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第二節

那時我一定是八歲了，在我們鄉間宅第的一個儲藏室裡，在各種各樣佈滿塵土的東西中，我發現了一些非常精彩的書，是我的外婆對自然科學感興趣、請了一位著名的大學動物學教授（希姆科維奇）到家裡來給女兒上課的時候買的。這些書裡，有的僅僅是老古董，例如一七五〇年左右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阿爾伯圖斯·西巴的那四大卷棕色對開本著作（Locupletissimi Rerum Naturalium Thesauri Accurata Descriptio……）。在那粗糙的書頁上我發現了蛇、蝴蝶和胚胎的木刻畫。每一次偶然看見在玻璃廣口瓶裡吊住脖子的一個埃塞俄比亞女嬰的胚胎，都會使我震驚，令我作嘔；我也不怎麼喜歡CII頁插畫裡的製成標本的水螅，在它七條像蛇一樣彎曲的脖子上有七個獅牙狀龜頭，它的古怪的腫脹的軀體兩側有鈕扣似的突起，軀體終端是一個多節的尾巴。

在那個閣樓上，混在滿是高山耬斗菜、藍色的palemoniums，朱庇特剪秋籮、橘紅的百合花，以及其他達沃斯花的植物標本集之中，我找到的其他書籍更接近我的學科。我把一堆堆妙極了的非常吸引人的圖書抱到樓下：瑪利亞·西比拉·梅里安（一六四七——一七一七）的可愛的蘇里南昆蟲的插圖，埃斯珀的卓越的Die Schmetterlinge（埃朗根，一七七七年），還有布瓦迪瓦爾的Icones Historiques de Lepidopteres Nouveaux ou Peu Connus（巴黎，始於一八三二年）。更令人興奮的是十九世紀後半葉的作品——紐曼的《英國蝴蝶和飛蛾博物學論著》，霍夫曼的Die Gross-Schmetterlinge Europas，尼古拉·米哈伊洛維奇大公關於亞洲鱗翅目昆蟲的Memoires（伴有卡夫里金、雷芭科夫和拉昂畫的無比美麗的插圖），斯卡德的關於《新英格蘭蝴蝶》的驚人鉅作。

回想起來，一九〇五年的夏天雖然在許多方面相當生動，但是在和村里小學的校長一起散步的小路周圍或上空，卻還沒有任何一點翅膀的輕快拍動，或色彩絢麗的絨毛般的飄動來使之充滿勃勃生機：一九〇六年六月的那隻鳳蝶還在路邊的一種繖形植物上處於幼蟲階段；但是在那個月裡，我開始熟悉了二十來種普通的品種，女士在提到某條林間小路時，已經將它稱為le chemin des papillons bruns了，這條小路的終點是一片充滿了有珍珠色邊緣的小小的豹紋蝶（在我的第一本難忘的、充滿了永久魔力的、當時剛剛出版的小手冊，理查德·索思的《不列顛群島的蝴蝶》中，就是這樣稱呼它們的）的低濕草地。到了第二年，我開始意識到，我們的許多蝴蝶和飛蛾在英國或中歐是沒有出現過的，而更為完備的地圖集幫助我確定了它們。一九〇七年初的一場大病（肺炎，高燒到攝氏四十一度）神秘地消除了在幾個月裡使我成為神童的算術方面的怪才（今天要是沒有紙筆的話，我連十三乘十七都算不出來；不過能夠立馬把它們加在一起，鋸齒形的三插進去正合適）；但是蝴蝶倖存了下來。母親在我床旁堆積出了一個圖書館和一個博物館，想要描述一個新的種類的渴望完全取代了發現一個新素數的渴望。一九〇七年八月到比亞里茨的旅行增添了新的奇品（雖然不如後來一九〇九年的那麼清晰、那麼多）。到一九〇八年的時候，我已經完全掌握了霍夫曼所知的歐洲鱗翅目。到一九一〇年，我已經懷著夢想看完了塞茨巨大的畫冊《世界鱗翅目大全》的頭幾卷，買了最近才得到記敘的一些稀有品種，正在貪婪地閱讀昆蟲學期刊，特別是英國和俄國的期刊。分類學的發展正經歷著巨大的變化。自十九世紀中期以來，歐洲大陸的鱗翅昆蟲學研究，總體說來，一直是在德國人得心應手的操縱下的一件簡單而穩定的事情。它的權威人物施陶丁格博士也是最大的昆蟲經銷公司的首腦。即使是現在，在他去世半個世紀以後，德國的鱗翅昆蟲學家仍然沒有能夠完全擺脫他的權威形成的具有催眠作用的魔力。當他的學派作為一種科學力量的影響開始在世界上減弱的時候，他還在世。在他和他的追隨者仍堅持使用約定俗成的具體及一般的名稱、滿足於根據肉眼能夠看到的特徵對蝴蝶進行分類的時候，英語世界的作者已經在推行命名學的改革了，這是嚴格運用優先法則以及建立在對器官的顯微研究基礎上的生物分類學方面變化的結果。德國人竭盡全力對新潮流置之不理，繼續珍視昆蟲學集郵特色的一面。他們對“不應被迫去進行解剖的普通的收藏者”的關心，可以和通俗小說的神經緊張的出版商取悅於“普通讀者”——他們不應被迫去進行思考——的做法相媲美。

還有另外一個更為一般的變化，正好發生在我青少年時期對蝴蝶和飛蛾產生強烈興趣的同時。按維多利亞時代和施陶丁格式所分的種類，無論是互不相關的還是有相同特徵的，都有各種各樣（高山、極地、島嶼等）的“品種”，可以說就像次要的附屬物似的，是從外部加上去的；這樣的種類被新的、多種形式的和可變的種類所替代，在構成上包括了地理族類或亞種。這樣，通過更為靈活的方法和分類，能夠更為清楚地把具體進化的方面顯示出來，生物學的研究也能夠為蝴蝶和大自然之間的中心問題提供進一步的聯繫。 神秘的擬態對我有著特別的吸引力。這種現象顯示出了一種通常和人造事物相關聯的藝術上的完美。想想看，通過翅膀上氣泡樣的斑點（還配有假折射），或者通過蝶蛹身上有光澤的黃色小疙瘩來模仿毒汁的分泌（“別吃我——我已經被壓扁了，嚐過了，拋棄不要了”）。想想看一隻像會耍雜技的毛毛蟲（龍蝦飛蛾的幼蟲）的本事吧，在幼年期它看起來像鳥糞，但是蛻皮後長出了稀少的膜翅目附屬物，有了巴洛克式的特徵，使得這非同一般的傢伙能夠同時扮演兩個角色（就像東方表演裡一個人變成一對交纏在一起的摔跤手的那個演員）：一個角色是蠕動的幼蟲，另一個是看上去似乎在折磨它的大螞蟻。當某隻飛蛾在形狀和顏色上酷似某隻黃蜂時，它行走和擺動觸角時也是一副像黃蜂而不像飛蛾的樣子。當一隻蝴蝶不得不像一片樹葉的時候，它不僅出色地表現了樹葉的所有細節，而且一般還慷慨地送上斑痕以模仿被蛆蟲鑽出的洞眼。達爾文意義上的“自然選擇”無法解釋模仿神態和模仿行為之間神奇的巧合，當一種保護措施在模仿上的微妙、極致和奢華達到了大大超過其捕食者的鑑別力的程度時，人們也無法求助於“生存競爭”的理論來加以解釋。我在大自然中發現了自己在藝術中尋求的非實用主義的喜悅。兩者都是一種形式的魅力，兩者都是一場難以理解的令人陶醉和受到蒙蔽的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