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第二章生活苦難
作為一個優秀的學生，張正芳為什麼沒有拿到戲校的畢業證書，就離開了校園？
這是一段不那麼愉快的回憶。
顧正秋在1960年代口述、1980年代出版的《顧正秋的舞台回顧》中說：
她（張正芳）是個早熟的姑娘，在我們畢業的前兩年，她就和在蘭心戲院演話劇的黃宗英、王微、蔣天流等熟識了……我知道她交了男朋友，又交了新的女朋友，心裡很不是味兒。大概沒多久，她就離開學校，聽說和一個姓黃的商人走了……她走之前，沒和我談過，走之後，也沒給我片紙隻字，我以為這個好朋友就此斷絕音訊，沒料到後來我在南京中央大舞台公演的時候，她忽然跑到後來來看我……
到了1990年代，隨著年齡的增長，閱歷了人間的滄桑坎坷，顧正秋在《休戀逝水》中又是這樣回憶的：
大概是1945年初吧，還不足17歲，正芳突然悄悄失踪了……這個消息使我很傷心——我倆不是最好的嗎？怎麼這麼重要的事情都沒跟我說一聲就走了？但轉念一想，她這麼做，一定有她的苦衷吧？何必怪她呢？只是從此見不到她，心裡難免若有所失；以為一輩子再也見不到了！
幾十年後，張正芳在北京的寓所向我們平靜地道來。
“七七事變”，她的父親失去工作，生活就一點一點落魄了：先是把一樓客廳租了出去；接著，二樓男女主人的主臥也租了出去；最後，亭子間也有了租客。不僅如此，家中原來的紅木家具也盡數變賣。就這樣，張正芳和她的父母及三個哥哥，一個曾經富庶的小康之家，就住進了原來那幢房子的“假三層”。尖頂棚的兩邊斜下來，狹窄的牆壁上有一扇窗，窗下就是張正芳棲身的小床，甚至伸不開腳。父母睡在屋中的一個大床上，旁邊再放一張大哥睡的小床，二哥、三哥則每晚打地舖。那時的家裡，已經困難到連吃飯都吃不飽了。雪上加霜的是，1943年，44歲的父親患上了肺結核，由於無錢醫治，貧病交迫，最終，在一個冬天的晚上丟下一家子離世了。
大概隨著年齡的增長，人就越來越能體會別人生命的苦和選擇的無奈。對比這兩段文字，能看出顧正秋的心境。但一個更大的問題是，是什麼原因讓張正芳做出這個“破天荒”的決定？
父親一走，一個風雨飄搖的家終於散了架，兄妹四人也只能各自尋找生活門路了。
張正芳的大哥從小喜歡吹口琴，便經人介紹到王慶隆口琴學校去教習，順便抄寫譜子掙點錢。此後，又被生活所迫，到一家舞廳去吹口琴，當起了那時人們口中的“洋琴鬼子”。在舞廳，大哥認識了一個舞女，二人結婚後，便離開了家庭。她的二哥失學後，到蘇州一個親戚開的錢莊當學徒，便離開了家。三哥輟學後選擇了學皮鞋匠，也離開了家。
那時的張正芳才14周歲，已是上海灘小名角兒了。但仍在戲校學習的她，只能靠在學校領點伙食費。 “大概相當於現在100斤秈米吧。”張正芳說，這些收入也只能勉強維持她和母親兩人的生活，吃飽飯都很困難。萬般無奈之下，母親改嫁給了日偽政府的一個副官。當時的張正芳雖然年紀小，但也尋摸出了其中的“滋味”：“這個人很惡毒，他和我媽結婚，很可能是奔著我來的，一心要拿我做搖錢樹……送到小廣寒，或者送到什麼長那裡去。我知道，家裡不能待了，簡直是狼窩了。”於是，她只能藉宿在同學家裡，左思右想之下，和母親攤了牌：“這個人要害我，你要他就沒有女兒了。”無奈的母親也說了真話：“你要是能養活我，我就跟你走。”
離家的哥哥們聽說了母親改嫁的消息，便也逐漸和媽媽脫離了關係。
回憶這段往事，張正芳難以平靜。她端起水杯，像是喝水，又像是思索：“在戲校的時候，這個長，那個長，還有大資本家，一請吃飯，必然是校董、校長帶著我和顧正秋出去應酬，這樣的場合太多了。有時，他們喝多了就說，'差不多了吧？'老師們說，'慢慢來，再等兩年嘛'。起先我們不懂這些話的意思，可到了十二三歲上，也就逐漸逐漸理解了。”
張正芳感慨，到了那個時候，才真正體會到為什麼當年父親不讓她學戲！ “社會上的'下九流'，那些剃頭的、修腳的、妓女、戲子……任何人都可以侵犯你，彷彿理所當然。在學校時學校要維護威信，還有校長、老師保護我們。可畢業後，離開了戲校你到哪兒唱戲去？要唱戲就要有人來捧你，捧你的人有多少是不懷好意的。你想有一個完整的身體嗎？這不可能。老宋家書香門第，我的祖父是前清的秀才，民國之後還在《申報》當過編輯，都是有文化的人，對我來說，怎麼可能？”
幾十年後，張正芳的眼中，依舊是深深的無奈。在那個時代裡，一個十多歲的少女，僅僅是希望能過上普通人平靜的生活，希望能有尊嚴地活著，卻無法僅憑自己的努力就實現這平凡的願望。她掙扎著，試圖在左右為難的夾縫中為自己尋找一種可能。
就在這時，張正芳遇到了顧正秋口中的這個“丈夫”。
那時，十幾歲的張正芳在台上光彩，可每每回到家中，走進弄堂，總被鄰里說成是“拖油瓶”（上海方言，媽媽改嫁了，她原來的孩子就是拖油瓶），這讓好勝要強的她覺得丟人。經歷家變的張正芳早已比同齡人更成熟，改嫁了的母親無法細緻地顧及她的前途，周遭那些非親非故的同行、朋友也沒幾個能真正替她考慮和著想，她只能自己為自己的命運謀劃著、爭取著——女孩子早晚要嫁人，也許嫁得一個好人家，清清白白，會比待在梨園行里好吧。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的想法被周圍人觀察到、揣測到了。正好就在此時，一位朋友無意間提起，一位姓黃的商人家中夫人亡故，想續弦。
朋友口中的黃先生，是南京錢莊的一位襄裡（副經理），一表人才，每次來上海，必然請校長、張正芳和顧正秋一起吃飯，還給張正芳帶一些玩具。 1945年的春天，張正芳16歲。二八少女風華正茂，對社會上的事情沒有太多戒備。她當時只是覺得黃先生人挺好，溫文爾雅、知書達理，雖然比她大12歲，但看上去卻是真心對待自己，而且能把自己從苦海中解救出來，保持清白。就這樣，張正芳選擇了相信和託付，她那時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希望黃先生在婚後能贍養她的媽媽，而那位黃先生自然也是一口答應。
於是，張正芳還沒畢業，就跟著她新婚的丈夫到了南京。
她說：“我一心只想著離開蓀吉里那個臭窩，離開上海，離開是非之地，不再唱戲，做個清清白白、普普通通的家庭婦女，去過一種正常的、全新的生活，並把我的母親也帶進幸福里。就是這麼簡單。”
1940年代的戲劇名角，面臨著一個選擇的困境，是要舞台，還是要清白？似乎這樣的問題，在今天都沒有過時。
張正芳的選擇，讓她此後的人生，與其他傳統戲曲演員不盡相同。
婚後的生活也算得上美滿，夫妻二人相敬如賓，日常生活井井有條。他們南京的家安在了青石街十五號。獨門獨院、樓上樓下還算寬敞。張正芳的母親也跟著到了南京。只是丈夫為了賺錢養家，應酬頗多，有時會很晚才回家。
然而，媽媽很不適應這裡的生活，一個月後，就丟下張正芳回了上海。母親說：“吃姑爺的飯我不習慣，你既然找到合適的對象，就在南京吧，我走了。”而在張正芳的理解中，母親之所以回上海，是因為“她還是留戀上海那個家”。
此後，不到半年的時間，張正芳懷孕了。那時，她只想著做個賢妻良母，安此一生。後來顧正秋曾回憶，自己1946年帶團在南京演出，時居南京的張正芳不僅把團裡的“正”字輩同學都請去家中吃飯，而且還特地做了好多肉鬆讓同學們帶回團中改善生活。家宴中一道紅燒蹄，顧正秋一生未忘。 “正芳已是一個能幹的婦人，我還是一個未解世事的姑娘呢。”
1945年，日本投降，這對全中國人來說是個天大的好消息。然而，卻又成為了張正芳人生的一個轉折。那一年，錢莊倒了，丈夫失業了，做生意又賠了很多錢。對於沉浸在小日子中的張正芳，這無疑是個晴天霹靂。然而，更讓她沒有想到的是，1946年年初，丈夫的弟弟從天津來到南京，帶來一個讓她無法接受的消息——丈夫並非喪偶，家中那位由父母包辦婚姻的妻子當時仍然健在，他們還養育有三個孩子。
那位黃先生沒有做過多的辯駁。張正芳相信，從日常他們夫妻的感情來看，這至少是一段自由選擇、努力經營的感情和婚姻。如果不是時局的變動，丈夫肯定也是希望小兩口能在南方從此安穩度日的。至於丈夫家中那位“夫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本也沒有什麼感情基礎。只是在那個年代裡，能一力抗爭、休妻再娶、追求新式婚姻、成為時代先鋒的人，畢竟需要太大的勇氣。無論是張正芳，還是丈夫黃先生，其實都只是巨大時代變動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已，兩人都只是在當時特殊的社會環境下，盡個人最大的努力，在找尋幸福而已。
舊時代女性一次為改變命運所做的努力，卻走到了這樣的結局。難道僅僅“不諳世事”這樣個人的原因，或是“遭人算計”這樣一推了之的概括能解釋的嗎？也許，不身處在當時的境況中，我們誰也沒有能力回答如此復雜的問題。
“這時你說我怎麼辦？我回不得家鄉，見不得爹娘，只有委曲求全。把孩子帶好，認命吧。”這是張正芳最後的決定。
但是，一家子如何生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