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四、導師與嚮導

一八四二年五月，果戈理又離開俄國，重新開始他在國外的神秘漂泊。滾動的車輪為他編寫了《死魂靈》第一部的故事；在第一次穿越一個模糊的歐洲的一系列旅程基礎上，他給自己畫的一個個圓圈，產生的結果是胖而圓的乞乞科夫成了一個轉動的馬車車篷、一條模糊不清的虹；實物的轉動幫助作者催眠自己和他書中的主人公，進入變化多端的噩夢，而在未來許多年裡，頭腦簡單的人會把這樣的噩夢看作是一幅“俄國全景圖”（或者“俄國的家庭生活”）。現在該著手訓練自己進入小說的第二部了。 人們感到納悶，在背負如此沉重煩惱的心靈的深處，果戈理是否認為，滾動的車輪，漫長的道路，曲折蜿蜒如意氣相投的長蛇，隱約令人陶醉的馬車的平穩運動，在寫作第一部的時候這平穩的運動是如此令人滿意，這些將會自然而然地產生一部續書，而這部續書將圍繞第一部書令人眼花繚亂的色彩，形成一個清晰明亮的光環。這一定是一個光亮的暈，對此他是信心十足的；否則，書的第一部就可能被認為是魔鬼的妖術。根據他在書發表以後再來為這部書打基礎的做法，他設法讓自己相信，實際上因為有了書的（目前還沒有寫成的）第二部，才誕生了書的第一部，並且相信倘若不把產生第一部的緣起呈現給智力遲鈍的讀者大眾，第一部書不可避免地將只能成為沒有圖例的說明文字。實際上，他將很不幸地受到第一部書絕對形式的牽制。在他試圖創作第二部的時候，他的做法必定完全跟切斯特頓的一篇小說中的兇手一模一樣，在小說裡，兇手迫不得已將受害人屋子裡的所有信紙以insolite的形式佈置起來，偽造一個傳達自殺信息的現場。

病態的謹慎也許可能添加了某些其他的考慮。儘管他迫切想詳細了解人們如何看待他的作品——任何人或者批評家，從拿官府俸祿的流氓到對輿論巴結討好的傻瓜——但是，他還是很艱難地竭力在信中對人解釋，在批評文章中他所關心的只是他們所做的對於他本人更加全面和客觀的評價。讓他感到非常困擾的是，他發現嚴肅認真的人們，稱心或是憎惡地把《死魂靈》看作是對農奴制度的猛烈譴責，正如他們在《欽差大臣》裡看到的是對於腐敗的抨擊。因為在平民讀者的心目中，《死魂靈》正在慢慢地變成《湯姆叔叔的小屋》。這一情況儘管讓他煩惱，但是人們懷疑那些批評家——一本正經的老派名人們、虔誠的老處女們以及希臘正教會的清教徒們——的態度或許更叫他煩惱，因為他們悲嘆他創作的形象的“感官刺激性”。他同時還非常敏銳地意識到他的藝術天才超人的力量，而且還有——他所憎惡的——與這樣的力量相伴的責任。他的內心還有想要更大的（不承擔責任的）影響的願望，就像普希金故事裡的漁夫的老伴想要一個更大的城堡。果戈理已經成了一個說教者，因為他需要一個佈道壇來解釋他書中的道德體系，因為直接與讀者接觸在他看來似乎是他自己的吸引力的自然發展方向。宗教給了他必要的聖歌吟唱起始短句和吟唱方法。宗教是否還給了他其他東西則尚有疑問。

他彷彿就是一塊滾動的罕見的卵石，上面長出了——或者說，心裡想他會長出——一種罕見的苔蘚，花了許多個夏季，從一個溫泉勝地漂泊到另一個溫泉勝地。他的毛病難以醫治，因為他的毛病模糊而多變：抑鬱症發作的時候，他的思想就會麻木，帶著可怕的預感，只有環境的突然改變才能緩解病症；否則，就會出現肉體痛苦反復發作的狀態，身體哆嗦，衣服穿得再多也無法溫暖他的四肢，這時候唯一起作用的是，假如能堅持重複進行，快步走——時間越長越好。這是個矛盾的說法，一方面不停地運動才能激發靈感，一方面這個運動客觀上又使他無法寫作。然而，在意大利度過的冬天相對而言儘管是舒服了一點，卻比坐在不安定的驛站馬車上時更寫不出東西。德累斯頓、巴德加斯泰因、薩爾茨堡、慕尼黑、威尼斯、佛羅倫薩、羅馬、佛羅倫薩、曼圖亞、維羅納、因斯布魯克、薩爾茨堡、卡爾斯巴德、布拉格、格雷芬堡、柏林、巴德加斯泰因、布拉格、薩爾茨堡、威尼斯、博洛尼亞、佛羅倫薩、羅馬、尼斯、巴黎、法蘭克福、德累斯頓——然後又從頭來一遍，著名旅遊城市名字不斷重現的這一連串地方，確實不是一個要尋求療養的人該走的路線——或者不是尋求療養，而是收集大飯店的標誌到莫斯科炫耀，不管它是俄亥俄州的莫斯科還是俄國的莫斯科——它只不過是一條惡性循環的虛線，並無地理學上的意義。果戈理的溫泉療養勝地並非真是空間意義上的。對他來說，中歐只不過是一個視覺現象——唯一真正關係重大的、唯一真正令人困惑的、唯一真正的悲劇是，他的創造力在不斷地和令人絕望地衰退。托爾斯泰放棄小說創作，去追求倫理、神秘主義和教育上的強烈慾望的時候，他的天才已經成熟，是氣色健康的，而且從他逝世後發表的生前未完成的虛構作品片斷來看，在安娜·卡列尼娜死了以後，他的藝術依然在發展。但是果戈理是一個寫書不多的人，而且他擬訂的要寫一本關於他的一生的書的計劃正好與他作為一個作家開始衰落的時間相吻合——即在他寫了《欽差大臣》、《外套》和《死魂靈》第一部而達到創作頂峰之後。

說教時期開始於他給《死魂靈》作某些最後修飾——對於未來輝煌的登峰造極所作的那些奇怪的暗示——的時候。他自國外寫給朋友的無數信件中有奇怪的《聖經》的意味，從而使句子看上去自命不凡。 “誰若不留意我的話誰就必將遭受痛苦！把所有的事暫時放在一邊，把你在無聊時刻想入非非的所有樂趣放在一邊。聽從我吧：用一年時間，僅僅一年，照料你莊園裡的事務。”叫地主們回去面對鄉間生活中的問題（包含與事務相關的一切當代含義——收成不好，監工不力，農奴難管，懶散，偷盜，貧困，缺乏經濟和“精神”條理）成了他的主題和命令——用預言家的語氣表達的命令，命令人們丟棄所有世俗財富。但是，儘管用了這樣的語氣，果戈理卻囑咐地主們去做截然相反的事（雖然這話聽起來像他在荒涼的山頂上以上帝的名義要求作出巨大犧牲）：你在大城市裡是在浪費你不穩定的收入，因此，離開大城市，回到你的土地上去，上帝賜予你土地，目的明確，你可以變得像黑土地一樣富裕，因為強壯和歡樂的農民，懷著感恩之心，在你的慈父般的監督下，辛勤勞作。 “地主的責任是神聖的。”——這就是果戈理佈道的主旨。

人們不免會注意到他是多麼急切，過於急切，不僅要叫臉色陰沉的地主和不滿的官吏回到他們地方上的事務裡去，回到土地和作物上去，而且還要求他們詳細向他報告觀感。人們幾乎會認為，果戈理的思想深處，那個潘多拉的盒子似的思想深處，還藏著別的東西，對他來說比俄國農村生活的倫理和經濟狀況更加重要的東西；那就是——要為他的書獲得“可靠的”第一手材料的可悲企圖；因為他正處於一個作家可能會有的最糟糕的境遇：他已經喪失了想像真實情況的才能，並且認為真實情況會孤立地存在。 問題是，不加掩飾的真實情況並不以自然狀態存在，因為真實情況絕對不會真正毫無掩飾的：一塊手錶留下的白色痕跡，一個烏青的腳後跟上貼的翹起的橡皮膠，即使是最熱情的裸體主義者，也不會把這些拋棄。光是一串數字就能非常簡明地洩漏寫數字的人的身份，就像枯燥乏味的密碼給愛倫·坡帶來了財富一樣。一份最粗略的履歷表也以署名人特有的風格活生生地叫喚著，拍打著翅膀。甚至我還懷疑，是否能給人一個電話號碼卻不洩漏你的一些情況。但是，儘管果戈理說了所有這些希望了解人類因為他熱愛人類的話，然而他實際上對提供情況的人的個性並不感興趣。他只想要得到絕對不加修飾的真實情況——而同時他要求得到的不僅是簡單的數字，而是完完整整的一套觀察資料。他的一些比較寬容的朋友起先勉強答應他的要求，而隨後他們對這樣的做法也熱心起來，把地方上和農村的情況寫成材料寄給他，在這個時候——他們從他那裡得到的卻是失望的咆哮，而不是感謝；因為寫信給他的人並不是果戈理式的人。他們只不過是得到他的命令敘述事情而已——就是敘述事情。他們都非常盡心地去做了。他拿到這些材料盡生悶氣，因為他的朋友並非作家，而他又不能寫信給當作家的朋友，因為那樣一來所提供的材料絕對不會是毫不加掩飾的。整個事態其實就是對“不加掩飾的真實情況”和“現實主義”這類術語之愚蠢的一個最好註腳。果戈理——一個“現實主義者”！許多教科書都這樣說。果戈理為了完成他的拼接書可悲而徒勞地從讀者那裡蒐集材料的時候，他本人非常可能臆斷，他這樣做是完全合理的。事情非常簡單，他帶著怒氣不停地對一個個先生小姐重複說，每天花一個小時坐下來，把你所聽到的和看到的都記下來。他盡可以告訴他們把月亮摘下來寄給他——不管是上弦月還是下弦月。即使你匆忙包紮的藍紙包裹裡，還有一兩顆星星和一絲霧氣混在裡面，那也沒有關係。要是一彎月牙儿的尖鉤碰斷，我會換一個上去。

對於沒有得到他想要的材料他非常惱火，他的傳記作者對此都非常迷惑不解。他們不明白，怎麼會有這樣的怪事，一個天才作家見別人無法寫得像他那樣好而感到非常意外。實際上，讓果戈理大發脾氣的是，為了蒐集他自己已經無法創造的材料，他想出的詭秘辦法不靈驗。對於自己的無能感到的內疚不斷加劇，這已經成了一個疾病，但是他瞞著自己，也瞞著別人。他歡迎阻礙和障礙（如他所說，“障礙是我們的翅膀”），因為阻礙和障礙可以為延宕擔負責任。他晚年的全部哲學思想，包含著“天越黑，你明天的福就越燦爛”這樣的基本觀念，它就是這個明天永遠不會再來這樣的揮之不去的感覺造成的。 另一方面，假如有人暗示明天的福的到來可以加快，他就會可怕地大發脾氣——我不是一個僱用文人，我不是打短工的，我不是一個記者——他會這樣寫。他竭盡全力叫自己和別人相信他準備寫一部於俄國（在他的非常俄國的思想裡，“俄國”現在是與“人類”同義的）極為重要的書的時候，他拒絕容忍他自己的神秘暗指所招致的流言蜚語。在《死魂靈》第一部發表以後的那個人生階段可以被冠以“Great Expectations”之名——至少站在讀者的立場上來看。有的人甚至還期待他對腐敗和社會不公作出更加明確和更加有力的譴責，有的還期待一個每一頁都充滿歡聲笑語的快樂故事。正當果戈理在歐洲最南面才有的冰冷的房間里瑟瑟發抖，正當他向朋友們斷言從今以後他的人生是值得崇敬的，他的肉身必須被小心服侍、愛護、照料，彷彿一個裝滿了智慧瓊漿玉液（即，《死魂靈》第二部）的佈滿裂紋的泥壇子，正當這個時候，一個令人高興的消息在國內傳開了，果戈理正在完成一部寫一個俄國將軍的羅馬歷險記的書——他所創作的最有趣的書。這個說法的可悲之處是，事實上我們所看到的第二部的殘篇中，最精彩的部分碰巧是與那個滑稽的機械人貝特里肖夫將軍相關的段落。

羅馬與俄國，在果戈理的虛構世界裡，構成了一個關係比較深刻的組合。羅馬是他持續擁有健康的身體的地方，這是他在北方不曾有的。意大利的花兒（關於這些花兒他曾說：“我對於孤零零生長在墳墓上的花兒懷有敬意”）使他心中產生要變成一個鼻子的強烈願望：別的什麼都可以沒有，比如眼睛、胳膊、腿，只要有一個很大的鼻子，“鼻孔有兩個大鉛桶那樣的大小，這樣我就可以盡可能吸進全部vernal香氣”。住在意大利的時候他特別有鼻子意識。那裡還有別樣的意大利天空，“一片銀色，富有綢緞似的色澤，但是如果從古羅馬圓形劇場的拱門望去，則是深藍的色調”。他從自己的扭曲、駭人、邪惡的世界形像中掙脫出來，尋求一種放鬆，可悲地恪守二流畫家心目中羅馬本質上是“別緻”的地方的常規看法：“我還喜歡驢子——兩眼似睜非睜，從從容容或者搖搖擺擺地使勁走著，別緻地馱著強壯威嚴的意大利婦人，她們人走遠了，頭上白色的帽子卻依舊清晰可見；有時看見這些驢子艱難地行走，樣子不很別緻，非常吃力，腳下不停打滑，這時候有一個瘦長僵直的英國人，披著一件褐中帶綠的防水馬金托什雨衣［逐字對譯］，伸直兩腿以防碰到地面；有時看見一個穿短上衣的畫家騎著驢子，蓄著凡·戴克式的鬍鬚，背著木畫架”，如此等等。這樣的風格他維持不長，他有一個時期曾考慮要寫的一個意大利紳士歷險的傳統小說，很恰當地只限於若干過分渲染的籠統描述，“她身上的一切，從她的肩膀到她的古風逼真的腿，一直到她的最後一個腳趾，都是創造的頂峰”——行了，說夠了，否則在果戈理小說中的俄國深淵裡，一個愁眉苦臉、在沉思中排解痛苦的外省小職員，他的囁嚅會與經典的生動流暢自動攪和在一起。

羅馬還有俄國大畫家伊凡諾夫。他花了二十多年時間創作他的油畫《耶穌顯聖》。他的命運在許多方面都與果戈理相似，唯有一點不同，即他最終完成了他的傑作：據說畫作最終展出的時候（一八五八年），他靜靜地坐在那裡做幾筆最後的潤色——在二十年的創作之後的潤色！ ——而展廳裡的參觀者對此不屑一顧。無論是伊凡諾夫還是果戈理，兩人都永遠生活在貧困中，因為兩個人都不能放棄畢生的創作去謀生；兩個人都不斷受到等得不耐煩的人們的糾纏，指責他們拖拉疲沓；兩個人都十分敏感、脾氣暴躁、缺乏教養、處理世事都笨拙可笑。果戈理在他對伊凡諾夫的傑作所做的精闢描述中，強調了這一聯繫，因此人們會不自覺地感覺到當他提到畫中主要人物的時候（“他在超凡的安詳和出神中，用加快的堅定腳步走近”……），伊凡諾夫的畫作，在他的思想上以某種方式，與他自己仍未完成的書的宗教成分融合在一起，而且他看見他的這部書從銀色的意大利高地穩步朝他走來。

他在寫作《與友人書簡選》期間寄給朋友的書信中並沒有這些選段（假如書信包括了這些選段，果戈理就不是果戈理了），但是這些書信無論是內容還是風格都很像這些書簡選段。他認為其中有些書信是受到神靈啟示的，因此他要求在“齋戒週內每天”閱讀這些書信；然而，讓人懷疑的是，收到他信的人中是否有人很順從地這樣做——把一家人都召集起來，很不自然地清一清喉嚨——酷似《欽差大臣》第一幕里市長準備要讀那封極為重要的信的場景。這些書信中使用的語言幾乎是偽善語氣的拙劣模仿，但是書信間或也有一些很漂亮的插入敘述，例如，在講到一家欺騙了他的印刷廠的時候他使用了一些非常激烈和世俗的語言。他為他的朋友擬定的虔誠行動多多少少恰好與那些交託他們去辦的麻煩事重合。他有一套非常奇怪的懲罰“罪人”、叫他們聽從他使喚的做法——替他跑腿、購買和包裝他需要的書籍、抄寫評論文章、與印刷廠打交道，等等。作為報償他會寄一本書去，例如《師主篇》，並且詳細指導如何讀這本書——有關水療法和消化疾病段落中也有相類似的指導——“早餐前飲兩杯冷水”就是他給予一個病友的指導意見。

“拋開你自己的一切雜事，忙於我的事務”——這是一般的調子——假如收信人是堅信“幫助果戈理即幫助上帝”的信徒，這樣的調子當然是非常合乎情理的。但是，收到從羅馬、德累斯頓和巴登巴登寄來的書信的現實的人認為，果戈理要不是發瘋了就是在故意裝傻。也許他在行使他的神授之權的時候也並不很一絲不苟。他把他上帝代表的自在地位用於個人目的，例如，他對過去得罪過他的人提出嚴厲的批評。當批評家波戈金的妻子去世、做丈夫的痛不欲生的時候，果戈理在信中是這樣寫的：“耶穌基督會幫助你成為一個有教養的人，儘管你受的教育和你的意向並非如此——她通過我這樣說的。”——這是弔唁信中絕對獨特的一封。阿克薩科夫是最終決定告訴果戈理他對某些勸告的看法的少數人之一。 “親愛的朋友，”他寫道，“我從來不懷疑你的信仰的真誠或者你對待朋友的善意；但是我坦率承認你表現信仰所採用的形式讓我覺得生氣。甚至——讓我覺得可怕。我已經五十三歲了。你還沒有出生我就讀過托馬斯的書了。我絕不會譴責別人的信仰，同樣也絕不會接受別人的信仰——可是你卻來勸告我，彷彿我是一個小學生——而且對我自己的思想沒有絲毫的了解——勸我讀《師主篇》——而且要我早晨喝完咖啡之後某個固定時間裡閱讀，一天讀一章，就像做功課一樣……這真是又好氣又好笑……”

但是果戈理堅持採用他新近才發現的體裁。他認為他所說的、他所做的都受到即將在《死魂靈》第二部和第三部中透露神秘精髓的同一種精神的啟示。他還認為，他寫《與友人書簡選》這部書的意圖是把它當作是一個標準，讓讀者俱備適合接受《死魂靈》續篇的情緒，看作是實現這一意圖的一個手段。人們不得不認為，他根本沒有明白如此心懷好意準備的跳板的真諦。 《與友人書簡選》的主體包括了果戈理給予俄國地主、地方官吏以及廣大的基督教徒的忠告。鄉紳老爺被看作是上帝的代理人，勤勉的代理人，他們在天堂擁有股份，在人間或多或少擁有可觀的佣金。 “把你的所有mouzhiks集合起來，告訴他們，你要他們辛勤勞作是因為這是上帝要他們這樣做的——並不是因為你們需要可供玩樂的金錢；並且在這個節骨眼上拿出一張鈔票來，作為你們說的話看得見的證明，當著他們的面燒掉……”這一幕情景是令人欣喜的：鄉紳老爺站在家門口，出示一張挺括、色彩柔和的紙幣，表現出專業魔術師的從容手勢；一張光桌子上放著一本《聖經》；一個男孩手捧一根點亮的蠟燭；滿臉鬍子的農民們張大嘴巴，畢恭畢敬地等待著；這張鈔票化作燃燒的蝴蝶，人們驚嘆低語；變戲法的人輕輕地、輕快地搓著手——只搓著手指頭的內側；然後又說了一番廢話，打開《聖經》，哇，像一隻鳳凰一樣，財寶就在那裡面。 審查官慷慨大方地忽略了第一版的這一段，儘管任意毀壞國家錢鈔暗含著對政府的蔑視——就像《欽差大臣》裡的知名人士譴責行為激烈的古代歷史教授們砸壞國家財物（即椅子）。人們不禁會繼續採用這個比喻，說在某一種意義上，果戈理在《與友人書簡選》裡似乎在扮演他自己創作的荒誕滑稽人物。沒有學校，沒有書本，只有你和鄉村神甫——這就是他向鄉紳老爺建議的教育制度。 “農民們甚至不該知道除了《聖經》之外還有別的書籍。”“不管到哪裡你都要帶著鄉村神甫……讓他來做你的莊園管理人。”另外一個讓人目瞪口呆的選段裡，收錄了粗野的咒罵用語，在要痛罵一個懶惰的農奴的時候就可以用來刺痛他的要害處。書中還有傲慢的不倫不類的浮誇語言——以及對倒霉的波戈金的惡毒攻擊。我們還見到了這樣的話，例如“人人都變成了破爛的貨色”，或者“同胞們，我嚇壞了”——“compatriots”（“索奧梯切斯特維尼基”）的發聲音調與“comrades”或“brethren”同——甚至更強調。 這部書招來一片罵聲。俄國的輿論基本上來說是民主的——而且，附帶在這裡提一提，非常讚賞美國。沒有一個沙皇摧毀得了這個基礎（只是到了很久以後才被蘇維埃政權摧毀）。上個世紀中葉俄國有好幾個平民思想流派；儘管其中最激進的流派最終落到了民粹主義、馬克思主義、國際主義等等的極端沉悶的氣氛中（然後再繞下去，隨著國家農奴制和反動的國家主義的出現，最終畫成了不可避免的圓），但是，毫無異議，在果戈理的時代，“主張西方文化的人”形成了一股勢力，在眼界和社會地位方面都是那些反動的守舊派所望塵莫及的。因此，僅僅把批評家別林斯基，舉例來說，看作是六七十年代惡毒地強調平民價值高於藝術價值的那些作家的先行者是很不公正的（從系統發展史上來說他當然是的）；他們所謂的“藝術”是什麼意思，那是另一回事：車爾尼雪夫斯基或者皮薩列夫會嚴肅認真地蒐集理由來證明，為人民編寫教科書比畫“大理石柱子和仙女”還重要——他們認為這些是“純藝術”。附帶提一提，在用民族、政治或一般的平庸觀點批評“為藝術而藝術”的時候，把所有美學潛在價值放到自己在水彩畫方面的渺小觀念和能力的水平上，這在一些現代美國批評家的論爭中是非常有趣的。作為藝術價值評估者的別林斯基，不管有著什麼樣的幼稚缺點，但他作為一個公民、一個思想者，有著追求真理和追求自由的驚人天賦，這種才能只有黨派政治才能摧毀——而黨派政治當時仍在搖籃中。當時他的杯子裡還盛著一種純淨的液體；在杜勃羅留波夫、皮薩列夫和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幫助之下，這杯液體注定會轉化為繁殖非常邪惡的細菌的液體。另一方面，果戈理顯然已經陷入泥沼，錯把污穢的泥潭表面油污當作令人驚嘆的彩虹。別林斯基寫給果戈理的那封著名的信，實際上徹底批判了《與友人書簡選》（“這片浮誇、邋遢詞語的喧嚷聲”），那是一篇卓越的文獻。這封信同時還包含了對沙皇統治的猛烈攻擊，因此散發《別林斯基的信》不久就構成了流放西伯利亞服苦役之罪。果戈理似乎也感到苦惱，但主要是因為別林斯基暗示他是在向貴族搖尾乞憐，好得到經濟支援。別林斯基當然是屬於“窮且傲”派的；而果戈理作為一個基督教徒譴責“傲慢”。 儘管有幾乎從四面八方朝著他這本書湧來的潮水般的辱罵、抗議和諷刺挖苦，果戈理相當英勇地保持著鎮靜。雖然他承認這本書“是在病態和很不自在的心情下”寫的，還說“對於這樣的寫作藝術的缺乏經驗，在魔鬼的幫助下，把我實際上感覺到的謙恭轉化為妄自尊大的傲慢表現”（或者如他在別處所說，“我自己的行為簡直就像赫雷斯塔科夫”，但是他還是以一個堅貞的殉道者的莊嚴態度，堅持認為他寫的這本書是非常有必要的，並且有三個理由這樣說：它讓人們看到了他的真實一面；它讓他和他們自己看到了他們的真實一面；它像暴風雨一樣有效地淨化了普遍的氛圍。這無異於是在說他完成了他想做的事：讓輿論做好準備，接受《死魂靈》的第二部。 果戈理長期旅居國外期間和頻繁出入俄國時，不斷在小紙片上寫下（在他的馬車裡，在客棧裡，在朋友的家裡，不管到了哪裡）與這部最優秀的傑作有關的零星文字。有時候他還會寫下一系列的章節，寫完之後又會非常神秘地讀給他最親密的朋友聽；有時候他什麼都不寫；有時候他會叫一個朋友一頁頁地抄寫，有時候果戈理硬說他一個字也沒有寫——一切都在他腦子裡。就在他死之前他燒毀了大批手稿，而很顯然在這之前他已經燒過幾回了。 在他可悲的艱難奮鬥期間，他曾有過驚人之舉，鑑於他身體的孱弱，這樣的舉動簡直是英勇事蹟：他千里迢迢去到耶路撒冷想要尋找他寫這本書所需的東西——神授忠言、力量以及創造性的想像——那光景與一個不孕的婦人在中世紀教堂彩色玻璃的陰影中祈求聖母馬利亞給她一個孩子一模一樣。然而，好多年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推遲朝聖：他說，他的精神還沒有準備好；上帝不希望這麼早：“注意他攔在我路上的障礙物”；某種心態（隱約像天主教的“謝恩禱告”）必須具備，以便確保他（絕對異教徒的）雄心勃勃的計劃有最大可能獲得成功；而且，他需要一個不會讓他感到無聊而又可靠的出行伴侶；這個伴侶緘默或是饒舌的時機都將會與朝聖者復雜多變的情緒完全合拍；倘有必要這個伴侶還會把手伸進旅行毯里安撫他一下。一八四八年一月他終於執行他的危險計劃的時候，沒有任何理由說明他的計劃不會轉而化作從未有過的淒慘失敗。 一位可愛的老太太，果戈理最真誠、最愚笨的通信者之一，納傑日達·尼古拉耶夫娜·謝雷梅捷夫娜，為了他的靈魂起見他們交流過許多回禱文，她送果戈理到了莫斯科城外的關卡。果戈理的身份證件可能非常完備，但是他討厭出示證件讓人檢查，這個神聖的旅程就以一個他習慣用於捉弄警察的病態騙人把戲開始。倒霉的是，這一回把老太太也牽扯進去了。在關卡上她擁抱了朝聖者，掉下了眼淚，並在果戈理的胸前畫十字，而果戈理也熱情回應。這個時候警察要求出示證件：一名警官想知道到底是誰要出關。 “是這位可愛的老太太，”果戈理大聲道，說罷坐進馬車轆轆地走了，弄得謝雷梅捷夫娜太太非常尷尬。 他給他母親寄去一份特別的禱文讓當地的神甫在教堂裡念。在這份禱文裡他祈求上帝保佑他在東方免遭強盜搶劫，在渡海的時候不受暈船之苦。上帝忽略了第二個祈求：在那不勒斯和馬耳他之間航行的變幻莫測的“卡普里號”船上，果戈理嘔吐得非常厲害，“讓旅客們都大驚失色”。後來剩下的朝聖旅程非常值得懷疑，假如不是因為有官方文件證明這趟旅行確實發生過，人們很容易認為像先前他編造的西班牙遊一樣，這整個行程也都是編造的。假如你連續幾年告訴人家你打算要做某一件事，而你由於無法下定決心去做這件事而感到心力交瘁的時候，如果你在某一天能讓他們相信這件事你已經完成了，那麼你就可以省去好多的麻煩——能夠丟下不再提起這件事，那真是讓人深深地舒了一口氣。 “我夢幻般的印像給你傳達了什麼？我就是透過一個夢的迷霧看到了聖地。”（摘自他給朱科夫斯基的一封信）。我們隱約看到他在沙漠裡與他的旅行伴侶巴西里爭吵。他在撒馬利亞采了一枝百合，在加利利采了一枝罌粟（像盧梭一樣對植物學有一點隱約的偏好）。到了拿撒勒正逢天下雨，他尋找避雨的地方，並因此滯留了幾個小時，“我坐在那裡根本不覺得自己是在拿撒勒”（坐在一個長凳上，凳子下面躲著一隻母雞），“就好像我坐在俄國某個地方的一個馬車驛站裡”。他拜訪過的聖所並不能與他心靈裡神秘的實體融合。結果，聖地對於他的心靈（以及他的書）都沒有起多少作用，正像德國的療養院對他的身體沒有起什麼作用一樣。 果戈理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裡，一直執拗地想著《死魂靈》的續篇。他已經喪失了憑空創作生活的神秘能力；他的想像需要加工一些手頭現成的材料來完成，因為他依舊還有精力重複一遍；儘管他已經不能像在第一部裡那樣創作一個全新的世界，但是他認為他可以採用同樣的神韻，把它的構思換一種方式重新組合，那就是：按照一個明確的意圖來創作，這個意圖雖然在第一部裡不存在，但是現在應該不僅可以提供一個新的推動力，而且還可以賦予第一部一個回顧性的意義。 除了果戈理問題的特殊性之外，他陷入的一般性錯覺當然也是危害極大的。一個作家倘若對“什麼是藝術”和“藝術家的職責是什麼”這樣的問題產生了興趣，那麼他就會惘然不知所措。果戈理認為文學藝術的目的是在病人身上確立內心的平靜與安寧感從而醫治病人。治療還應該包括一種道德說教藥。他認為描繪國民缺陷和國民美德所採用的方式應該能幫助讀者堅持後者，擺脫前者。在剛開始寫續篇的時候他的意圖明確，他的人物並非“完全道德高尚”，而是比第一部裡的人物“更有名望”。套用出版商和書評人愛用的俗語，他是想賦予人物更多的“人性魅力”。倘若一個作者對一些人物的“同情態度”和對另一些人物的“批判態度”表達的不是十分明朗，那麼寫小說就不過是一場罪惡的遊戲了。因此，事實上很清楚，即使是最謙遜的讀者（他們喜歡讀以對話形式呈現、極少“描寫”的書——因為會話即“生活”）也知道要站在哪一邊。果戈理答應給予讀者的——確切地說是他想像的讀者——是事實。他說，他描繪俄國人不會寫個別怪人的“瑣碎特徵”，不會寫“沾沾自喜的庸俗和古怪行為”，不會通過一個寂寞的藝術家個人想像的褻瀆神聖的手段，而是採用這樣的手段，即，“俄國人要充分錶現出他的民族性，要充分錶現他身上蘊涵的豐富多彩的內在力量”。換一句話說，“死魂靈”要變成“活魂靈”。 顯然，果戈理（或者有類似不幸意圖的任何一個其他作家）說的意思可以用更加簡單的話來表達：“我在第一部裡想像了一種類型的世界，但是現在我打算想像另一種類型的世界，它將更符合我所想像的是非觀念，即我想像的讀者或多或少有意識地同樣具有的是非觀念。”這種情況下的成功（暢銷雜誌作家等等）直接依賴作者對於“讀者”的看法，與讀者自己具有的傳統的即想像的觀念、相應的出版商源源不斷提供的精神口香糖精心培育和供養的觀念，聯繫有多緊密。但是果戈理的情況當然沒這麼簡單，首先是因為他打算要寫的東西酷似宗教啟示，其次是因為想像的讀者不僅應該欣賞這一啟示的種種細節，而且還應該接受這本書總的影響給予的道德救助、教化，甚至要脫胎換骨。主要的困難在於須與第一部的素材相結合，這些素材從庸人的觀點來看是在說“怪人怪事”（但是果戈理卻又必須採用這些，因為他已經不能再創作一個新的結構了），是種莊嚴的講道，他在《與友人書簡選》裡已經給過這方面的令人吃驚的例子了。雖然他的最初意圖是描繪的人物不是“完全道德高尚的”，而是“有名望的”，也就是說他們充分體現俄國感情、情緒和理想的豐富多彩的混合，但是他漸漸發現，他筆下出現的這些“有名望的”人物正在變質，因為他們從自然媒質、從與最初那一群可怕鄉紳的內在相似性上轉移過來了難以避免的怪癖。結果唯一的出路是要有一群性格完全不同的人物，他們將非常明顯、非常局限地“優秀”，因為在他們這種情況下，任何想將他們的性格充分加以刻畫的企圖，就必定會產生並非“完全道德高尚”的人物由於他們的倒霉出身而一直表現出來的同樣古怪的形式。 一八四七年，一個狂熱的俄國教士馬太神甫，施展約翰·克里索斯託的滔滔不絕的辭令，又採用中世紀晦澀難懂的古怪念頭，請求果戈理徹底放棄文學，投身虔誠的職責，例如，根據馬太神甫和其他這樣的神甫的計劃淨化靈魂，為來世作好準備——針對馬太神甫的請求，果戈理在信中竭盡全力讓收信人明白，假如教會允許他背著馬太神甫屈從上帝灌輸給他的寫作衝動，那《死魂靈》的虔誠的人物會多麼好啊：“難道一個作者不能在一個動人故事的框架裡，描繪比別的作家寫的人更虔誠的人的生動榜樣嗎？榜樣比爭論要有力得多；而在寫出這樣的榜樣之前一個作家要做的就是自己成為一個虔誠的人，過一種讓上帝欣喜的生活。我從來沒有夢想過要寫作，假如現在沒有這樣普遍閱讀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的風氣的話，而大多數的小說道德敗壞，罪惡地引誘人，但是人們還是在閱讀，因為這些小說引人入勝，並且不乏才智。我也有才智——讓自然和人活在我的故事裡的本領；既然如此，難道我不可以也用同樣引人入勝的方式，按照神聖的法則描繪正直和虔誠的人們嗎？我想坦誠地告訴你，這，而非名和利，才是我寫作的主要動機。” 人們如果認為果戈理花了十年時間只是試圖寫一些能討好教會的東西，那當然是滑稽可笑的。他真正努力要做的是寫出既讓藝術家果戈理高興，又讓僧侶果戈理高興的東西。偉大的意大利畫家在不停地這樣做，他的心被這個想法困擾：一個陰冷的修道院，牆上爬滿了玫瑰，一個面容憔悴的男人頭上戴著無簷便帽，他正在創作的濕壁畫色彩鮮豔、光彩照人——這些就是果戈理渴望得到的專業背景。倘若轉化為文學，完成後的《死魂靈》將組成三個相連的形象：罪惡、懲罰和贖罪。要達到這個目的是絕對不可能的，不僅因為果戈理的獨特天才如若任其表現，肯定會干擾任何傳統的計劃，而且他已經把一個主要的角色，即罪人的角色，強加在一個人身上——如果乞乞科夫可以被稱作一個人的話——但是這個人非常滑稽可笑地不適合擔當那個角色，而且這個人活動在一個拯救人們的靈魂這種事情簡直不可能發生的世界。第一部書的果戈理式的人物中間完全不可能出現用同情的筆觸描繪的教士，這就像帕斯卡爾的著作裡絕不會出現gauloiserie，或者斯大林最近的演說裡絕不會引用梭羅的話，道理是一樣的。 在第二部保存下來的僅有幾章裡，果戈理的魔杯模糊了。乞乞科夫這個人物雖然還留在（而且神氣活現地）中心位置，但是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離開了焦點面。在這幾章裡確有幾個精彩的片段，但是這些片段也不過是對第一部的仿效罷了。當那些“虔誠”人物出現的時候——勤儉的地主、聖人般的商人、上帝一樣的王子，人們會覺得完全陌生的人蜂擁而入，佔據了一座四面透風的空蕩屋子，而屋子裡本來熟悉的東西一片狼藉、滿目淒涼。正如我已經說過的，乞乞科夫的欺騙行為只不過是罪惡的幻象和拙劣模仿，因此不可能有不歪曲整個思想的“真正的”懲罰。 “虔誠的人們”是假的，因為他們不是果戈理世界的人，因此他們與乞乞科夫的每一次接觸都是不和諧的，令人抑鬱的。倘若果戈理真寫了贖罪部分，一個“虔誠的教士”（略帶天主教色彩的教士）在西伯利亞腹地（有一些零星的資料說明，為了要獲得正確的背景，果戈理研讀過帕拉斯的《西伯利亞植物誌》）拯救乞乞科夫的靈魂，假如乞乞科夫命中註定要在一個遙遠的隱修院以一個憔悴的僧侶的身份結束他的日子，那麼毫無疑問，這位藝術家在藝術真理最後耀眼的閃現中，把《死魂靈》的結尾燒毀了。馬太神甫可以心滿意足了，果戈理在臨死前不久放棄了文學；但是可以看作是這種放棄的證明和象徵的稍縱即逝的火光，恰恰成了事情的相反面：在他蹲在爐子麵前啜泣的時候（“在何處？”我的出版商問道。在莫斯科。），是一個藝術家在銷毀多年的勞動成果，因為最終他認識到已經完成的書並不忠於他的天才；因此，乞乞科夫非但沒有在傳奇湖畔肅穆的冷杉林中的木頭小教堂裡消亡，相反，他恢復了他的本色；一個簡陋的地獄裡的一小點藍色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