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四、“好同學張正芳”
“許先生也提到張正芳？”
當筆者向顧女士談起訪晤許先生的談話時，她表示高興。接著她說：
“在所有的女同學中，我和張正芳最最要好，我畢業之後組織顧劇團還特別請她給我幫了一段忙，今天，咱們再談她好不好？”
“可以呀，我想你和她之間，一定有很多可談的資料，而且一定都很有趣。”
“也許，你聽聽看好啦，現在，我先描寫他的樣子。我說過了，我們倆同歲，起初我們高矮相似，過了一年多，她就長得比我高多了。她是瓜子臉，白皮膚、大眼睛，兩腮都有酒窩，可是一個深一個淺，扮相漂亮極了。不笑的時候，臉上已經很甜，一笑起來，真是甜得迷人。她會用眼睛，臉上有戲的功夫也練得到家。唱《大劈棺》的時候，她能踩著蹺，站在桌子上，一個'竄搶背'摔下來。可惜就是沒有小嗓，唱和念都用本嗓，這是天賦限制了她，她只能專學花旦，沒法子動唱功戲。
“在學校的時候，我們倆同拜何世枚夫婦做義父母，因為有這一層關係，我們真是親如手足。她鬼聰明得厲害，頂會出新鮮花樣，前邊我已說過了像我們耍盤子的那些事情，其實，什麼吃乾貝啦這些怪招，也都是她引起的頭。
“記得慧荀生在上海黃金大戲院演唱的時候，她就出主意拉著我天天去聽，有日場的時候，我們就逃課去聽，因為大軸戲總在下午四五點才上場，所以我們逃的是讀書的課，要是看晚場呢，就不回家吃飯，我們時常撒謊說是去何家義父那裡，其實不過是買些饅頭、花生米之類，在學校裡吃好了就跑去戲院。
“正芳的戲路和小翠花相近。學校里當時對她也特別培植，像《大劈棺》後邊唱梆子，就是請梆子名伶'四盞燈'給她說的。《翠屏山》也是，殺山的那場唱梆子，當時，這兩出劇是她的絕活兒。我很羨慕她的作戲和功夫，不過現在想來，說到作，也還是點到為止，並未能深入，那時畢竟她還是個小女孩呀。
“我們倆合唱的戲不太多，唱《樊江關》我飾薛金蓮，她飾樊梨花，唱是她的何玉鳳，我的張金鳳。記得當時她曾開玩笑地和我說：'咱們倆將來一定找一個安公子'。
“後來我唱全本《玉堂春》，她飾鴇兒，一聲：'姑娘們，見客啦！'每次一定滿堂彩聲。在學校裡演戲就是這種好，同學之間不爭牌名，誰都盡力而為，只要能把戲唱得精彩就好。
“正芳個性本來活潑，大概花旦戲也很影響她，用現在的語言說，她是個早熟的姑娘，在我們畢業的前兩年，她就和在蘭心戲院演話劇的那些人搞熟了，她時常和黃宗英等在一起。
“我們學校除了每天由住校先生做一般性的教戲、排戲之外，有時對某幾個學生，排練某幾齣戲，還得另聘名師來教。不是由這些名師到學校來，就是指定學生到名師家去。學校讓我和張正芳對調跟芙蓉草先生學《樊江關》。那時候正好是芙蓉草在黃金大戲院演戲，我們兩人就每天利用下午4點鐘以後的讀書時間，到芙蓉草家去，芙蓉草本姓趙，凡是老一輩的藝人，尤其是學旦角的總是愛把真姓名隱藏，另起一個花花草草的藝名。當時黃金戲院專為招待接來的京角，安排了一幢宿舍，趙先生就住在宿舍裡。
“趙先生對我們真好，教得特別專心。這齣戲張正芳是飾樊梨花，除了坐帳那一場是說'韻白'，其餘的都規'京白'，我的薛金蓮，從頭到尾都是'京白'，在我們小孩子心裡覺得說京白不是件難事，因為我們在校日常講話，都是跟先生學說北平腔，絕對不能講一句南方話。可是趙先生對第一句'白口'的抑揚頓挫，聲音上的感情，都要求很嚴，一點點小地方也不肯馬虎，他都認真給我們改正。
“姑嫂封劍的那場身段和'劍套子'，也是教了又教，排了又排。因為趙先生是陪梅蘭芳先生唱過這齣戲的，梅先生對薛金蓮姣憨天真的性格，以及回到娘家倚仗著母親疼愛而撒嬌都有細膩深入的表演，而他自己對樊梨花這位在軍中是元帥身份，在家中是當家少奶奶的地位，也揣摩得極為到家，這齣戲，可以說是我學的相當滿意的一出。尤其是和張正芳同台演出，真可以說是珠聯璧合。你別笑我自己吹大氣呀！”
趁著顧女士謙虛的一笑，略作喘息，筆者對上面這段話裡顧女士說的幾個名詞稍加註解。 “白口”就是台詞的對話部分，說而不唱的。 “劍套子”就是用耍劍或對打的形式和方法。
“你不知道後來我多麼想張正芳，因為每逢我唱這齣《樊江關》，別人和我配搭合演，我都覺得沒有和張正芳同台時候過癮。
“不但趙先生教的盡心，趙師母也特別疼我們，她老人家是小腳，梳著髻兒，經常穿衫褲，她人很矮，胖胖的，和趙先生的瘦高挑兒，相映成趣。每逢我們學到一個段落，要告辭回家的時候，她就留我們吃飯，她說：'其實沒好的給你們吃，左不是打滷麵烙餅什麼的，可是，正好叫你們這些成天吃大米的南方小姑娘換換口頭。'
“我不知道吃過多少次趙師母親手拉的面，那種看起來很粗，吃起來很韌的麵條，到今天我還認為是麵食中很好吃的東西。
“在吃飯時，我們談些閒話，趙先生問我們在學校中捱過揍沒有，我們對他不敢撒謊，只好很難為情地點點頭。趙先住就說啦：'為什麼？你們倆都不笨哪，也肯用心。'我就告訴趙先生說：'是“打通堂”時候為別人捱的冤枉打。'
“打通堂是當我們男女同學在一起排練一種什麼隊形，或者是'擺花燈'的時候，有的人一錯再錯，指導的老師發起火來，就來個打通堂，也就是大家排隊挨打。
“趙先生又問起打通堂是怎麼個打法，我們告訴他說：'趴板凳兒！''什麼？你們小姑娘也趴板凳？'趙先生表示驚異。
“原來趴板凳是用一條長木凳，要學生趴在上面，先生用木板或者武戲中用的單刀之類，打學生屁股。其實，這種打通堂只是在我進學校不久之後，大概先生們為了樹立威望，教學生們知道害怕，才施行的，總共也沒打過幾回，而且，打得也不十分真痛，反正，我就沒為了挨打流過淚，這也是我個性好強，能咬著牙忍，有的人板子還挨著肉就又哭又喊的，當時我認為他們真丟人。
“趙先生聽了之後，表示梨園行雖有'打戲'之說，可是對女孩只能打手心，不能打趴板凳。他說：'人家小姑娘家，怎麼能打屁股？太不像話了。'
“後來我們把這話帶回學校去，校方從善如流，以後再也沒打過'趴板凳'，而且，對女生也很少體罰，只有對太笨或太調皮搗蛋的男生，才打得很重！
“離現在越談越遠了，咱們還是回來談談張正芳吧，我和她那次見面之後，雖然未能像在校時那麼親密，但兩個人總算聯絡上了。後來當我回到上海，跟譚富英先生同台唱的時候，我和他唱'對兒戲'，像《王寶釧》《四郎探母》，當然沒問題，輪到譚先生唱大軸，就覺得有好多戲需要有'對兒'人才成。那次跟譚先生同台演出，也可以說是我生平僅有的一次跟別人'跨刀'。這時候我就想起了張正芳，於是寫信給她，請她來給我幫忙，沒想到她居然'慨然應允'。記得每逢譚先生貼《打棍出箱》《失空斬》等戲，前出總是我和張的《樊江關》或是《棋盤山》，別看我們比譚先生在京劇界的聲望差，可是我們要的彩一點也不比譚先生少。
“'要彩'又是術語了，就是討好的意思，也就是台下的喝彩之聲。唉！”顧女士輕輕地嘆了口氣。接著她說：“從那次我們短短的合作了幾次之後，就又分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