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家祖傳的“明宣德青花”插瓶最後一次在平安縣城出現應該是個秋天。柳絮無法忘記，她十一歲那年秋天，叔叔柳館長離開縣城，將那對青花插瓶送往省博物館。僅僅一周時間，青花插瓶的主人麥三便在縣革委會安排下取代了叔叔在文化館的位置，成為文化館新一任的館長。一個文化館館長並不是多麼了不得的職務，但是，當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到來時，其在縣城裡各派別的奪權運動中卻佔據了絕對的主動地位，而且實實在在地改變了縣城里許多人的生活，也改變了柳絮的生活。
事實上，柳絮的人生波折也怨不得與她這樣一個十一歲的小孩子毫無關係的麥三。當年母親不負責任地把她送到平安縣叔叔家裡寄養，她的命運已經成了她既定的。
母親將柳絮送給叔叔是迫於無奈。那一年柳絮的父親死了，在一次地質勘探中殉職。母親當時在地質隊擔任技術員，常年要到野外作業，她必須想辦法給柳絮一個安定的生活。送柳絮來縣城之前她是這麼對女兒解釋的。
後來柳絮想，這也許僅僅是母親的藉口。
母親於舊時代出生在一個資產階級家庭。新政權建立之初，她的家庭隱約感受到了他們那個階層的岌岌可危，便將家族的命運寄託在了她的身上。當時，母親從北京那所在全國享有盛譽的高等學府畢業，以她所取得的優異成績，本可以留在北京的科研機構或者留校任教，但她在時代的感召下滿懷激情地選擇了奔赴大西北，來到一個從事衛星發射的軍事基地，與在那裡服役的父親結了婚。母親選擇與出生農家且從小就參加革命的軍人結婚，是他們那個時代青年女學生的時尚，也是服從於組織的崇高品德。當然，她的婚姻還包含著家庭所期盼的改變命運的籌碼。不久，父親因身體原因轉業，他們一起回到父親的家鄉，被安排到地質部門工作。但母親與父親畢竟不是同一個階層的人，他們的成長經歷完全不同，巨大的差異不可避免地成為他們思想的障礙，也滲透於他們的瑣碎生活中。剛開始兩個人還能心平氣和地忍耐，以為度過了三年五載的磨合期就會彼此適應。然後到了舉世矚目的“大革命”時代，母親與父親為他們各自信奉的理論陷入了喋喋不休的辯論與爭吵，繼而是漫長的冷戰。沒有人告訴柳絮母親與父親共同生活的十餘年時間裡究竟發生了什麼，他們在這個特殊時期都選擇了到野外作業來逃避家庭所帶給他們的負擔與責任。不久父親死了，跌落在山谷中粉身碎骨，柳絮被送到平安縣的叔叔家裡寄養。然後柳絮來到沙湖村與年邁的祖母共同生活。然後母親離開野外作業的地質勘探隊調回到砂城地礦局機關。然後是母親的再婚。一切都像編排好的程序——關於母親的悲歡以及柳絮人生命運的程序。
在“大革命”籠罩下的那個亂糟糟的年代，柳絮被母親遺棄在陌生的小縣城裡，年少的她茫然不知，未來等待她的是什麼，她只是有點小傷感。但是，某個黃昏，孤獨的她目睹了一個八歲小男孩面對失去親人的空蕩蕩的院子無助地哭泣，她陪著他流下了傷心的眼淚，並對眼前的世界生出一種莫名的畏懼。
小男孩的祖父和姑奶奶剛剛於一場混亂中死去，他的父親又被嘶鳴的警車帶走了，是經過縣革委會批准正式逮捕的。
在小小的縣城裡能驚動警車來抓捕人還是一件盛事。許多人都去觀看了，十一歲的柳絮也擁擠在那些圍觀的人群中。
小男孩的祖父羅崇文在縣城甚至省城都很有一定的名望，他的意外死亡不能沒有定論。不久，新任文化館館長麥三在一次群眾大會上宣布了羅崇文的若干罪狀，其中最重要的三條是：漢奸（他在“九·一八”事變後逃避參加救亡運動）；告密者（曾經在羅府的田莊里躲藏的西路軍戰士被馬家軍抓獲最終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下）；自絕於人民的現行反革命（竟然敢說人民群眾麥老太太捐獻的文物是假的）。小男孩的父親羅新宇被捕是因為盜竊國家文物，罪證是館長麥三帶人在羅家院子裡搜到的一隻據說是周朝時期的陶罐，而對文物頗有研究的羅崇文已死，身為文化館工作人員的羅新宇說不清陶罐的來歷。按革委會的邏輯，這樣的寶貝應該屬於國家，羅新宇將其據為己有，當然有罪於人民。
陪羅新宇一起挨鬥的是柳絮的叔叔。
這天傍晚，該吃晚飯了，被拉出去批鬥的叔叔還沒有回來。柳絮和嬸嬸坐在飯桌前等他。搭在煤炭爐子上的鐵鍋裡咕嘟咕嘟冒著熱氣，裡面煮著剛上市的新土豆。不知過了多久，窗外已經漆黑一片，爐子裡的炭火早就熄滅了，叔叔才拖著沉重而呆滯的步子走進家門。他的臉上有好幾處青紫色的淤血斑痕，眼睛也浮腫得很厲害，像是頭部挨了一頓拳擊。叔叔和嬸嬸都沒有說話，他們三個人坐下來吃冰涼的煮土豆。儘管他們的肚子很餓，但都感覺到了晚飯的難以下嚥。
這時，從對面羅家的院子里傳來了小男孩的哭聲。
叔叔看了嬸嬸一眼。嬸嬸起身到爐子前撈起一些土豆，裝在一個柳條籃子裡，示意柳絮送到對門去。自從羅家出事後，已經沒有大人敢踏進他們的院子，何況叔叔已經受了牽連，即使他們想照顧那個男孩，也只能讓同樣還是小孩子的柳絮出面。的確，沒有人會把一個不懂政治的孩子怎麼樣。
柳絮來到男孩身邊，她理解他的哭泣——那哭聲裡充滿了害怕被拋棄的恐懼。他可能剛剛體驗到在漆黑的夜晚家裡凌亂一片、親人不知去向的局面，這種恐懼是油然而生的。經歷過數次家庭變故的柳絮已經克服了這種恐懼，她站在羅家幽暗的院子裡，想給哭泣的男孩一點安慰，想以自己的微弱之軀給他一點點微弱的勇氣和力量。於是她在黑暗中伸出稚嫩的手指抹去男孩臉上的淚水，將柳條籃子遞給他。
男孩沒有接籃子。他看著站在眼前的比他高出一頭的女孩朦朧的身影，似乎找到了某種安全感。他漸漸平靜下來，不再哭泣。
柳絮說：“這是新煮的土豆，你餓了吧？”
男孩說：“我不餓，我害怕。”
柳絮說：“怕什麼？聽說現在砂城比這裡鬧得還厲害，不僅大人要拉出去鬥，小孩子也要陪鬥的。”
男孩說：“我怕他們再也不回來了，我怕漆黑的夜晚獨自待在家裡。”
柳絮說：“不怕，我留在這裡陪你。你們家的燈呢？怎麼不開燈啊？”
男孩說：“昨晚燈壞了。他們還沒來得及換下壞燈泡就被帶走了。”
男孩說的“他們”是指此刻還沒有回家的父母。
許多年裡，柳絮常常沉浸在那個秋天的夜晚。夜深了，男孩的父母沒有回來，十一歲的柳絮堅守自己的諾言，留在那個漆黑的院子裡陪男孩。他們相擁著靠坐在一棵冰冷的槐樹下睡著了，一直睡到旭日東昇。然後她看著他醒來。他叫了她一聲姐姐。也許，她心裡對他產生的朦朧愛意就是在他睜開眼睛叫她姐姐的那一刻萌發的。
後來男孩的母親回來了，他的父親羅新宇被送進了附近的一個勞改農場。她的叔叔柳館長則留在縣城裡繼續接受監督改造。
某天，自叔叔遭受批鬥以來就一言不發的嬸嬸突然不知去向，無人照顧的柳絮只好回到鄉下祖母家裡——離砂城一百多公里的一個叫艋縣的地方，那裡有一個叫沙湖村的偏僻村莊。羅家男孩以及被“赦免”了的男孩的母親也去了那裡，他們由此知曉了一個由動詞描述的新事物——下放。也就是說，羅家母子這一去就從城里人變成鄉下人了。此時已經到了“大革命”的第三個年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