兩個人家裡根本沒去過，博尼埃爾家去得很少。我所說的只是傳聞。不過我充分了解的，是我到處都遇到費迪南·埃洛德。他就是有新的約會，也不會離開你。令我讚歎的是，他居然還剩下時間寫作和讀書。事實上他寫得很多，什麼書都讀過。凡是那時我們所熱衷的問題，他都能提供取之不盡的資料。例如被稱為“雙角鐵砧”的十四行詩或樂隊使用薩克管問題，他能談論著這些問題陪你走幾公里路。在馬拉美家一次聚會或者一個節目不管什麼時候結束出來，他都會陪你走，而且是步行。我母親就因為這一點很喜歡他，因為她知道我一個人過了半夜還在街上走很擔心，指望埃洛德會一直把我送到家門口。他靠一副大鬍子，盡量使自己那張溫厚的娃娃臉顯示出陽剛之氣。他是最好的同伴，最忠實的朋友。每回你需要他的時候，他就出現在你面前，甚至更經常。簡直可以說他是專為等待別人而存在的。費迪南·埃洛德自從發表了一篇關於或者毋寧說反對尊重的文章，就將頭往後多仰了幾厘米，而將鬍子往前多翹了幾厘米。這篇文章論證，與所羅門所說的相反，起始之處，剛剛是上帝的擔心終止之處。每種尊重，對父母，對習俗，對權威以及其他——我說每種尊重，都包含著一種盲目，人只有擺脫盲目，才有可能邁向光明。齊亞爾、拉扎爾、埃洛德和其他幾個人的反軍國主義，甚至到了厭惡軍服的程度。他們認為軍服令人聯想到僕人的號衣，會傷害個人的尊嚴。我不想談論他們的國際主義而開罪他們，因為回過頭來揣度他們這方面的觀點，可能對他們畢竟是一種侮辱。實際上這些觀點我也有，我想我肯定是讚同他們的。甚至我無法想像，智慧和所受教育達到了一定程度的人，會持別的觀點。大家想必可以理解，在這種條件下，我認為服兵役是一種不可忍受的災難，如果可以逃避又不構成叛逆，就應該設法逃避。
埃洛德有時由他的表兄伴隨身旁。那是一個五大三粗的比利時人，名叫封泰納，也許是最好的一個人，非常溫柔多情，而且從他的沉默寡言判斷我想並不笨。他似乎發現，絕不說蠢話的最可靠的辦法，就是根本不開口說話。
關於羅貝爾·德·博尼埃爾男爵我能說什麼呢？他年輕的妻子以美貌著稱，在他到處受到的歡迎中並非毫無作用。我也相信他搞過新聞工作。他不久前出版了一本小說，題為《小馬日蒙》，我沒有讀，但埃爾迪亞沙龍里那些常客從中看出法蘭西傳統的種種優點，都挺高興。這時他又完成了一本八音部詩歌體的小小的童話集子，樂於朗誦給別人聽。他相當善良，但我覺得（我說的是其人）性格易怒，當他在埃爾迪亞家朗誦完他最新寫出的一篇故事時，我差點引起一場風暴。記得故事所寫的是一位驕傲的美人掉了或扔掉了一隻手套，獻殷勤而遭到拒絕的騎士趕忙跑過去，儘管有危險（我不記得是什麼危險），還是把手套撿了起來（席勒的作品中不是已有這類東西嗎）。而後，當終於被征服的美人俯下身子時，騎士卻倨傲地說：
Passe aussi son chemin, ma chere.
故事就這樣結束了。平時我像封泰納一樣沉默寡言的，這時不知怎麼竟斗膽問道：
“你不擔心這'sse……aussi……son'嗎？”……
大家面面相覷。救了我的是一開始大家都沒反應過來。而後當每個人都情不自禁狂笑起來時，博尼埃爾又能怎樣呢？我想這之後他修改了最後這行詩。
博尼埃爾以很有頭腦著稱。這種聲譽使他非常自信，不管對什麼事情，他的看法都是不可動搖的，一味地固執己見。天哪！他那不容置辯的口氣真讓我氣惱，當我聽見他斷言：
“每個作家的作品都應該可以用一句格言加以概括。越是容易概括，作品流傳下去的機會就越大。凡是概括不了的東西都是陳腐的。”
在他誠懇的一再邀請下，有一天我下決心去他家時，他問我是否找到了自己的格言，我何以對？他抓住我上衣的一粒鈕扣，像他所習慣的那樣，臉幾乎貼近我的臉。我嚇壞了。起初是往後退，現出莫名其妙的樣子，而他緊緊抓住我不放：
“總之，”他接著說，“你願不願意事先把將來的作品概括為一句話，一個句子？這句話是什麼？你自己知道嗎？”
“當然！”我不耐煩地大聲說。
“好啊，一句什麼話？好！說出來。一切全在這句話。”
最可笑的是，我這句格言我知道，只是出於害羞，猶豫著不願告訴這個滑稽的傢伙，彷彿這是我一生純粹的秘密。最後實在頂不住了，我真的氣得直發抖，用失真的聲音一字一頓地說：
“我們每個人都要表演。”
他驚愕地看著我，終於鬆開了我的鈕扣。
“好啊，成啦！孩子。”他嚷道（他比我大得多），“表演吧。”
我對這句“格言”如果不稍做解釋，我的確就顯得太蠢了。尤其當時它專橫地支配著我的思想，簡直成了新的主宰。直到這時我據以生活的道德觀，近來讓位給了我還沒弄得太明白的某種更絢麗多彩的人生觀。我開始覺得，義務對每個人來講可能是不盡相同的，上帝本人很可能對這種千篇一律也感到厭惡；造化就反對千篇一律，但基督教的理想卻似乎力求千篇一律而壓抑天性。我現在只接受具體的道德，這種道德有時會提出相互對立的絕對必要的要求。我深信每個人，或者至少上帝的每個選民，都要在世間扮演某種角色，確切地講就是他自己的角色，與其他任何人的角色是不相同的。因此任何讓自己服從於某種共同準則的努力，在我看來都是叛逆，不錯，是叛逆，我將之視為反對聖靈的這樣一種“十惡不赦”的大逆不道，因而使個人喪失了自己確切的、不可代替的意義，喪失了他那不可複得的“味道”。我在我當時所記的那本日記的題詞中，寫了不知從哪兒拈來的這句拉丁話：
人類特有的使命，就是完全承諾始終給予可能的智力以充分的動力。
的確，我被開始呈現於我眼前的生活的多姿多彩陶醉了，也被自己的變化陶醉了……不過我決意在這一章只談他人。現在再回頭來談吧。
貝爾納·拉扎爾真名為拉扎爾·貝爾納，是出生於尼姆的猶太人，個子倒不算矮小，只是又粗又短，其不討人喜歡難以言喻，一張臉只看見腮幫子，整個上半身只看見肚子，兩條腿只看見大腿；透過單片眼鏡，他對人對事都投以尖酸刻薄的目光，彷彿他對所有人和事都不欣賞，都極端蔑視。他心裡充滿最高貴的情感，就是說，他無時無刻不對同時代人的粗俗野蠻和荒淫無恥感到義憤填膺。可是，他似乎又需要粗俗野蠻，只是通過強烈的反襯才意識到自我，義憤填膺一旦減弱，就只剩下反光了。他正在寫《傳說的殷鑑》。
拉扎爾和格里芬將他們好鬥的性格結合在《政治和文學對話》之中。這本封面為深紅色的小刊物，說真的編寫得倒是挺不錯的。我那篇《論那喀索斯》發表在上面，令我欣喜異常。我總是令人難以想像地缺乏這種感覺，而這種感覺在許多情形下是膽大的基礎，亦即是對自己在別人思想上的信譽的直覺。我所追求的總是低於我應得的份額，不僅什麼也不懂得索取，而且對人家給予一點點東西感到榮幸，掩飾不住自己的驚喜。到了知天命之年，這無疑是個弱點，可是我才剛剛開始棄舊圖新。
貝爾納·拉扎爾令我感到擔心。我本能地感到，他身上存在著可能誤入歧途而又與藝術毫不相干的因素。這種感覺大概不止我一個人有吧。它不至於使齊亞爾和埃洛德與拉扎爾保持距離，因為他們都持同類的意見，免不了要走到一起去，但至少使雷尼埃、路易和我與他保持距離。
“你注意到雷尼埃善於掌握分寸嗎？”路易對我說，“那天他差點兒情不自禁把拉扎爾完全當作夥伴了。可是正要去拍拉扎爾的膝蓋時，他控制住了。你沒看見他的手停在空中？”
德雷福斯事件發生時，拉扎爾準備投入戰鬥，擔當了眾所周知的重要角色。我們頓時明白了，他找到了自己的路線。而直到此時，在文學上他只是在候見室裡等待接見，正如其他許多人終生所做的一樣。
阿爾貝·莫凱爾我還沒有提到過，他領導著一個小小的但重要的法語比利時語刊物《拉瓦洛尼》。在一個流派之中（我們的確形成了一個流派），由於相互切磋琢磨，每個人的審美觀都有所克制，變得高雅，因此我們之中很難有一個人會犯判斷錯誤，要么至少這個錯誤會是整個流派犯的。除了這種集體的審美觀，莫凱爾還有著非常精闢的藝術見解，甚至精到纖毫必究。與他這種精細的思想比較起來，你的思想就未免顯得魯鈍粗俗了。他的談吐之精妙十分罕見，而且充滿精細的暗示，你非得踮起腳趾尖跑才能跟得上。交談因為過分誠實，一絲不苟，所以通常是一種令人暈頭轉向的說明，談到一刻鐘，你就會忍受不住了。他此時正在寫他那本《略顯天真的彈詞》。
以上這些人我每週要在埃爾迪亞家、馬拉美家或別的地方會見好幾次。除了他們之外，我經常交往的人之中，還有一個可憐的小伙子，我不敢明確地稱為朋友，但對他充滿一種特殊的情誼。這個小伙子就是安德烈·瓦克納埃，一位博學的文人的孫子。多虧這位文人給我們留下了一本出色的《拉封丹傳》。小伙子體弱多病，禀賦聰穎，當然了解他無法獲得的東西之可貴，但造化只給了他一副悅耳的嗓子，即僅夠他抱怨所必需的東西。他在巴黎文獻學校畢業後，即在馬扎利納當圖書館助理管理員。他與我的德馬勒斯特姨媽有相當近的親戚關係。在姨媽的安排下，我在一次晚宴上遇見了他。那時我還沒寫完《安德烈·瓦爾特筆記》，即還差一點才滿二十歲。安德烈·瓦克納埃大我幾個月。他的殷勤和對我的關注立刻博得了我的喜歡。為了不欠情，我想像在他身上發現了與我模模糊糊計劃寫的一本書的主人公，有非常相似之處。那本書的題目擬為。不錯，已經有一本福樓拜的。但我這本書更切近題意。當然，瓦克納埃很興奮，愛上了我打算描繪他的這本書。我問他是否願意來給我擺姿勢，就像給畫家擺姿勢一樣。我們約定了日期。這樣三年間，凡是我在巴黎的時候，每週三下午兩點到五點鐘，安德烈·瓦克納埃都來我家裡給我當模特兒，除非我去他家。有時我們把時間延長到吃晚飯的時候。我們不知疲倦地、滔滔不絕地閒聊。布魯斯特著作的文本最能使我想起我們山南海北的閒扯。我們無聊地議論一切，大鑽世事的牛角尖。這不是浪費時間嗎？我不這樣想，因為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精闢的思想和精妙的文筆，不經過吹毛求疵是不可能得到的。我說了可憐的小伙子身體很不好，他脆弱的體質不患哮喘，就會全身生滿濕疹。看見他那樣形容憔悴或聽見他喘息不止、哼哼唧唧，真叫人可憐。他也因為寫作的慾望而悲嘆，可是他什麼也做不來，只有在思想上可怕地折磨自己。我聽他傾訴自己所遭受的挫折和自己微弱的希望，顯然沒法安慰他，只不過表現出有興趣聽他訴說自己的痛苦，而讓他感到有理由生活在這世界上。
他讓我認識了一個比他自己還可憐的人。這個人的名字我不會說的，就叫他X吧。他那身體非常單薄，只能在各家沙龍里展示他那身剪裁得無可挑剔的衣服。你與他一起去上流社會，會驚異沒有看到他，連衣帶人整個兒給掛到衣帽架上。在家家沙龍里，他那部琥珀色柔軟光滑的長鬍子後面，發出幽靈般的、非常悅耳的聲音，柔聲柔氣地說一些乏味得不能再乏味的平凡瑣事。他每天飲茶的時候才外出活動，奔走於上流社會，在那裡充當小廣播、傳聲筒、和事佬、旁聽者。他不斷把我帶到瓦克納埃也經常出入的這樣一些地方。幸好，我身上沒有任何特點，會使我在上流社會非常引人注目。我誤入歧途地邁進一些沙龍，在那裡顯得像只夜鳥。不錯，我所穿的剪裁相當好的禮服、我長長的頭髮、豎得高高的衣領、欠身的姿勢，都引人注目，但我一說話就令人失望。我的頭腦很遲鈍，至少是根本不會推銷自己，所以我不得不保持沉默。每當要開玩笑時，無論是在波雷夫人家、拜涅爾夫人家（這位夫人一點也不蠢），抑或在丁·子爵夫人家（——“啊，X先生，”她大聲說，“給我們朗誦蘇利·普呂多姆《摔碎的花盆》吧。”她經常說錯別人的稱謂和姓名，例如談到她對英國大畫家John……Bums的仰慕時，可能說成Burne……Jones。）總之每當要開玩笑時，我總是顯出驚慌失措的樣子。
在烏盧索夫王妃府上，大家興致更高，至少都挺開心，談話無拘無束，最瘋狂的人受到最熱情的接待。王妃有著豐滿的美，一身東方式的打扮，態度和藹可親，說話滔滔不絕，看上去對一切都感到開心，能立即使每個人都不感到拘束。交談瘋瘋癲癲，有時顯得荒誕不經，人們不免懷疑，某些非常粗魯的話，女主人是否真的聽不明白而上當。不過，她總是保持著一種天真、真誠的態度，使人家不好意思一味地冷嘲熱諷。在一次盛大的晚宴上，當穿號衣的僕人端上美味佳餚時，大家突然聽見她用次女低音沖他喊道：
“你那個腫塊怎麼樣啦，卡西米爾？”
不知什麼鬼促使我，有時我單獨與她待在一塊，會突然揭開她的鋼琴蓋，開始彈奏舒曼E調《新事曲》。這時我無法彈出應該彈的節奏。令我大為驚訝的是，她對動作的批評非常準確，和顏悅色地排出幾個錯誤，顯示出她對這首曲子完全熟悉和理解。然後她說：
“你覺得我這架鋼琴好，就來這裡練吧。你會使我感到愉快，又不會打擾任何人。”
那時王妃剛認識我，這個建議令我感到窘迫，而不是讓我感到適意。因此我沒有接受。我作為例子提及這件事，是為了說明王妃不假思索的可愛的處事方式。但大家經常悄悄議論要把她送進精神病院，所以我在她身邊待的時間長點兒，就擔心她的異想天開會變成真正的精神錯亂。
有天晚上我帶王爾德去她家，出席亨利·德·雷尼埃在什麼地方描述過的那次晚宴。席間，王妃突然大叫一聲，宣稱她剛才看到這個愛爾蘭人的臉四周有一個光環。
也是在她家的另一次晚宴上，我認識了雅克-艾彌爾·布朗什——在這一章裡我唯一點出姓名的仍在交往的人。但關於他有那麼多事情要說……關於梅特林克、馬塞爾·施沃布和巴雷斯，我也留到後面去描述。我一脫離童年，就迷失在這片黝黯的熱帶雨林裡。也許我已經使它的氛圍，也使我游移不決的憧憬和我對熱忱的尋覓，太過沉重了吧。
我將這本回憶錄給羅什·馬丁·杜·加爾看，他責備作品總是說得不夠，讓讀者感到不滿足。然而我的意願一直是什麼都說。不過，吐露隱情要有個限度，超過這個限度就顯得做作、勉強了。我追求的主要是自然。我思想上大概希望使整個描述更加清純，所以寫得過分簡潔。描述不能不有所選擇，最棘手的是，亂糟糟同時發生的情況，卻要寫得似乎是相繼發生的。我是一個愛自言自語的人。我內心的一切都在相互爭吵，相互辯論。回憶錄永遠只能做到半真誠，不管你多麼關心真實，因為一切總是比你說出來的更複雜。也許在小說裡更接近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