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松。
貢瓦爾·拉爾森歪著腦袋看著那個名字。
“是的，看起來像是安德松——或者是安德生或安瑞生，也可能是別的什麼鬼字眼兒。雖然我想應該是安德松。”
安德松。瑞典有三十九萬人姓安德松。光是斯德哥爾摩的電話簿上，就有一萬零兩百名電話用戶是用這個姓登記的，再加上附近郊區還有兩千名。
馬丁·貝克思考起來。如果利用報紙、收音機和電視，有可能輕易就找到這個打電話的女人；然而，也有可能困難重重。
不過，到目前為止，整個調查過程還沒有碰到哪件工作是輕而易舉的。
他們決定利用報紙、收音機和電視。
結果沒有下落。
這天是星期日，沒有結果應該是可以理解的吧？
可是到了周一早上十一點鐘，仍然沒有任何進展，馬丁·貝克開始疑慮起來。
如果要展開挨家挨戶拜訪，以及電訪上千名用戶，那就表示他們必須調派一大部分的警力，去追究一個最後可能是白搭的線索。然而，難道沒有辦法在某種方式下縮小調查範圍嗎？那座陽台是在一條相當寬廣的街道上，那一定是在靠近市中心的某處。
“一定得如此嗎？”科爾貝里懷疑地問。
“當然不一定，可是……”
“可是什麼？你的直覺告訴了你什麼？”
馬丁·貝克投給他一個苦惱的眼神，然後自我振作地說：
“那張地下鐵車票，是在法官路站買的。”
“但是，我們尚未證明那張票與謀殺案或兇手有所關聯。”
科爾貝里說。
“那張票是在法官路那一站買的，而且只用了單程。”馬丁·貝克固執地說，“兇手留著那張票，是因為他想到回程時可以再用。他從法官路站上車，到瑪麗廣場站或津肯斯達姆斯運動場下車，然後步行剩下的路程到淑女公園。”
“這純粹是猜測。”科爾貝里說。
“他必須用某種辦法支開那個和女孩子在一起玩的小男孩兒。除了那張票，他沒有其他東西可以給他。”
“這是猜測。”科爾貝里說。
“可是邏輯上完全說得通。”
“只是說得過去而已。”
“再說，第一樁謀殺案發生在瓦納迪斯公園，和那個地段可以整個連起來。瓦納迪斯公園，法官路站，整個區域都在歐丁路以北。”
“這點你以前講過了，”科爾貝里冷冷地說，“純粹是猜想。”
“合乎概率理論。”
“你高興這麼說也未嘗不可。”
“我要找到那個姓安德鬆的女人，”馬丁·貝克說，“我們不能只是坐在這裡掐指默算，指望她會自動找上門來，她可能沒有電視，也可能不看報紙，可是不管怎麼樣，她一定有一部電話。”
“一定有嗎？”
“當然。你不可能是從公共電話亭或借用商家的電話打一通那樣的電話。再說，聽起來好像她是一邊打電話，一邊在盯著那個男於。”
“好，這一點我可以接受。”
“如果我們要開始四處打電話、沿街探訪，那麼我們必須有個起始點，必須從某個特定的區域開始。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人力去聯絡每一個姓安德鬆的人。”
科爾貝里沉默地坐了一會兒，然後說：
“暫且把這姓安德鬆的女人擱到一旁，我們先問自己對這個兇手了解多少。”
“我們手上有對於他的某種描述。”
“某種，是的，可以這樣一言以蔽之。況且，我們不知道倫德格林所看到的究竟是不是兇手，前提還是他真的遇到了什麼人。”
“我們知道兇手是個男人。”
“是的，除此之外，我們還知道什麼？”
“我們知道他不在風化組的檔案記錄裡面。”
“是的，假設風化組人員沒有做事不留心，或者遺忘什麼的話。這種事以前不是沒有發生過。”
“我們知道作案大致上的時間，瓦納迪斯公園那件，是在晚間七點過後沒多久；淑女公園那件，是在下午兩點到三點之間。所以那段時間他不必去上班。”
“那表示什麼？”
馬丁·貝克沒說話。科爾貝里自問自答：
“那表示他失業了，或者在度假，或是請病假，或者只是路過斯德哥爾摩，或是工作時間不固定，或者已經退休了，或者是個流浪漢，或者……簡而言之，什麼都無法確定。”
“沒錯。”馬丁·貝克說，“但是我們確實知道一些他的行為模式。”
“你是指心理學家那套說辭。”
“是的。”
“那也只是猜測而已，但是……”科爾貝里先沉默了一陣子，才繼續說，“但是我必須承認，梅蘭德根據那一大堆說辭，做了一個很有道理的摘要。”
“是的。”
“至於這個女人和她打的電話，我們姑且試著把她找出來吧。因為正如你說的，我們總得從某個地方開始下手，而且到現在為止，我們也只是一直在瞎猜而已，所以我們就乾脆假設你是對的吧。你要怎麼進行？”
“我們可以從第五和第九區開始。”馬丁·貝克說，“派幾個人打電話給每個姓安德鬆的人，同時也派幾個人挨家挨戶詢問。我們要求這兩個區的全部人員，把精神集中在這個事情上。特別是沿路有陽台的寬廣街道——像歐丁路、卡爾貝里街、戴涅街、西維爾路等等。”
“行。”科爾貝里說。
他們就此著手工作。
這個星期一真是糟透了。 “大偵探們”(亦即一般群眾)在星期天似乎沒什麼動靜，一部分是因為許多人到鄉下去度週末，另一部分則是因為報紙和電視的安撫作用，可是一等到下個星期一，他們就又完全活躍起來。負責接收線索的中央辦公室電話不斷，有的是一些自認為知道內情的人，有的是想要告白懺悔的精神病，有的則是一些無事找茬儿的無賴漢。公園和樹林等區域到處蜂擁著便衣警察——上百名穿便衣的人員，應該可以稱得上是蜂擁吧——除此之外，現在還要再找一個姓安德鬆的女人。
在此期間，社會仍是籠罩著恐懼的陰影。有許多小孩兒離家也不過十五或二十分鐘而已，他們的父母就急忙跑來報警，而每個報告都必須予以登錄調查；資料越積越多，結果卻沒有一件有用。
在這當中，他們接到第五區的哈松來電。
“你又發現一具屍體嗎？”馬丁·貝克說。
“不是，但是我很擔心那位我們負責注意的埃里克松。就是你下令監視的那個暴露狂。”
“他怎麼啦？”
“自從上星期三買了一堆飲料回家後——大都是酒——就沒看到他出門了。上周有一天，他從一家酒店買到另一家。”
“然後呢？”
“偶爾我們還可以從窗口瞧見人影，伙計們說他看起來像鬼一樣。可是從昨天早上以後，就沒有任何動靜了。”
“你去按門鈴了嗎？”
“去了，他不開門。”
馬丁·貝克幾乎把那個人忘了，現在他想起來了，那對鬼鬼祟祟、淒淒哀哀的眼睛，那雙顫抖瘦弱的手。他覺得全身一陣寒意。
“破門進去。”他說。
“怎麼破法？”
“隨你便。”
掛斷電話，他坐在那兒，把頭埋進雙手。不，他想，不要在這個節骨眼兒又加上這一樁麻煩。
半小時後，哈鬆又打電話來。
“他把煤氣開著。”
“結果呢？”
“現在正在送醫院途中。還活著。”
馬丁·貝克嘆了一口氣——其實是“鬆了一口氣”，正如他們所說的。
“真是千鈞一發。”哈松說，“他佈置得非常周全，把所有的門縫都封住了，前門和廚房門的鑰匙孔也塞了起來。”
“他會沒事吧？”
“是的，感謝老天。煤氣表已經走到盡頭。如果他躺在那裡稍微久一點兒，而且沒人發現的話……”
哈松沒再往下說。
“他有沒有寫什麼遺言？”
“寫了。'我活不下去了。'他潦草地寫在一本過期少女雜誌的頁邊上。我已經通知戒酒中心了。”
“這種事可能以前發生過。”
“嗯，他的確做得挺老到的。”哈松回答。
過了一兩秒鐘，他補上一句：“在你救回他之前。”
還有數小時慘淡的星期一才會結束。到晚上十一點鐘，馬丁·貝克和科爾貝里都回家了。貢瓦爾·拉爾森也打道回府。梅蘭德則留下來坐鎮。每個人都知道他最怨恨徹夜值勤，對他而言，光是想到必須放棄十小時的睡眠，就等於做了一場噩夢一樣。但是他吭也沒吭一聲，表情也和平常一樣冷靜。
一夜無事。他們訪問了許多姓安德鬆的女人，但是沒有人打過那通如今已經聞名遐邇的電話。
沒有出現新屍體，而所有在白天曾經報失的小孩子，也一律安返家門。
馬丁·貝克走路到齊家廣場搭地下鐵回家。
他們已經度過了這一天。從最後一次謀殺案到現在，已經過了一個禮拜——或者應該說，從最近一次謀殺案到現在。
他覺得自己就像個快淹死的人剛找到了一個立足點，但是他心裡也明白得很，那也不過是暫時歇息而已。不消幾個小時，就會有大浪來襲。