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第三節

我在各種氣候區、在各種裝扮下捕捉蝴蝶：一個穿燈籠褲戴水手帽的漂亮小男孩；一個穿法蘭絨褲子戴貝雷帽的四海為家的瘦長僑民；一個穿短褲不戴帽子的胖老頭。我的陳列櫃大多和我們的維拉住宅有著共同的命運。在我們城裡住宅中的那些，以及我留在雅爾塔博物館裡的小小的補充部分無疑已經為皮囊蟲和其他害蟲所毀。我在流亡期間開始收集的一批南歐品種的收藏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丟失在了巴黎。從一九四〇到一九六〇年期間我在美國捕捉到的（幾千種標本，包括極其稀有的珍品和類型）都在比較動物學博物館、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和康奈爾大學昆蟲學博物館中，它們在這些地方比在托木斯克或阿托木斯克要安全。難以置信的快樂記憶，事實上幾乎可以和我對俄國童年的記憶相媲美的，是和我在馬薩諸塞州坎布里奇的比較動物學博物館所做的研究工作（一九四九一——一九四八）聯繫在一起的。同樣使我感到快樂的，是在二十年期間幾乎每一個夏天都要從事的、走遍我移居的國家大多數州的採集旅行。

在傑克遜洞和大峽谷，在科羅拉多州特柳賴德的山坡上，以及在紐約州奧爾巴尼附近的一片遠近馳名的松林泥炭地上，生活著並將繼續一代又一代、比書的版次更多地生活著我稱為新品種的蝴蝶。我的好幾種發現已經被其他人研究過了；有的以我的名字命名。其中之一，納博科夫尺蠖蛾（Eupithecia nabokovi McDunnough），是我在一九四三年的一個夜晚，在猶他州詹姆斯·勞克林的阿爾塔小舍的落地大觀景窗的玻璃上捉住放進盒子裡的，它極富哲理地與螺旋發展的主題相切合，這個主題開始於一九一〇年左右的奧雷德茲的樹林——或許更早，在一個半世紀之前新地島的那條河邊就開始了。 確實，我在感情或食慾、志向或成就方面體會到的東西，在豐富多彩性和強度上很少能夠超越探究昆蟲學時感到的激動。從一開始它就具有許多相互輝映的方面。其中之一是獨處的強烈願望，因為任何夥伴，無論多麼安靜，都會妨礙我專心致志地享受我的癖好。要滿足它是不允許有任何妥協和例外的。我十歲的時候，男女家庭教師就已經知道，上午是屬於我自己的，於是都小心地避開。

有關這個方面，我想起了一個同學來訪的事，這是一個我很喜歡的少年，曾和他在一起玩得非常開心。他是在一個夏夜——我想是一九一三年——從大約二十五英里外的一個城鎮來的。他父親不久前死於事故，家庭破落了，因為沒有錢買火車票，這個勇敢的孩子一直騎車走了那麼多英里來和我一起待上幾天。 他來的第二天早晨，我想盡辦法偷偷離開宅子去進行我上午的跋涉，不讓他知道我去了哪裡。我連早飯也沒有吃，歇斯底里地匆匆拿上網子、藥筒子和殺蟲瓶，從窗子逃了出去。一旦進入了樹林我就安全了；但是我仍然繼續往前走，小腿打顫，眼睛裡滿是滾燙的淚水，當我想像我那可憐的朋友，拉著蒼白的臉、繫著黑領帶沒精打采地在炎熱的花園裡轉悠——沒事可干只好拍拍氣喘吁籲的狗，使勁為我不在給自己找理由——我渾身上下因羞愧和自我憎惡而抽搐起來。

讓我客觀地審視一下自己的惡習吧。除了我的父母，沒有人真正理解我的迷戀，很多年以後我才遇到了同病相憐的人。我最先明白的事情之一是，自己收藏品的增加不能依靠別人。一九——年夏天的一個下午，女士走進我的房間，手裡拿著本書，說她想要讓我看看盧梭是如何機智地（出於對植物學的偏愛）指責動物學的，而那時她把自己肥碩的身軀落進椅子裡的重力過程已經到了我痛苦的呼號也阻止不了的地步：我剛巧把一個有玻璃蓋的陳列櫃裡用的盤子放在了椅座上，盤子裡有長長的一系列漂亮的大白蝶。她的第一個反應是被刺痛了的虛榮心：肯定不可能把事實上已經被它毀掉了的東西歸罪於她的體重；她的第二個反應是安慰我：Allons donc， ce ne sont que des papillons de potager！ ——這只能使事情更糟。新近剛從施陶丁格處買來的一對西西里的蝴蝶也被壓壞，受到了損傷。一個巨大的比亞里茨蝶的標本被完全損壞了。被毀的還有我的一些精選的本地捕獲品。在這些裡面，這一個種屬中和加那利族相似的一隻畸變了的蝴蝶的標本也許可以用幾滴膠水修復；但是一隻珍貴的雌雄嵌體蝴蝶——左側雄右側雌——的腹部找不到了，翅膀也掉了下來，被永遠毀掉了：你可以把翅膀重新粘上，但是卻不能證明四個翅膀都屬於那個釘在一枚彎大頭釘上的沒有頭的胸部。第二天早晨，帶著一副極為神秘的樣子，可憐的女士動身到聖彼得堡去，晚上回來時給我帶來了（“比你那些菜粉蝶要更好的東西”）固定在石膏上的一隻平庸的烏拉尼亞飛蛾。 “你是怎樣地擁抱我、高興得又蹦又跳啊！”十年後當她在創造一個嶄新的過去的時候這樣大聲說道。

有一次到國外旅行時，我曾把一種稀有的飛蛾蛹留在我們的鄉間醫生那兒，他寫信給我，說全都孵得很好；但是事實上這些珍貴的蛹到了一隻老鼠嘴裡，我回來後，這個騙人的老頭拿出了一些普通的蛺蝶，想來必定是他匆忙從自己的花園裡捉來，往繁殖籠裡一放，作為貌似可信的替代（他這麼認為）。比他強的是一個熱心的廚師助手，他有時把我的工具借去，兩個小時以後帶著一袋子活躍的無脊椎生命和別的幾樣東西凱旋而歸。他會開用一條繩子係緊的網口，倒出豐富的戰利品——一大堆蚱蜢、一些沙子、在回家的路上出於節儉採摘的一個蘑菇的兩半、更多的蚱蜢、更多的沙子，和一隻遍體鱗傷的小白蛺蝶。 在俄國大詩人的作品中，我只能找到兩個真正能給人以美感的鱗翅目的意象：蒲寧對無疑是一隻蛺蝶的完美無瑕的形象再現：

的“蝴蝶”的獨白： 在法國詩歌中，繆塞的著名詩行（在《柳樹》中）給了人們很深的印象： Le phalene dore dans sa course legere Traverse les pres embaumes 這是對在英國被稱為橙黃蛾的雄性尺蠖蛾在黃昏時出沒飛行的絕對精確的描寫；還有法爾格關於一座花園的極為迷人的確切用語（在《四天》中），花園在夜幕降臨時se glace de bleu comme l'aile du grand sylvain（楊樹彩蝶）。在英語詩歌中極少的幾個真正的鱗翅昆蟲學的意像中，我最喜歡的是勃朗寧的： 普通人是多麼不注意蝴蝶，真是令人吃驚。為了讓我那對這一點表示懷疑的同伴明白，我故意問帆布背包裡裝著加繆作品的健壯的瑞士徒步旅行者，他在沿小路下山的時候有沒有看見蝴蝶。 “沒有，”他平靜地回答道。而大群的蝴蝶剛剛才在那裡讓你我開心不已。可是，下面的情況也是真的，當我回憶有關一九〇六年前的一個夏季——也就是說，在我的第一份地點標籤上的日期之前——的一條細節記得清清楚楚、以後再也沒有去過的小路的形象的時候，卻連一隻翅膀、翅膀的一次扇動、一道天藍色的閃光、一朵亮閃閃的點綴著飛蛾的花都沒有能夠看得出來，就好像有人在亞德里亞海岸上施行了一種邪惡的妖術，使那裡所有的“鱗翅們”（如我們中間愛用俚語的人所說）都隱了形。一個昆蟲學家有朝一日在一位興高采烈、已經摘下了防護帽的植物學家旁邊，跋涉在一顆類似的行星上的令人驚駭的植物群中，眼前卻連一隻昆蟲也看不見的時候，可能就會有這種同樣的感覺；就這樣（奇特地證明了一個奇特的事實：只要可能，一個人幼年時的景象會被一個具有經濟頭腦的製片人用做我們成年後夢境的現成背景），我的某個反復出現的噩夢裡的那座海邊的山頂上——我曾在清醒時把一張可折疊的網偷偷弄到了那裡去——長滿了生機勃勃的百里香和草木犀，但是卻不可思議地缺乏那兒應該具有的任何蝴蝶。

我還很快發現，一位沉溺於自己安靜的探索之中的“鱗翅家”很容易引起別人的奇怪反應。有多少次，當安排好了要去野餐，而我頗為不自然地企圖不引起注意地把自己簡陋的工具放進有一股瀝青味（用一種瀝青製劑使蒼蠅不來叮馬）的敞篷大馬車裡，或者放進有茶葉氣味的歐寶折篷汽車裡（四十年以前，汽油就有這種氣味）的時候，某個堂兄弟或姑媽就會說：“你真的就非得帶上那個網嗎？你就不能像個正常的男孩子那樣快活地玩嗎？難道你不覺得你在掃大家的興嗎？”在巴伐利亞的巴特基辛根，在一塊標著NACH BODENLAUBE的路標附近，我正要跟父親和威嚴的老穆羅姆采夫（四年前的一九〇六年，他曾是第一屆杜馬主席）一起去遠足，後者將他大理石般的腦袋轉向我，一個感情上容易受到傷害的十一歲男孩，帶著他著名的嚴肅神情說：“儘管跟我們來，但是不要追蝴蝶，孩子，那會破壞走路的節奏。”一九一八年三月，在克里米亞黑海邊的一條小路上，在開著柔軟光滑的花朵的灌木叢中，一個羅圈腿的布爾什維克哨兵企圖逮捕我，因為我給一艘英國軍艦發信號（他說，用我的捕蝶網）。一九二九年夏天，我每一次穿過東比利牛斯的一個村莊，並且恰巧回頭看的時候，總會看見在我身後，村民們僵在我經過他們那一刻時所處的各種姿態之中，彷彿我是所多瑪而他們是羅得的妻子。十年以後，在阿爾卑斯山近海地區，我有一次注意到，草在我背後呈蛇形起伏，因為一個肥胖的鄉村警察跟在我後面，肚子貼地蜿蜒爬行，看我是不是在誘捕燕雀。對於我的用網捕捉活動，美國人比其他國家的人表現出更大的病態的興趣——也許是因為我到美國去定居時已經四十出頭了，人年紀越大，手裡拿個捕蝴蝶網看起來就越古怪。嚴厲的農民要我注意“不得捕魚”的告示；從公路上駛過我身邊的汽車里傳出過陣陣嘲笑的放縱喊叫；沒精打采的狗，儘管對最惡劣的遊民毫不在意，卻振作起來撲向我，朝我狂吠；小娃娃們把我指給他們迷惑不解的媽媽看；寬宏大量的度假者們問過我，是不是在逮蟲子做魚餌；一天早晨，在聖菲附近的一片被正在開花的高高的絲蘭裝點得喜氣洋洋的荒原上，一匹黑色的大母馬跟了我一英里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