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作品是由系統的、相關的個人回憶錄匯集起來的，地域上，從聖彼得堡到聖納澤爾，時間跨度是三十七年，從一九〇三年八月到一九四〇年五月，只有幾次進入了後來的時空。引發了這個系列的那篇文章相當於現在的第五章，那是三十年前，我在巴黎用法文寫的，標題是《O小姐》，讓·波揚把它發表在一九三六年的第二期上。有一張照片紀念這件事（最近發表在吉塞勒·弗羅因德的《詹姆斯·喬伊斯在巴黎》中），只不過把我錯認成“奧迪貝爾提”了（我在的一群閒適地圍著花園石桌的人之中）。 我於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八日移居美國，在那裡，現已去世的希爾達·沃德把《O小姐》翻譯成了英文，經我修訂，愛德華·威克斯將它發表在一九四三年一月份的《大西洋月刊》上（這也是第一家發表我在美國寫的故事的雜誌）。我和《紐約客》的聯繫（通過埃德蒙·威爾遜）開始於一九四二年四月的一首短詩，後來又發表了一些即興的詩歌；但是我的第一篇散文作品只是到了一九四八年一月三日才發表在《紐約客》上：那就是《舅舅的肖像》（完整的作品中的第三章），我是在一九四七年六月在科羅拉多州埃斯蒂斯帕克的哥倫拜恩旅舍寫的，如果不是哈羅德·羅斯如此喜歡我逝去了的往事，我和我的妻子、孩子是不可能在那裡待多久的。 《紐約客》還刊登了第四章（《我受的英國教育》，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七日），第六章（，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二日），第七章（《科萊特》，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一日）以及第九章（《我受的俄國教育》，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八日），以上幾章都是在馬薩諸塞州的坎布里奇，在承受著巨大的身心壓力之下寫出來的；還有寫於紐約州伊薩卡的第十章（《序曲》，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第二章（《母親的肖像》，一九四九年四月九日），第十二章（《塔瑪拉》，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第八章（《幻燈片》，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一日；哈羅德·羅斯的疑問：“納博科夫家是個一把胡桃夾子的家庭嗎？”），第一章（《完美的過去》，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五日），以及第十五章（《花園和公園》，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七日）也都發表在《紐約客》上。

剩下的三章，第十一章和十四章發表在《黨人評論》上（《第一首詩》，一九四九年九月；《流放》，一九五一年一至二月），而第十三章則發表在《哈珀雜誌》上（《三一巷裡的寄宿舍》，一九五一年一月）。 《O小姐》的英譯後來重新收入《九個故事》（新方向出版公司，一九四七年）和《納博科夫的十二篇》（達博迪出版公司，一九五八年；海涅曼出版公司，一九五九年；通俗文庫，一九五九年；企鵝叢書，一九六〇年）中；在企鵝叢書版中我還收進了，它後來成了文選編輯者的寵兒。 雖然我寫作各章節的時候順序是不規則的，這反映在以上初次發表的日期中，但它們整齊地填滿了我心裡按現在章節的順序編好號的空白。這個順序是在一九三六年安放奠基石時就確定了的，在石頭隱秘的洞坑里有著各種各樣的地圖、時間表、一批收藏的火柴盒、一塊深紅色的玻璃片，甚至於還有——我現在意識到——從我的陽台上看到的日內瓦湖的景色，湖上的漣漪和片片水光，今天，在喝下午茶的時候，黑海番鴨和鳳頭鴨在水面上綴出星星點點的黑色。因此，收集成捲對我來說沒有任何困難。紐約的哈珀兄弟出版公司在一九五一年出版了這本書，書名是《確證》；是我確實存在過的確證。不幸的是，這個短語使人聯想起偵探故事，我計劃把書的英國版改名為《說吧，摩涅莫辛涅》，但是人家告訴我“小老太太們不會要求買一本連書名都讀不出來的書的”。我也曾試想過用The Anthemion這個名字，這是一種忍冬形裝飾，包括複雜精美的枝葉交織和擴展的花簇，可是沒人喜歡；所以最後我們只得滿足於《說吧，記憶》（戈蘭茨出版公司，一九五一年；紐約環球文庫，一九六〇年）。這本書的譯本有：俄文版，作者自譯（Drugie Berega，紐約，契訶夫出版公司，一九五四年）；法文版，伊馮娜·達夫特譯（Autres Rivages，伽里瑪出版公司，一九六一年）；意大利文版，布魯諾·奧德拉譯（Parla，Ricordo，蒙達多里出版公司，一九六二年）；西班牙文版，海梅·皮內羅·岡薩雷斯譯（Habla，memoria！，一九六三年出版）；以及德文版，迪特爾·E·齊默爾譯（羅沃爾特出版公司，一九六四年）。以上詳盡無遺地提供了必需數量的書目信息，對《納博科夫的十二篇》書尾的注很不高興的神經過敏的評論家，將會，我希望，迷迷糊糊地把放在現在這本書開頭的信息接受下來。

在美國創作第一稿的時候，對我很不利的是，我幾乎完全沒有關於家庭歷史的資料，因此，當我感到記憶可能有誤的時候，沒有辦法進行核對。現在我父親的傳記已經擴充並修訂了，並且做了無數次的修訂和補充，特別是在前面的幾章。某些放在括弧裡的簡潔的插入語被展開，說出了仍然起作用的內容。否則，只是隨意選來虛設在那裡，在一樁重要事件的敘述中沒有事實上的意義的東西，在我每一次校對各個版本的校樣重讀那一段的時候不斷地打攪我，直到最後我做出了巨大的努力，那任意選來的眼鏡（摩涅莫辛涅一定比別人更需要這東西）變成了被清楚地回憶起來的一個牡蠣殼形狀的香煙盒，在“被絞死者小路”的一棵山楊樹腳下的濕草里閃閃發光，我在一九〇七年的那個六月天在那兒發現一隻很少在西邊這麼遠的地方看見的天蛾，在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前，我的父親在那兒捉到了一隻在我們北方的林地裡極其稀有的孔雀蛺蝶。

在一九五三年的夏天，在亞利桑那州波特爾附近的一個牧場上，在俄勒岡州阿什蘭城一所租住的房子裡，以及在西部和中西部許多家汽車旅館裡，我在捉蝴蝶和寫及的間隙，在我的妻子的幫助下，抽空將《說吧，記憶》翻譯成了俄文。鑑於重述我的Dar（《天賦》）中已經詳盡闡述了的主題會產生的心理問題，我刪去了一整章（第十一章）。另一方面，我修訂了許多段落，力圖彌補一下原作中記憶缺失造成的缺陷——空白點，模糊的地方，朦朧的領域。我發現，有時候高度的集中有可能使模糊不清的灰濛蒙的一片豁然明朗起來，因而這突然出現的景象能夠得到識別，無名的僕人有了名字。對目前《說吧，記憶》這最後版本，我不僅對原來的英文文本作了重大的改動和大量的增補，而且利用了在將它翻譯成俄文時所做的改正。先是用英文複述的俄國的記憶，經過用俄文的複原後又重新再度回到英文，結果證明這個任務是極端困難的，但是想到這樣的多次變形，在蝴蝶身上雖然很普通，但卻沒有任何人嘗試過，我就獲得了一些安慰。

記憶反常的人和反常記憶的受害者根本不應該試圖成為自傳作者。在記憶的反常現像中，最糟的就是在回顧之時把我自己的年齡和世紀的年齡等同起來的傾向。這導致了在本書的第一稿中總是在時間順序上出現一系列驚人的大錯。我出生於一八九九年四月，自然，在比方說一九〇三年的頭四個月，大體上我是三歲；但是在那年的八月，展現在我面前的那個刺眼的“三”（如在《完美的過去》中所描寫的）應該是指世紀的年齡，而不是我的年齡，我的年齡應該是和橡皮枕頭一樣的四四方方和富有彈性的“四”。同樣，在一九〇六年初夏——我開始收集蝴蝶的那個夏天——我是七歲，而不是像在最初第六章災難性的第二段中所說的六歲。不得不承認，摩涅莫辛涅表明了自己是個非常粗心的女孩。

所有的日期都是按新歷計算的：在十九世紀我們比文明世界的其他國家晚十二天，在二十世紀初期晚十三天。按舊曆，我的生日是十九世紀的最後一年的四月十日的黎明時分，而那一天（如果能夠立刻把我飛快地帶過邊界），比方說在德國，是四月二十二日；但是既然我所有的生日都是在二十世紀、隆重程度遞減的情況下慶祝的，大家，包括我自己在內，由於革命和移居國外，從使用儒略歷改為使用格列高利歷，慣常是在四月十號上加十三天而不是十二天。這個錯誤是嚴重的。怎麼辦？我在最近的這本護照上看見，在“生日”後面是“四月二十三日”，這一天也是莎士比亞、我的侄子弗拉基米爾·西科爾斯基、秀蘭·鄧波兒和黑茲爾·布朗（而且她還和我合用一個護照）的生日。這，就是問題之所在。計算上的無能使我未能設法加以解決。

闊別二十年後我乘船回到歐洲，恢復了甚至在我離開前就已經割斷的關係。在這些家庭團聚的場合下，《說吧，記憶》受到了批評。核對了日期和事件的細節，大家發現我在許多情況下都搞錯了，或者沒有足夠深入地審視一個模糊但卻是能夠弄清楚的回憶。給我提供意見的人認為有些事情僅僅是傳說或流言而已，有的即使是真實的，也證明它們和我脆弱的記憶將它們歸入的事件或時期無關，是屬於別的事件或時期的。我的堂兄弟謝爾蓋·謝爾蓋耶維奇·納博科夫給了我有關我們家庭歷史的極為寶貴的資料。我的兩個妹妹都生氣地抗議我對前往比亞里茨的旅途的描述（第七章的開始），她們不斷向我提出具體的細節責問，說我不該把她們留在家裡（“和保姆及姑姑們在一起”！）。由於缺乏具體的文獻資料，那些仍然沒有能夠修訂的部分，現在為了總體的真實我寧願刪去。另一方面，一些有關先輩和其他人物的事實已為人所知，我已經把這些納入了《說吧，記憶》這個最終的文本。我希望有一天能夠寫《繼續說下去吧，記憶》，涉及我在美國度過的一九四〇到一九六〇年：在我的盤形管和坩堝裡，某些揮發物的揮發和某些金屬的熔化過程仍在繼續著。

在這部作品中，讀者得會看到一些零星地提及我的小說的地方，不過總的來說，我感到創作它們時的苦惱已經足夠了，應該讓它們留在瘤胃之中。我在新近給一九三〇年的Zashchita Luzhina（，普特南出版公司，一九六四年），一九三六年的Otchayanie（，普特南出版公司，一九六六年），一九三八年的Priglashenie na kazn＇（《斬首之邀》，普特南出版公司，一九五九年），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連載、一九五二年出版的Dar（《天賦》，普特南出版公司，一九六三年）和一九三八年的Soglyadatay（，菲德拉出版公司，一九六五年）各書的第一個英文譯本所寫的序言中，已經對有關過去我在歐洲的創作部分作了充分詳細和生動的敘述了。對於那些想得到我的出版物的更為完整的書單的讀者，可參考那本詳盡的書目，是迪特爾·E·齊默爾編輯的（Vladimir Nabokov Bibliographie des Gesamtwerks，羅沃爾特出版公司，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一九六四年五月修訂二版）。

在最後一章中描寫的兩手棋收入利普頓-馬修斯-賴斯出版公司出版的《棋題》中（菲伯，倫敦，一九六三年，二五二頁）。然而我最有趣的發明是一個我獻給E·A·茲諾斯科-博羅夫斯基的“白子悔著”棋題，他在三十年代（一九三四年？）將它發表在巴黎的流亡者日報（Poslednie Novosti）上。我記不清棋子的位置了，無法在這裡把棋譜標出來，不過也許某位喜愛“玲瓏棋”（它屬於這類棋題）的人有朝一日會到一個把舊報紙做成縮微膠卷——我們所有的回憶都該做成縮微膠卷——的了不起的圖書館裡去查找。評論家們讀第一個版本時比較粗心，讀現在這個新版本會仔細一些：他們中只有一個人注意到了我在第八章第二節第一段中對弗洛伊德的“兇惡的指責”，而且沒有人發現在第十一章第二節的最後一句中一個偉大的漫畫家的名字，以及我對他的稱頌。對一個作家來說，不得不親自指出這類東西是十分難堪的事情。

為了避免傷害生者或騷擾死者，一些專有名字作了改動。這些在索引中加上了引號。索引主要目的是為了我自己方便，把一些和我過去的年代有關聯的人和主題開列出來。書後的索引會使庸人不快，但是會讓有眼力的人感到高興，哪怕僅僅是因為 通過那個索引的窗口 一株玫瑰爬了進來 有時一陣輕風 從黑海吹來。 這幅照片是納博科夫家在聖彼得堡（現列寧格勒）莫斯卡亞街（現赫爾岑街）四十七號的住宅，為粉紅花崗石建築，有壁畫及其他意大利風格的裝飾，是一位熱心的美國旅遊者於一九五五年所攝。亞歷山大·伊万諾維奇·赫爾岑（一八一二——八七〇）是位著名的自由主義者（一個警察國家對他的這種紀念是不會令他高興的），也是父親喜愛的圖書之一Biloe i Dumi（可以翻譯成《往事與隨想》）一書的天才作者。我的房間在三層，在凸肚窗上方。當時並沒有沿街的椴樹。現在這些綠色的崛起者擋住了二樓我誕生的那個房間的東邊角上的窗子。在國有化後，這所房子為丹麥使團所用，後來成了一所建築學校。馬路邊上的小汽車想來屬於照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