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第三節

卡爾·海因里希·格勞恩年輕的時候有著出色的男高音歌喉，一個晚上，他必須演唱布倫瑞克的附屬教堂唱詩班指揮舒爾曼所寫的歌劇，但他對其中一些曲調極為厭惡，於是就用自己創作的曲調來代替。在這裡，我感覺到了令人高興的血緣關係的震撼；然而我更喜歡另外兩個先輩，一個是已經提到過的那個年輕的探險家，還有就是那位偉大的病理學家，我母親的外祖父尼古拉·伊拉里奧諾維奇·科茲洛夫（一八一四——一八八九），他是俄國皇家醫學院的第一任院長，諸如下列論文的作者：《論疾病觀念的發展》、《論精神病患者頸孔的封閉》等。在這兒，我不如也順便提一下自己的科學論文，特別是我最中意的三篇：“Notes on Neotropical Plebejinae”（《心理》，第五十二卷，一九四五年第1-2及3-4期）、A New species of Cyclargus Nabokov“（《昆蟲學家》，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和”The Nearctic Members of the Genus Lycaeides Hubner（《比較動物學博物館學報》，哈佛學院，一九四九年），在那年以後，我感到體力上不再可能把科學研究和講課、純文學寫作及（因為她即將誕生——一場痛苦的分娩，一個難對付的嬰兒）結合起來了。

盧卡維什尼科夫家的紋章不像納博科夫家的那麼張揚，也不那麼傳統。那隻盾是一個domna（原始的鼓風爐）的格式化了的變體，無疑是暗指熔煉我的充滿冒險精神的先輩們發現的烏拉爾的礦石。我想要強調，這些盧卡維什尼科夫們——西伯利亞的開拓者、金礦的勘探者和採礦工程師們——和同樣富有的莫斯科的同姓商人之間沒有親緣關係，不同於有些傳記作者們草率的想當然的猜測。我的盧卡維什尼科夫們屬於（自十八世紀以來）喀山省的擁有土地的鄉紳階層。他們的礦山坐落在烏拉爾山脈西伯利亞一側的彼爾姆省，下塔吉爾斯克附近的阿洛帕耶夫斯克。我父親曾兩次乘坐以前的西伯利亞快車到那裡去過，這是北歐快車家族中的一趟漂亮的列車，我曾打算不久後要乘坐，雖然這是一次昆蟲學而不是礦物學的旅行；但是革命阻礙了這一計劃。

我的母親葉連娜·伊万諾夫娜（一八七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一一九三九年五月二日）是地主、治安法官和慈善家、百萬富翁實業家之子伊万·瓦西里耶維奇·盧卡維什尼科夫（一八四一—一九〇一）和科茲洛夫醫生的女兒奧爾加·尼古拉耶夫娜（一八四五——一九〇一）的女兒。母親的雙親在同一年先後死於癌症，父親三月去世，母親六月去世。她的七個兄弟姐妹中，五個幼年夭折，兩個哥哥中，弗拉基米爾於一八八〇年代十六歲時死在達沃斯，瓦西里一九一六年在巴黎去世。伊万·盧卡維什尼科夫脾氣極壞，我母親非常怕他。我童年時對他的所有了解僅限於他的畫像（他的鬍子，脖子上掛著的標誌地方治安法官公職的項鍊），以及標誌他的主要嗜好的野鴨誘子和駝鹿頭之類的東西。他獵獲的兩隻特別巨大的熊，前爪可怕地高抬著，直立在我們鄉村別墅的用鐵圍欄圍起來的前廳裡。每年夏天，我用夠到它們極具吸引力的爪子的能力來測量自己的身高——先是靠下面的前肢的爪子，然後是上面的。一旦你的手指（習慣了觸摸活狗或玩具動物）陷進它們棕色的粗糙的毛里，就會發現它們的肚子原來硬得令人失望。時不時地它們還被搬到花園的一角，徹底地拍打晾曬一番，而從園子方向走過來的可憐的女士，在看到兩個野獸在搖曳的樹蔭下等著她的時候，就會發出一聲驚叫。我父親對打獵根本不感興趣，在這方面和他的兄弟謝爾蓋很不一樣，謝爾蓋是個狂熱的愛好運動的人，從一九〇八年開始就做了沙皇陛下的獵狐犬掌管人。

母親較為快樂的少女時代的回憶之一是在一個夏天和她的姨媽普拉斯科維亞一同去克里米亞旅行，她祖父在那裡的費奧多西亞附近有一所莊園。她和她姨媽、祖父及另外一個老先生——著名的海景畫家艾瓦佐夫斯基——一起散步，她記得畫家說（無疑他這樣說過很多次），在一八三六年聖彼得堡的一次畫展上，他見到了普希金，“一個醜陋的矮個子，帶著一個高大端莊的妻子”。那已經是半個多世紀以前了，那時艾瓦佐夫斯基是個學美術的學生，離普希金去世不到一年的時間。她還記得大自然從自己的調色板中抹下的一筆——一隻小鳥在畫家的灰色高頂大禮帽上留下的白色痕跡。走在她身邊的普拉斯科維亞姨媽是她母親的姐姐，嫁給了著名的梅毒病專家V·M·塔爾諾夫斯基（一八三九——一九〇六），她本人也是個醫生，發表過精神病學、人類學和社會福利方面的著作。一天晚上，在費奧多西亞附近艾瓦佐夫斯基的別墅裡，普拉斯科維亞姨媽在晚餐時遇見了二十八歲的安東·契訶夫醫生，在有關醫學的談話中不知怎的冒犯了他。她是一位非常有知識、非常和藹、非常優雅的女士，很難想像她究竟如何激怒了契訶夫，使他竟然在一八八八年八月三日寫給他姐妹的一封後來發表出來的信裡，粗野得令人難以置信地發作了一通。普拉斯科維亞姨媽，或者如我們所叫的帕莎姨媽，常常到維拉來看我們。她和我們打招呼的方式很讓人著迷：隨著一聲響亮的“Bonjour,les enfants！”昂首闊步地走進兒童室。她於一九一〇年去世。母親守在她病榻旁，帕莎姨媽的臨終遺言是：“這很有意思。現在我明白了。一切都是水，vsyo-voda。”

母親的哥哥瓦西里在外交界服務，然而他沒有康斯坦丁叔叔那麼看重這一點。對於瓦西里·伊万諾維奇來說，這不是一個事業，而是一個多少還能夠接受的環境。他的法國和意大利朋友無法讀出他長長的俄國姓氏，將它簡化成“盧卡”（重音在最後一個音節上），這比他的教名對他更適合。在我童年時代，盧卡舅舅似乎屬於一個由玩具、色彩鮮豔的圖畫書和結滿了亮光光的黑色果子的櫻桃樹構成的世界：他的莊園和我們的莊園僅隔著一條彎曲的河流，他在自己莊園一角的整片果園上蓋起了玻璃房。在夏天，幾乎每天午飯的時候都可以看見他的馬車在橋上駛過，然後沿著小冷杉樹構成的樹籬快速向我們的宅子駛來。我八九歲的時候，吃完午飯後他總是把我抱在膝頭（兩個年輕的男僕在空空的餐廳裡收拾桌子的時候）愛撫我，一面發出低低的哼唱聲和動聽的表示親熱的話語。僕人在場，使我為舅舅感到不好意思，當父親從陽台上對他說“Basile， on vous attend”時，才松下一口氣來。有一次我去火車站接他（那時我想必是十一二歲了），我看著他從長長的國際列車的臥舖車廂下來的時候，他看了我一眼，說：“你變得又黃又平常了〔jaune et laid〕，我可憐的孩子。”在我第十五個命名日的那天，他把我拉到一邊，用他那簡慢、精確而又有點老式的法語通知我，他將我定為他的繼承人。 “現在你可以走了，”他補充道，“l'audience est finie.Je n'ai plus rien a vous dire.”

我記憶中他是個痩削勻稱的小個子，膚色微黑，有閃著赭色斑點的灰綠色的眼睛、濃密的黑色八字胡，以及繫住他領帶結的蛋白石和黃金蛇形環上方顯眼地上下移動的喉結。他的戒指和袖扣也是蛋白石的。一條小金鍊圍在他痩弱的汗毛很重的手腕上，在他的鴿灰色、鼠灰色或銀灰色的夏裝的扣眼里通常插著一朵康乃馨。只有在夏天我才見到他。在羅日傑斯特維諾短暫地逗留後，他會回到法國或意大利，回到他在波城的城堡去（叫佩皮納），回到他羅馬附近的別墅去（叫塔瑪林多），或者去他熱愛的埃及，他從那裡給我寄來美術明信片（棕櫚樹及其倒影、日落、手放在膝頭的法老們），他潦草粗重的筆跡橫跨在上面。然後，又在六月，當芬芳的cheryomuha（舊時代的稠李總狀花，或就叫“總狀花”，正如我在有關《奧涅金》的作品中給它取的名字）像泡沬一樣盛開的時候，他的私人旗幟就會升起在他美麗的羅日傑斯特維諾宅子上空。他旅行時隨身攜帶六隻巨大的箱子，買通了北歐快車在我們這個鄉村小站特別停靠，在他承諾送我一件絕妙的禮物之後，兩隻穿著高跟的白色鞋子的腳就會邁著小碎步，神秘兮兮地把我帶到最近的一棵樹旁，輕巧地摘下——片葉子給我，——面說：“Pour mon neveu， la chose la plus belle au monde——une feuille verte.”

或者他會鄭重地從美國給我帶來《狡猾的爺爺》系列叢書和《巴斯特·布朗》——一個穿一套發紅的套裝的被遺忘了的男孩：如果你仔細看的話，就能看出那顏色其實是一大堆密密的小紅點。每一個事件都是以巴斯特的屁股挨一頓大打結束，打他的是他的細蜂腰但大力氣的媽媽，她用拖鞋、頭髮刷子、不結實的傘、隨便什麼東西——甚至一個肯幫忙的警察的大頭棒——從巴斯特褲子的後臀部打出團團灰塵。由於我從來沒有被打過屁股，那些圖畫給予我的是陌生的異國酷刑的印象，和，比方說，在一本梅恩·里德的書的捲首插圖中所表現的，把一個雙眼凸出的可憐蟲埋在沙漠滾燙的沙子裡，直埋到下巴的做法沒有什麼兩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