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早上，科里貝爾不到八點就開車去接馬丁·貝克。馬丁·貝克還沒換衣服，他穿著睡袍，坐在廚房跟女兒英格麗說話。英格麗那天早上不用上學，難得有空在上學前好好吃頓早餐。馬丁·貝克只喝茶，那女孩兒卻精力旺盛，邊聊著她昨晚參加的反越戰會議，邊將脆皮麵包夾乳酪製成的三明治浸到可可里。聽到門鈴響起，馬丁·貝克將衣帶束緊些，放下手中的香煙——雖然他懷疑他一走到看不到英格麗的地方，她就會去偷吸一口——走去開門。
“你怎麼還沒換衣服？”科里貝爾語帶責難地問。
“我們不是說好八點的嗎？”馬丁·貝克回答。
他轉頭走進廚房。
“只差兩分鐘了，”科里貝爾說，“嗨，英格麗。”
“早安。”英格麗喃喃地回答，一邊帶著罪惡感揮趕還在頭頂繚繞的煙。
科里貝爾在馬丁·貝克的位子上坐下，審視早餐桌。雖然他才吃過很豐盛的早餐，但他覺得自己還能再吃上一頓。馬丁·貝克拿出另一個杯子，為他的訪客倒了一杯茶，英格麗則將奶油碟子、乳酪和早餐都推到他這邊來。
“我一會兒就好。”馬丁·貝克說完，就走進他自己的房間。
他邊穿衣服邊聽到半開的廚房房門裡英格麗在問科里貝爾他七個月大的女兒波荻的事，還有科里貝爾以那隱藏不住的、身為人父的驕做，吹噓女兒的種種優點。當馬丁·貝克刮好鬍子，換過衣服，回到飯廳時，科里貝爾說：
“我剛找到另一個看孩子的保姆。”
“對，我答應下次有需要時我會去幫忙照顧波荻。可以嗎？可以嗎？嬰兒太好玩兒啦。”
“一年前你不是還在說他們是世界上最令人噁心的東西嗎？”馬丁·貝克逗她。
“噢，那是以前的事了，我那時還很孩子氣。”
馬丁·貝克朝科里貝爾眨了眨眼，然後語氣中帶著尊敬地說：
“哦，對不起，你現在已經是個很成熟的女人了，是不是？”
“別傻了，”英格麗說，“我永遠不會變成成熟的女人。我呢，只要成為可愛的女人，然後就直接變成老女人。”
她用手戳戳父親的肚子，然後鑽到自己的房間裡去。當馬丁·貝克和科里貝爾到門廊處穿大衣時，她關著的房門後面傳來震耳的熱門音樂聲。
“是披頭士，”馬丁·貝克說，“她的耳朵沒被震掉真是奇蹟。”
“是滾石合唱團。”科里貝爾糾正他。馬丁·貝克驚訝地看著他。
“你怎麼能分辨出他們之間的不同？”
“噢，他們很不一樣。”科里貝爾邊看著腳下的階梯邊回答。
早晨的這個時間，進城的路已經很擁擠了，但此時這個除了他自己之外大家一致公認開車緊張兼且技術不佳的科里貝爾，倒有一個長處：他對斯德哥爾摩的大街小巷非常熟稔，很會認路，他挑了一些馬丁·貝克完全不知道的小路走，穿過住宅區、高大的辦公大樓、商業區、公寓樓房等等，最後把車子停在渥斯塔山哲思街一棟相當新穎的建築物外頭。
“我敢打睹這裡的租金一定很貴，”他們搭乘電梯上樓時科里貝爾說，“誰想得到貝蒂爾·奧洛夫松這種人居然會住得這等氣派。”
馬丁·貝克不到三十秒就把門打開了，但他還是認為自己動作太慢——他用的是從房屋中介那兒拿到的鑰匙。這所公寓有一房、一廳、廚房和浴室，根據放在入口腳墊上的諸多廣告信、各種垃圾郵件以及混雜在一起的房租賬單看來，過去三個月的租金是瑞典幣一千二百九十六克朗五十一歐爾。除此之外，那一大堆從郵洞塞進來的、將近一個月未撿拾的廣告單及各種免費樣品都引不起他們的興趣。那一大堆東西的最底下，有一張附近超市的彩色印刷廣告單。上頭寫著“特價”，接著是一串各式各樣的美食清單，旁邊分別列出原價和優惠價。譬如一罐波羅的海鯡魚，就由原價二克朗六十三歐爾降到二克朗四十九歐爾。馬丁·貝克把那張廣告單折好，放入口袋。
臥室中放著一一張餐桌、三把椅子、一張床、床頭櫃、兩張扶手椅、一張矮桌、一台電視，及一個衣櫃。所有的家具看來都是最近才一起買入的。房間不怎麼乾淨，沒收拾的床上蓋著一條皺巴巴的床單，桌上有個沒洗乾淨的空煙灰缸。書櫃裡有一本顯然沒看過的平裝書，是傑里·科頓寫的《拉夫與麗菲》。
牆上沒有掛任何畫，只有一些從雜誌上撕下來的汽車圖片或姿態各異的裸女照片，用膠帶貼在牆上。
廚房水槽邊的濾水板裡扣著幾個玻璃杯、盤子以及咖啡杯，濾水板上散印著久已乾燥的斑斑水漬。冰箱的插頭仍插著，裡面有半磅人造奶油、兩小罐啤酒、一顆乾癟的檸檬，及一塊硬得跟石頭一樣的乳酪。碗櫥裡有幾樣家居用品、一盒餅乾、一袋砂糖，及一隻空的咖啡罐。清潔櫃裡則空空如也，但水槽下面有掃把、一個畚箕及一隻裝有垃圾的垃圾袋。有一個抽屜裡裝滿了空火柴盒。
馬丁·貝克到客廳去，打開通往浴室的門。馬桶溢出令人噁心的味道，或許從未清洗過。澡盆及洗手台里布滿一圈圈的污垢，顯示也很少清理。浴室的櫃子裡有把用舊了的牙刷、一把刮鬍刀、一管業已擠扁的牙膏、灰塵，及一簇簇的毛髮。洗手台旁邊掛鉤上掛著的毛巾硬邦邦的，上面滿是污垢。
馬丁·貝克覺得很受不了，轉而去檢查衣櫥。
衣櫥地上有兩雙鞋，都沒刷乾淨，里外都是厚厚一層灰。還有個帆布袋，裡面是發臭的髒床單，以及一些鐵絲衣架，上頭吊著兩件臟襯衫、三件更臟的毛衣、兩條滌綸長褲、一件斜紋軟呢夾克、一件淺灰色的夏天西裝，以及一件深藍色的毛葛大衣。
馬丁·貝克正要伸手去搜它們的口袋時，聽到科里貝爾在廚房裡叫他。
科里貝爾把垃圾袋裡的東西都倒在濾水板上了。此刻他手裡正拿著一個薄薄的、皺皺的塑料袋。
“看看這個。”他說。
袋子的一角有幾顆綠色的顆粒。科里貝爾拿了一點兒，用大拇指和食指揉開。
“大麻。”他說。
馬丁·貝克點頭同意。
“這解釋了為什麼他要收集空火柴盒，”他說，“如果這個袋子是滿的，至少可以裝滿三十個火柴盒。”
剩下的搜索就沒有什麼特別的成果了。幾樣紀念品顯示出貝蒂爾·奧洛夫松曾到加納利群島及波蘭度假。從他那件軟呢斜紋夾克口袋搜出來了四張舊賬單，日期是十二月，賬單是一家“大使餐廳”開出來的。床邊小桌的抽屜裡放著兩個保險套及一張女人的相片，她站在海邊，穿著比基尼，深色皮膚，胖胖的。相片背後用圓珠筆寫著“給心愛的貝拉，凱。”
除此之外，房子裡再無其他私人物件，尤其是沒有任何透露屋主現在身處何處的線索。
馬丁·貝克去按隔壁鄰居的門鈴。有個女人來開門。他們問了些問題。
“呃，你也知道這種公寓是什麼樣的情形，”她說，“你不會去想其他住戶是些什麼人。我見過他幾次，但我想他應該還沒在這裡住很久。”
“你記得最後一次看到他是什麼時候嗎？”科里貝爾問。
那女人搖搖頭。
“毫無印象，”她說，“已經很久了。聖誕節吧？還是那前後？不過，真的不記得了。”
同一層樓的另兩家住戶沒人。至少，是沒人來應門。這公寓好像也沒有管理員，只有大門入口貼了一張通知，說住戶若有東西要修理就與某個修理工聯絡，留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住址。
他們從大門出來後，馬丁·貝克穿過馬路到對面一家超市去，科里貝爾則坐在車裡等他。馬丁·貝克找到經理，給他看那張特價廣告單。
“我無法告訴你那是什麼時候派出去的，”他說，“我們通常在星期五派送這類的單子。嗯，等一等。”他消失在超市的盡頭。過一會兒他回來了。
“二月九日，星期五。”他說道。
馬丁·貝克點點頭，回到科里貝爾那兒。
“他二月九日以後就不曾回來。”馬丁·貝克告訴他。
科里貝爾沒精打采地聳聳肩。
他們沿著索肯街和尼納斯街，穿過哈馬比工業區，然後進入瓦恩德路。到古斯塔夫堡後，他們就去了警察局，跟在奧洛夫松那棟別墅後院發現贓車的兩位員警之一談話。他告訴他們去那棟別墅的路怎麼走。
他們開了十五分鐘抵達那裡。那棟別墅十分隱秘。通往那兒的道路崎嶇不平，只能稱得上是林中小徑。木屋周圍的土地曾經受到良好的照顧，種有草皮，闢有岩石花園，而且鋪了砂石小徑，但現在都只剩下依稀可見的殘跡而已。房子左近，鋪了碎石子的地方，雪已幾乎全部融化，但那離房子很近的林子裡，仍有灰濛蒙的積雪。在花園最遠端，就在樹林邊上，有一間新建的車庫。車庫是空的，從地上碎石殘留的痕跡可以看出曾有三輛車並排停放在這裡，那些車已經不在了。
“他們真笨，竟把車子移走了，”科里貝爾說，“要是他回來了，馬上就會知道警察來過。”
馬丁·貝克研究木屋的門，除了安全鎖之外，還用一個大的銅鎖。唯一能把鑰匙給他們的只有奧洛夫松本人，所以看來他們只好自己動手了。他們從車子的手套箱裡取出螺絲起子及一些其他工具，搞了幾分鐘後，把門打開。
木屋裡有個大房間，充滿鄉村風格的擺設，兩張床是釘到牆壁上的，此外還有一間廚房以及浴室。屋裡的空氣陰冷潮濕，聞起來有霉味，並混有煤油昧。大房間裡有個壁爐，廚房裡則有個燒木材的爐子，除此之外，屋裡主要的取暖設備全仰賴一個放在睡覺區的煤油爐。地板上覆蓋著沙和泥土，大房間裡的家具又髒又破。廚房裡，從餐桌、板凳到架子，無不堆滿了垃圾、空瓶、油膩的盤予、有咖啡渣的杯子以及臟玻璃杯。兩張床中，有一張鋪著臟床單及污穢破爛的拼布被子。
房子裡沒有一點兒人氣。
小小的門廊處有一扇門，門後是一個儲物櫃，架子上擺滿偷來的東西——或許都是贓車裡頭的東西。有晶體管收音機、照相機、望遠鏡、手電筒、工具、幾根釣竿、一把獵槍，以及一台手提式打字機。馬丁·貝克拿過一張凳子，站上去審視最上層的架子。那兒有一套舊的棒球球具、一面退色的瑞典國旗，以及一張裝在相框裡的相片。他把相片拿到大房間裡，給科里貝爾看。
裡面是一位金發的年輕女人和一個穿著短袖襯衫和短褲的小男孩兒。那個女人很漂亮，她和小男孩兒兩個都面對著相機笑得很開心。女人的衣著及髮型顯示當時是三十年代末期，相片的背景就是馬丁·貝克和科里貝爾目前所在的別墅。
“我猜，這應該是他父親去世前一兩年照的，”馬丁·貝克說，“這地方當時看來不太一樣。”
“他母親長得很漂亮，”科里貝爾說，“不知道勒恩進行得怎麼樣？”
埃納爾·勒恩開著車在西潔特繞了許久，才找到貝蒂爾·奧洛夫鬆的母親居住的地方。她現在姓倫德貝里，勒恩發現她丈夫是一家大商店的部門主管。
來開門的女人滿頭白髮，但她的臉看起來不會超過五十五歲。她瘦削，皮膚曬成麥色，雖然春天才剛剛開始。當她疑惑地揚起雙眉時，美麗的灰色眼睛周圍可見些許的細紋，在陽光照耀下，尤其映襯著她麥色的皮膚，顯得甚是慘白。
“你好，”她問道，“有什麼事嗎？”
勒恩將帽子換到另一隻手，拿出證件。
“你是倫德貝里太太？”他說。
她點點頭，等他繼續往下說，同時眼中浮出一絲焦慮。
“是關於你兒子，”勒恩說，“貝蒂爾·奧洛夫松。可以的話，我想問你幾個問題。”
她皺起眉頭。
“他又做了什麼事？”她說。
“我希望是沒事，”勒恩回道，“我能進去一會兒嗎？”
女人猶豫地把手從門把手上移開。
“好——的，”她緩緩地說，“請進。”
勒恩掛好大衣，帽子放在門廊桌上，然後跟她進入客廳。客廳佈置得很舒服，家具都很有品位。女主人指著火爐旁的扶手椅示意他坐下，自己則坐在沙發上。
“好，”她簡潔地說，“請直接說。貝蒂爾的事已經不太能打擊我了，你不如直截了當告訴我實話吧。他乾了什麼？”
“我們在找他，因為我們希望他能幫我們查清一個案子，”
勒恩說，“倫德貝里太太，我只是想問你，你知不知道他在哪兒？”
“他不在家嗎？”她問道，“渥斯塔那邊？”
“沒有，他似乎有好一陣子沒回那裡了。”
“那別墅呢？我們……他在瓦恩德有間別墅。那是貝蒂爾的父親，我的第一任丈夫建造的，現在是貝蒂爾的。也許他會在那裡？”
勒恩搖搖頭。
“他有沒有跟你提到他要去哪裡？”
貝蒂爾·奧洛夫鬆的母親雙手一攤。
“沒有。我們現在幾乎很少說話了。我從不知他在哪兒、在幹什麼。比如說吧，他已經超過一年沒上這裡來了，來的話也只是想藉錢。”
“那他近來有沒有給你打過電話？”
“沒有。當然啦，我們才去西班牙度假三個星期，但即使沒去，我也不認為他打過電話來找我。我們之間再沒任何關係了。”她嘆口氣，說，“我丈夫和我很久以前就對他死心了。現在聽起來，他一點兒也沒變好。”
勒恩無語地坐了一會兒，審視著這個女人。她的嘴角浮現出苦澀的線條。
“你知道有誰可能知道他的下落嗎？”他問道，“固定的女友？明友？或別什麼的人？”
她短促地笑了一下，聲音冷峻而不帶笑意，聽起來很假。
“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她說，“他曾是很乖的孩子，但後來交了壞朋友，被人家牽著走，跟我、我丈夫和他弟弟對著幹，呃，其實是跟所有的人對著幹。然後他進了感化院，但是情況並未因此好轉。在那裡，他只學到更加憎恨這個社會，他還在那裡學會成為專業罪犯以及如何吸毒。”
她生氣地看著勒恩。
“不過我想這已經是公認的事實了，我們的少年感化院和類似的機關，已變成犯罪和吸毒的中介機構。你們所謂的行為矯正根本是一文不值。”
她說的，勒恩大致都同意，因此委實不知該說些什麼才好。
“呃，”最後他終於說，“也許看來是這個樣子。”然後他打起精神說：“我無意引你不快。我能不能再問你一個問題？”
她點點頭。
“你這兩個兒子的感情怎樣？他們見面或用任何方式保持聯絡嗎？”
“不再有聯絡了，”她說，“傑特現在是合格的牙醫，在哥德堡開業。不過，當他還在這裡的牙醫學院上學時，他曾說服貝蒂爾讓他修補牙齒。傑特是很善良的好孩子。他們有一陣了感情很好。但後來出了事，我不知道到底是什麼事，但他們從此不再往來。所以我想你問傑特也沒用，因為他現在根本對貝蒂爾一無所知。這點我很確定。”
“你知不知道他們為什麼反目？”勒恩問。
“不知道，”她邊說，邊把頭轉開。 “一點兒都不知道。反正是出了什麼事。貝蒂爾總是不斷出事，對不對？”
她直視勒恩，勒恩不安地清清喉嚨。
也許是該告辭的時候了？他站起來，伸出手。
“謝謝你的幫忙，倫德貝里太太。”他說道。
她跟他握手，但沒說話。他拿出名片，放在桌上。
“假如有他的消息，也許你願意打電話來通知我一聲？”
她仍舊保持緘默，只是陪他走出客廳，為他開門。
“那麼，再見了。”勒恩說。
他走向前院大門，半路上回頭，看到她紋絲不動地站在家門口，身體挺得筆直，看著他。她比他剛到時明顯蒼老了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