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 9、懂政治，但不搞政治

張榮發曾長年資助過陳水扁，甚至被傳言是陳水扁的“最大金主”之一。 2000年初台灣“總統”選舉之時，張榮發公開站出來支持陳水扁，並出任陳水扁的所謂“國政顧問團”成員，因此被島內媒體稱之為“綠色企業家”代表之一。 2001年陳水扁“出訪”巴拿馬時，在巴拿馬擁有大批投資的張榮發親自出馬到巴拿馬坐鎮。 然而，5年後，在陳水扁再次“出訪”巴拿馬的時候，張榮發卻宣布將在上海成立營運總部，並且高調支持“一國兩制”。 事實上，長榮集團是進大陸較早的台灣大型集團，1994年在台灣當局允許航運業赴大陸投資及經營碼頭業務後，長榮旗下的長榮、立榮兩家海運公司就聞風而動，分別以5000萬美元和3000萬美元在上海、青島、廣州等地投資經營貨櫃集散場及碼頭業務。雖然這8000萬美元投資對張榮發而言僅是探路，但這在當時卻是台灣服務業中對大陸投資規模最大的一筆。

儘管由於台灣政策的限制，長榮集團進入大陸並不順暢，但長榮近幾年的動作十分積極。除了在北京已有長榮航空辦公室，尋求與大陸航空業者的合作外，長榮海運在大陸也已成立上海長榮集裝貨運公司（出資600萬美元，持股60％）、上海寶榮國際集裝公司（出資800萬美元，持股65％）、寧波長勝貨櫃公司（出資1241萬美元，持股40％）、青島長榮集裝箱儲運公司（出資700萬美元，持股40％）、深圳運榮運輸公司（出資175萬美元，持股55％）和深圳和記內陸集裝箱倉儲公司（出資550萬美元）。 誠然，張榮發在台灣雖有支持“綠營”的歷史，但為了和大陸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他逐步放棄了對綠營的支持，並於2002年辭去“台灣總統府資政”職位，還將船隊三分之二的貨輪，由巴拿馬以及台灣地區移往英國和意大利，以佈局歐盟和大陸市場。

作為一名優秀的企業家，張榮發對於大陸市場不可能視而不見，改船籍一事實屬無奈。因為將船隻改在英國和意大利設置的公司名下，以百分之百外資的方式到大陸設立分公司，就可以降低營運成本，增強企業競爭力。 事實上，長榮海運的目標是爭取佔有大陸海運市場的10％；陸運目標是在台商主要投資點籌建集裝箱運輸公司；空運目標是除了目前在北京設辦事處外，爭取能投資沿海機場的地勤、貨運站等項目，以期在兩岸三通全面開放後獲得最大商機。 張榮發深知大陸市場對長榮集團的重要性，故一再向媒體表示“兩岸人民都是中國人”，希望台當局加緊展開兩岸復談事宜，儘早全面開放“三通”。長榮集團副總經理、駐北京總代表周寶裕也表示，長榮之所以呼籲盡快“三通”，就是因為看到不“三通”會延緩兩岸企業素質的提升，使兩岸互蒙其害。周寶裕更表示，對於直航，長榮已“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十幾年來，長榮企業在大陸迅速發展，張榮發到訪大陸也不下10次，並多次受到中央領導接見。 2005年，長榮集團花億人民幣在北京國貿中心購買5層樓作為北京的運營據點，目前大陸市場佔長榮運營收入的60%。 2006年4月召開“國共論壇”時，張榮發雖因故不能出席，但仍派出他的兒子、長榮集團副總裁張國政與會。會談期間，因張國政和胡錦濤總書記握手時間較長，被島內輿論猜測是胡總書記“最重視的人”之一。 一個企業家想要成功，政治因素無疑能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以至於雄心勃勃的企業家在政治面前從來不掩飾他們的激情。遺憾的是，其中的一些人在野蠻生長的過程中，掉進了毀滅性的陷阱——官商勾結、錢權交易……所有這些被稱為“企業原罪”的因素，往往使一個即將興起的企業在千夫所指中黯然退場。

但凡成功的企業家無不深諳政商之間的奧妙，在我國歷史上“紅頂商人”歷朝歷代都大有人在。時至今日，對於企業家特別是台灣的企業家來說，如何充分利用兩岸微妙的關係，適時地發揮自己的作用，作出順應歷史潮流的事情，不僅能夠實現事業的繁榮，而且能夠促進兩岸的和平發展，為民族、國家貢獻自己的力量。 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生意人要懂政治，但是更要憑經商本事吃飯。在中國，“商”、“政”不分家有很深的歷史傳統。晉商、徽商的發跡大都存在對官府權力的依賴。晉商、徽商發財後捐官買爵的歷朝歷代都有，最顯赫的代表人物是徽商之中的紅頂商人胡雪巖。 “市場的歸市場，政府的歸政府”，仍然是當今中國商業孜孜以求的目標。 總之，“經商離不開政治”被許多商人奉為圭臬。但是，成也官場，敗也官場，你和政治走得太近，甚至利用政治投機取巧，可能會一時獲利，但從長遠來看並不划算。更何況，今天的商業環境越來越透明，法制越來越健全，只有依靠洞察力和生意頭腦來賺錢，才能踏踏實實活著，最大限度降低商業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